“中国模式”病得很重 面临五大困境

中国模式不可能简单地被不具备同样历史路径与“前结构特点”的其他国家复制，也不可能被简单仿效

中国模式源于特定的历史路径

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来说，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由特定的历史路径，而自然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模式。由于历史路径不同，文化传统与政治生态不同，它区别于东欧模式、南欧模式、拉美模式、更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模式，它并非人们按某种理念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改革开放的中国集体经验，在不断试错过程中，适应环境变化而形成的历史产物。

更具体地说，首先，改革开放实践中，执政党保留着强势的执政资源，其次，社会领域中的个人，地方与企业又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竞争的自主性。第三，国家的力量使社会发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社会自主发育受到国家有力的督导与管控。久而久之，改革三十年后的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就形成这样一种特殊的“强国家—弱社会”关系结构。(这里指的强弱是指这两者的相对关系而言，并非指国家具有无限的能力。)这种结构在政治社会学上，也可以称之为“后全能主义型的威权发展模式”。

中国模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种在不断适应环境的“试错反弹”过程中形成的中国模式，为什么在经济上有突出的效绩?从强国家模式的结构上来考察：在市场经济导向下，国家一方面允许社会中的个人、企业与地方等微观细胞具有了追求自身利益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利用全能主义时代形成的动员能力，来整合资源，通过资源与人力低成本的优势，将整个国家变成一家“大公司”，让各个省、地方成为各有自身利益的子公司，有学者称这种结构是“行政联邦主义”，也是这个意思，这种中国模式，在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下，在外向经济中发挥了竞争优势。尤其是，在西方各国与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民粹主义——福利主义”困境的条件下，中国这种经济发展恰恰具有“权威整合——个体竞争”的集群优势。

如果了解了中国模式形成的历史路径与“前结构”特点(例如，继承了革命的全能主义政治资源遗产，来维持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动员)那么就可以理解，它不可能简单地被不具备同样历史路径与“前结构特点”的其他国家复制，也不可能被简单仿效。中国的强势国家承续了革命国家的强力机器，用以保证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的有效管控，这更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拉美国家难以仿效的。就这一意义而言，中国模式是非常独特的，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认为其他国家可以如法炮制中国模式，是一种肤浅的皮相之论。

有人认为德国模式比中国模式优越，这完全可能。但这样的比较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两者完全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德国模式也以德国特有的的文化与传统为条件，并由其特殊的历史路径而形成。德国的国力与富裕程度，使国家在保障社会福利方面有更多的资源与条件可以运用。而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脱离本土条件去仿效外国再好的模式，也只能是东施效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