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档案第四集——〈福建日报〉纪事》出版

东南网9月18日讯（本网记者 谢添实）日前，王仲莘最新著作《我的档案第四集——〈福建日报〉纪事》正式出版。

据了解，《我的档案第四集——〈福建日报〉纪事》全书36万字，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往事回忆，着重回忆何若人、孙泽夫等人创办《福建日报》历程，及培养起来的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另一部分是新闻作品，分别是八闽见闻、神州见闻、域外见闻、生活杂记，为作者在《福建日报》及其子报、子刊上发表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写于改革开放后。

本书作者王仲莘，1928年出生，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福建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在《福建日报》工作21年。著有《朱丹红论文选》（合著）、《华林集》、《屏山札记》、《耕夫心曲》、《对外宣传初论》、《思考》、《花甲群力》（主编）、《论乡讯》、《项南与新闻工作》等。

王仲莘长期奋战在福建省新闻和宣传战线上，此次出版的《我的档案第四集——〈福建日报〉纪事》为《我的档案》系列第四集。

《我的档案第四集——〈福建日报〉纪事》序

□王仲莘

编者按：在福建日报65年的光辉征程中，一代又一代党报工作者将党报精神和光荣传统薪火传承，发扬光大，不断推动党报事业向前发展。作为我省宣传战线的老战士、老领导，王仲莘同志在福建日报创刊65周年前夕，以亲身实践和体会，追寻和阐述党报精神，写就这篇弘扬党报优良传统的力作。当前，党报工作面临新的形势，新的课题，更需要党报精神的支撑与激励。本报今天特全文刊发。

大约半年以前，我给黄岑同志的《风云走笔六十秋》一书作序，在谈到对报社几位已故老领导的回忆时，我斗胆写了句“弘扬老《福建日报》精神”。在《福建日报》前面加个“老”字，目的当然是想把涉及的范围加以限制，比如从对象来说，限制在第一代报人；从时间来说，限制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即“文革”以前。但是，文章写什么当时还未想清楚，我虽然也是第一代报人，这方面感触也很多，但是未作系统研究，一下子要写成文章还有困难。再者，按照“弘扬”的程式写，做出来的文章，也怕与别人已发表的同类文章撞车，弄不好还有抄袭之嫌。第三，“丹青难写是精神”。泛泛而论，无法再现“精神”的原始生态，也不能反映同一种“精神”的不同特色，自然也说不清楚“精神”是怎么来的。经过反复考量，我还是选择了现在的方式，就是重温历史，到历史深处去寻找老《福建日报》精神。

“寻找”从何若人同志开始，我的第一个收获，是在省档案馆找到了他在1952年“三反”时两次报告的记录稿。因为我拿到的是复印件，文书的真实面目，是黄是灰，无从考证，但是蝇头般的钢笔行书仍依稀可辨。值得庆幸的倒是，借着这份十几页的材料，我终于走进了何若人当年的精神世界。何若人在报告中论述了“三反”运动的重大意义，谈到了共产党人对公共财产的态度，旗帜鲜明地宣布，社会主义的公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接着，他第一个站出来，作对照检查，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件是，一次，省里某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到报社来，他交代伙房做了四个菜招待他，因为用的是公款，所以他自责“毫不爱惜国家财物”；另一件是，1951年他到上海出差，把软席卧铺改为硬席，节省下30元钱，他交代行政部门用这些钱买了几斤茶叶和别的土特产，到上海后送给几位新闻界朋友，以感谢他们在报纸筹办时所给予的帮助。在一般人看来，这样做不增加国家开支，没有什么问题。但何若人认为，这样做也不可以，因为“实际上也是对公款的浪费”。按理说，两件事情都不算大，只是因为它们触及了“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条红线，故不能不作严肃的自我批评。但是，这次自我批评的真正意义还不在这里，后来的事实证明：何若人正是通过这两件事情的检讨，划清了公款吃喝、公款送礼的界限，所以才成就了他一生的廉洁。就何若人个人来说是这样，而从报社来说，则以何若人为榜样，做出一项规定：凡请客人吃饭，陪客人员一律按伙食标准交纳伙食费，上至社长，下至一般干部，不得例外。《福建日报》敬畏公款、勤俭节约的新风尚，便是这样树立起来的。

