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康复托养机构缺乏 精神障碍康复者回归社会路漫长

我省重症精神障碍患者约44万人，因为康复机构、社区指导缺位，出了医院就只能“关”在家

精神障碍康复者回归社会路漫长

精神病康复者小杨一直找不到工作，只好整天在家玩电脑游戏。

东南网12月11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林智岚文/图）

12月8日，星期天。杨大姐位于福州台江的一个旧小区家里来了5位客人，她们都是精神障碍患者的家属。这是个不幸的群体，因为长期看护患病的孩子，已经消耗了人生大部分精力，如今均已六七十岁。

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心病：“将来自己老去，家里患精神病的孩子谁来管？靠什么生存？”

随着身体的衰老，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

康复托养机构严重缺乏

刘阿姨今年62岁，老公比她大10岁。40岁的儿子一犯病，家里就乱成一团。自儿子18岁那年患上精神障碍症，22年来，夫妇俩一直深陷痛苦当中。“我们如果出事，儿子怎么办？”

郑阿姨家的情况也差不多。儿子上初中时突发精神障碍症，和和美美的三口之家生活轨迹从此改变。郑阿姨的丈夫3年前去世后，她开始担忧儿子的未来：“如果我也不在了，儿子无人看护，只有流落街头。”

郑阿姨四处寻找社会援助，却发现福州根本没有一个精神障碍康复托养机构。“像我儿子这样的精神障碍康复者，既进不了医院，也进不了社会福利机构。”

重症精神障碍，表现为思维、情感和行为的紊乱，有时不能自控。目前，我国对于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实行“家庭为主、政府为辅”的模式。患者往往处于“发病—住院—出院—复发—再住院”的恶性循环，许多家庭没有财力和精力负担得起对患者的长期管理，如果父母年迈或者家庭其他成员无力监管时，情况更糟糕。

“治疗精神障碍在医学上已经不是难题，关键在于治疗后社会功能的康复。康复者出院后，受歧视找不到工作，又因为找不到工作受到新的歧视，社会的压力易使病情复发。”郑阿姨说。

要么住院，要么“关”在家中，这是许多精神障碍患者的现状。而在一些发达国家，重症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期通常为几天或一两周，紧随其后的是3－6个月的康复训练期，这大大提高了他们回归社会的机会。

3年来，郑阿姨她们四处奔走，呼吁效仿省外的做法建立“精神障碍托养康复所”。这样，能够提供托养服务，让家属从长期的看护中解脱出来，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同时，给康复者提供一个没有歧视的宽松环境，而不再锁在家里，过上集体生活，甚至参加一些简单劳作，恢复自尊和自信，为重返社会做准备。

“精神障碍托养康复所”能够搭建起精神障碍康复者回归社会的桥梁。近日，郑阿姨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她重新燃起了希望。

融入社会是道难过的坎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出院实行“自愿原则”。我省重症精神障碍患者约44万人。现实情况是，医院床位、医生数量明显不足，造成住院“一床难求”。一方面经医院评估可以出院且患者自己也要求出院的，家属婉拒不愿意接纳；另一方面，急性发作患者没床位住不进去。

为什么家属不愿意康复患者出院？患者家属告诉记者，有的父母已经身故，家里的兄弟姐妹已成家，有了自己的生活，且没有多余的住房；

有的父母虽然健在但是年事已高，无法照顾患病的子女。不少家庭宁愿承担部分费用，也不希望患者回来打乱家人的生活。

“出院以后没地方去，只能待在家里。如果有一个康复机构接纳出院的患者，并帮助他们融入社会，那该多好啊！”患者家属透露心声。

目前，精神障碍康复机构、社区指导严重缺乏，患者出院后只能待在家里。他们长期不接触社会，社会功能更加衰退，加上精神压力，病情容易复发。

“让精神障碍康复者回归社会，才是治疗的最终目标。”福州神经精神病防治院纪家武告诉记者，只要经过急性期治疗，并坚持服药，精神障碍康复者也可以在出院后从事一些简单的工作。