提起何若人同志，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有他每天看过的那几张大样。何若人看大样习惯用毛笔，他头一天夜里看过的大样，第二天都会张贴出来给大家看，以供学习。何若人的毛笔行书写得很漂亮，但最令人感佩的还不是书法本身，而是他在大样上改的字，总是一笔一画，清清楚楚，排字工人一看就懂，无须费时辨认。还有一种乍看让人纳闷的现象，这就是他在大样上每增添几个字，总要在增添处前后删去几个字；反之亦然。这是为什么呢？　目的和前者一样，都是为了节省排字工人的劳动时间。郑板桥在潍县做知县时，曾用“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诗句来表达对民间疾苦的关心。我想，把这句诗改两个字，改为“一字一句总关情”，来形容何若人同工人的关系，也是很恰当的。当然，何若人这样做只是身教的一部分，他的更深的寓意，是要在编辑记者中树立群众观点，真正按照群众要求办报，把报纸办得更加通俗易懂，更加贴近群众，一句话，就是“心系群众，服务读者”，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老《福建日报》精神。

《福建日报》创刊初期，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何若人从山东带来的，有山西的，有江苏的，有本地的，还有南下服务团的。怎样把各方面的干部团结起来，大家共同努力办好报纸？　何若人采取的良策是顾全大局。在考虑领导干部安排时，何若人总是优先考虑其他地方的同志。他的爱人姚勤予，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本来也有条件进报社领导机构编辑委员会，但是何若人却没有这样做，在公与私之间，他选择的是顾全大局。顾全大局不容易，不管是个人服从组织，还是局部服从全局，都意味着牺牲和付出。1953年实行工资制，省直机关的实施方案出台后，报社的同志觉得报社干部的级别定低了，要求予以调整，何若人不同意。他说，省里的方案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报社应该服从大局，接受这个方案。何若人自己带头要求降低一级工资，以实际行动说服了大家。领导顾全大局，办事公道，勇于自我牺牲，以身作则，以德育人，党员干部也自觉服从组织，克服困难挑重担，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事例层出不穷，顾全大局蔚然成风。这是老《福建日报》精神又一重要内容。

《福建日报》创刊于1949年8月25日，到今年8月25日，就整整走过65个年头。65年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福建日报》发生的最美丽动人的故事是什么？　是孙泽夫与何若人在坚持党性原则上的一场“接力赛”。何若人主持报纸工作时，坚持党性原则，勤勤恳恳，呕心沥血，紧跟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密切联系实际，及时准确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圆满地完成各项宣传任务。不仅对内宣传搞得好，对外宣传也搞得好。1949年1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见面，新华社转发塔斯社的消息称，斯大林“接见”毛泽东，何若人敏锐地抛开了“接见”一词，给这条消息做了以下的标题：《当代两大革命巨人/毛主席斯大林会晤》，充分体现了我党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这个用特大字号制作的标题，就像一颗蓝宝石，跨越65年的时空，至今仍然放射着智慧和真理的光芒。在报纸创刊十周年时，省委以“听话”二字，充分肯定了《福建日报》坚持党性、求真务实的精神。孙泽夫很羡慕他的前任获得的这个评价，决心接任后继续把坚持党性原则作为主攻方向。他以抓政治气候为突破口，并以“传达学习不过夜”“先摆情况，后议选题”作为吃透两头的机制保证，及时宣传中央和省委的最新意图，成功地破解了“政治家办报”这一时代课题。权威杂志《新闻战线》以头题位置发表文章，对《福建日报》的经验予以肯定。

《福建日报》创刊后，为办成一份“既有消息又有经验”的党报奋斗了13年，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坚持改革，不断创新。《福建日报》是参照老解放区报纸的模式办起来的，以指导地方工作为主，新闻报道大量的是一般工作动态，不能满足读者对信息的需求。报纸要适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必须进行一次大的改革，逐步用现代新闻观来取代传统新闻观。这一点，何若人、孙泽夫的头脑是清醒的。早在1954年，《福建日报》就在何若人主持下，进行过一次改革的尝试，当时借鉴苏联《真理报》的经验，开辟了《在福建各地》新闻专栏，从内容到形式，完全按照新闻的要求来做，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只办了两年就停了。孙泽夫同志接手后，组织力量对报纸的新闻现状进行研究，认为报纸刊登的稿件多数都不是新闻，能称得上新闻的是少数。这种情况，令孙泽夫感到十分揪心，因为《福建日报》既是党报，也是人民的报纸，作为党和人民的报纸，它既要成为党委指导工作的有力武器，也应成为人民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但现在我们却不能满足广大读者在这方面的要求。因此，孙泽夫日夜都在思考新闻改革问题。1957年，他指导几个“秀才”，研究了一个改革方案，准备大力淘汰那些不是新闻的新闻，后因反右风暴袭来而搁置。那一次，大家都为老孙捏了一把汗。后来，他把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如大抓各级党委报道组建设，创新了全党办报的体制机制。接着，又从几所大学先后选调了50多名大学生，充实编辑记者队伍，大大提高了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为进一步办好报纸创造了条件。1962年，趁着各方面都在进行整顿，孙泽夫主持编委会研究决定，利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进行一次全面的新闻改革。这次改革，从调整机构着手，打破传统的分工，成立了综合性的消息部，统管消息的采写、编辑和版面安排。同时提出了改进新闻报道的具体方案。这次改革力度比较大，使报纸的新闻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遗憾的是，因受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工作重心转移的影响，许多措施未能得到落实，致使改革再次受到挫折。但是，何若人、孙泽夫和编委们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们亲手培育的改革创新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福建日报》人。

访问《福建日报》的老同志，大家一再称道的是：爱护干部，尊重知识，是《福建日报》的老传统、好传统。这个老传统、好传统，是何若人、孙泽夫同志一手培育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肃反、审干、反右，政治运动接连不断，而报社又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每次运动都会涉及许多人，当时领导上压力也很大，但不管压力多大，何若人、孙泽夫总是保持十分冷静的态度，运动后期要作处分决定时更是慎之又慎。因此，使许多同志得到保护，大大降低了运动中的误伤。最典型的是反右派，在孙泽夫同志主持下，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保护了许多同志。《福建日报》偌大一个新闻单位，只划了4个右派（当然也是错的）。更令人感动的是，何若人、孙泽夫同志到了晚年，还在关心着那些与自己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福建日报》的老同志辞世后的遗体告别现场，总少不了何若人老社长的身影；孙泽夫同志在病危时，仍牵挂着那些因为种种原因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老同志，一一请到病榻前，向他们深表歉意。这使我想起孙泽夫同志遗体告别会上那幅挽联：“忠于理想，忠于人民，崇尚实践，报坛堪称楷模；爱护干部，爱惜人才，尊重知识，后辈共仰高节。”

老《福建日报》精神，是第一代报人在何若人、孙泽夫同志带领下共同创造的，作为报社第一代领导班子成员，比如孙明、刘岳峰、徐晓等同志，他们也都为老《福建日报》精神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可以说，参与创办《福建日报》的所有老同志也都贡献了自己的心血和力量，而淡泊名利，工作起来不计时间不讲报酬，无私奉献是大家共同的特点。比如陆志斌同志，报纸创刊初期担任军事组副组长（相当于后来的副处级），以后又担任过八个部门的负责人，为报纸的军事、文艺、理论、文教宣传和评论工作做了很大贡献，最后在处长的位置上离休。老陆不仅没有怨言，而且还对组织的培养充满感激之情。1999年底，陆志斌因病住院，检查发现是肝癌晚期，他竟对儿女说，不要把他的病情告诉组织，以免给组织添麻烦。此事传扬开来，报社上下无不为之动容。又如陈炳岑同志，从报纸创刊到离休都未离开过报社，而且一直在副刊工作。作为资深副刊编辑，他培养了很多作者，也写了不少作品，为办好副刊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从不张扬。1960年，陈炳岑深入基层采访，发现了“惠安八女征荒岛”这个典型，连写了两篇情文并茂、感人肺腑的长篇通讯，在省内外影响很大，全国有十几家大报转载了这个故事，但是至今谁也不知道文章的作者是谁，因为老陈两篇文章署名用的都是“本报记者”。

综上所述，坚持党性，勇于创新；心系群众，服务读者；敬畏公款，勤俭节约；顾全大局，公而忘私；爱护干部，尊重知识；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等等，就是我要寻找的老《福建日报》精神，而坚持党性、顾全大局、爱护干部、敬畏公款则是老《福建日报》精神的特色，尤其值得关注，值得研究，值得发扬。

2014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