据了解，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往往通过立法，支持精神障碍康复者找工作，社区和一些慈善机构会无条件地提供康复患者工作机会。但是在我国，康复者却很难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社会歧视，使精神障碍康复者难以迈过从医院到社会的这道坎。

32岁的小杨，从2009年拿到网管证书至今4年多，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在福州大利嘉城当

过技术员、销售员、送货员，但最终都因他是精神障碍患者而失去工作，最长的一份工只干了两个月。没有工作经验，找工作原本就不容易，而精神障碍病史的存在更加大了难度。上个月，他去残联的一个客服机构找工作，虽然有残疾证，但是企业只招收肢残、智障人士，不招收精神残疾患者。现在，他只有每天在家玩电脑游戏。

小陈自从得了精神障碍，搬了4次家。“这个病若被人知道，就抬不起头了。”他在连江开了一家摄像店，但由于长期服药的副作用，视力一直下降。“如果摄像店都开不成了，今后怎么办？”他为自己的未来担心，“郑阿姨，你说的精神障碍患者托管机构办起来了没有？以后我就去那里。”

理顺重返社会整个链条

目前，精神障碍患者治疗费用已纳入医保报销，但家庭及个人负担仍较重。重症精神障碍病程长、多次复发，病残率高，长年累月的治疗费用大，相当一部分家庭因此经济困难。

杨大姐夫妇原先在厂里上班。2000年，夫妇双双下岗，他们摆过地摊，现在靠送牛奶为生。夫妻俩只能一人外出送牛奶，另一个在家看护患精神障碍疾病的儿子。送牛奶月收入1500元，加上儿子每月360元的低保，就是一家人的生活费。去年11月底，儿子又进了一趟医院，住了3个月，扣除报销比例，自费花了6000多元。至今家里还欠了1万多元的债务。“如果托养机构办起来，儿子有地方托管，我们夫妇就都能出去打工了。”

不久前，郑阿姨在鼓山下找了一个地方，想联合家属们自办“精神障碍托养康复所”。她算了一笔账，场地1000平方米，房租4万元；安装防盗网、床、热水器等设备要7万-8万元；要请医生1位，护士2位，保安3位，护工3位；还要引进生产简易加工品的企业，让康复者能够自食其力。

“前期至少要20万元才能办得起来。”郑阿姨说，“办起来后，每个床位政府有5000元左右的补贴，这样就可以维持场所的运作。但是大家拿不出这笔钱。”20万元，对于已经耗光家底的患者家属来说，实在是一笔大数目。

“我们只能寄希望政府牵头来办，或是有慈善机构愿意帮助。”郑阿姨颇感无奈。

康复体系的不健全，患者很难回归社会，当下急需理顺精神障碍病人预防、收治、诊疗、康复、重返社会整个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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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群体需要社会关爱

《精神卫生法》今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由于更加注重保障精神病人的权益被视为法治重要进步。然而，7个多月来，社会各界依然对精神病人的世界缺乏足够理解。康复病人出院后，步入社会依旧困难重重。

社会的排斥，使得精神障碍患者依旧徘徊在孤独的世界。由于他们的自控能力较弱，受到歧视和羞辱极易导致病情复发，并易发生过激行为，可能伤及他人，重新给社会和家庭造成痛苦和危害。因此，社会和家庭的环境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极为重要。不管从疾病康复还是社会负担角度来看，精神病患者都需要融入社会，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类似事件发生。

在康复机构、社区指导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不能把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责任，一味推到监护人身上，政府应当为患者康复创造有利条件，用“未雨绸缪”式的管理替代“亡羊补牢”，建立集托养、康复、培训、工作为一体的社区康复机构及救助体系。加强社区精神卫生管理，切实采取措施，给这个特殊群体更多的呵护与照顾，创造良好的康复环境，从而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