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纪念古田会议85周年

    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纪念古田会议85周年

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剪纸）　佚 名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研局

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镇溪背村曙光小学（原廖氏宗祠）召开。这次会议虽然只是红四军一次党内会议，但由于它系统地、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当时党和军队建设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因而不仅对红四军，而且对全党全军的建设和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一、古田会议的历史背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重心实际上由城市转入农村，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初期，革命道路怎么走、武装斗争怎么搞、人民军队怎么建、党的建设怎么抓等一系列根本性重大问题，严峻地摆在全党面前，成为党面临的历史性挑战和考验。古田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1.党在建军初期的艰辛探索为古田会议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各地武装起义中，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创建人民军队的实践。在红军创建初期，中共中央根据马列主义建军理论和苏联建军的历史经验，作出废除雇佣兵制度、实行党对红军的领导、在红军中实行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等指示，明确提出了政治建军的大方向，对正在创建中的红军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中共中央对红军创建初期的指导还存在脱离各地实际情况、机械套用苏联红军经验等问题。

在全党对武装斗争及随之而来的建党建军道路的最初探索中，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卓越实践，特别是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所作出的一系列独特创造。1928年4月，由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骨干和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及湘南起义农军在井冈山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这两支部队都是从起义失败的境地中突围而来，最初的成分大多从旧军队转化而来，新扩充的成分大多从农民中来。起义失败后，不少官兵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缺乏认识和信心，连遭挫折后士气低落、军心涣散，离队、叛变现象大量发生；旧军队的影响严重存在，一些军官沿用旧的管理方式，任意打骂士兵，生活待遇特殊，官兵关系十分紧张；共产党的组织不健全，党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党不能切实掌握部队，有的军事主官拒不服从党的领导。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27年9月，毛泽东在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转移途中，领导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成为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主要是：把已经不足千人的部队缩编为1个团；在部队各级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由过去1个团设1个支部改为“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立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规定部队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并有监督军官权。之后，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毛泽东又明确提出部队必须执行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和优待俘虏政策，进一步推动了政治建军的进程。1927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朱德、陈毅在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移途中，领导开展了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使部队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为建党建军积累了宝贵经验。红四军成立后，全军统一实行三湾改编确立的制度，从而成为全国红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建设最好的一支部队。

2.红四军党内的重要争论为古田会议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探索创建适应中国革命斗争需要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历史进程中，红四军党内在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意见分歧。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出击。下井冈山后一段时间，部队处在险恶复杂的游击战争环境，迭遭挫折；中共中央“二月来信”根据共产国际意见，要求红军分散到乡村去发动群众，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来中央”，在部队中造成一些消极影响；红四军有的领导干部在处理意见分歧时攻击个人，挑拨关系，采取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错误做法，以上因素使红四军党内意见分歧进一步加深，终于在5月份酿成一场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应当重新设立军委（红四军成立时即设立了军委，1929年2月初为减少领导层次而暂时停止办公），由这个问题进一步引申出3个问题：是否党管一切、一切工作是否归党支部、党员个人在党组织内是否自由。这场争论反映出，在如何认识红军的性质任务、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如何实施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以及如何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借鉴苏联建军经验、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等重大问题上，红四军党内认识还不够明确和统一。而党内不同意见的碰撞交锋，促进了新的建军思想的生长。

争论中，主张重新设立军委的同志说，“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这个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提出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支部只能管教育，党内要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因此，5月初成立的红四军临时军委第一次开会就作出限制前委权力的决定，要求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反对此时恢复军委的同志认为，只有4000多人一支部队，又常处在行军和游击之中，在前委之下、纵队委之上插进一个军委完全没有必要；主张党管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个人自由在党内要受限制是3个最大的组织原则，不能动摇；不同意前委代替了群众组织、红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说法。前委书记毛泽东认为，“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其实质是红四军党内无产阶级同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两个思想系统、两个指导路线的斗争，其主要问题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

6月8日在上杭白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毛泽东因难以继续工作一度以书面形式提出辞职。之后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准备不充分，指导思想存在偏差，没有能够解决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红四军“七大”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3.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给予了正确有力指导。中共中央对红四军这支全国最强大的革命武装一直给予特殊关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29年8、9月间，陈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详细汇报了红四军全面情况，并撰写提交了《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等5个书面材料。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汇报后，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由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起草，经周恩来审定后于9月28日发出(史称“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提出明确意见，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观点。来信充分肯定红军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明确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为“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明确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应当采取“集权制”，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指出，“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强调“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来信对红军中党组织、政治委员和政治部等的设置、任务、作用均作出明确规定。

来信明确指出红四军有关会议“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缺点，对朱德、毛泽东工作方法上的错误提出中肯批评，强调要团结对敌，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并指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周恩来特别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全面总结红军特别是红四军斗争和建设的经验，明确了事关红军建设全局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和制度规定，正确解决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主要问题，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依据，为古田会议顺利召开排除了障碍。

二、古田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前准备充分。1929年10月下旬，陈毅携带“九月来信”回到红四军后，和朱德连夜召开前委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并写信给毛泽东请他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朱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指示，欢迎毛泽东重回前委工作。陈毅深刻检讨自己在红四军“七大”时所犯错误，表示要“用布尔塞维克党的态度扫除一切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11月26日，朱德、陈毅与患疟疾大病3个月、刚刚痊愈的毛泽东在长汀会合。毛泽东表示接受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在中共中央指示和各自作坦诚自我批评的基础上，红四军主要领导之间消除了矛盾和隔阂，达成了高度一致和团结。

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筹备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同时加紧对部队进行整顿和训练。随后，红四军在连城新泉进行了10天左右的政治和军事整训。毛泽东和陈毅连续召开有支队、大队干部和士兵代表等参加的调查会，一边了解分析部队情况，一边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12月中旬红四军开赴上杭古田后，又召开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围绕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倾向，分组讨论其产生的根源、危害和纠正办法，并分别起草提案草案送交前委审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他回到红四军后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对这些提案草案进行综合整理，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

2.会议进展顺利。12月28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正式召开。红四军各级党代表和干部、士兵代表以及闽西地方的干部、妇女代表共12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和《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精神，还作了关于反对枪毙逃兵问题的报告。

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拥护中央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案、士兵决议案等5个决议案（这5个决议案会后未及时整理出来，均已散失）。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谭震林等11人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3.决议彪炳史册。古田会议决议全文共18500字，由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废止肉刑问题、优待伤病兵问题、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等8个决议案组成。决议的主题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指示精神，全面总结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来政治建军的实践经验，分析批判红四军内部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错误倾向，有针对性地提出纠正和解决的原则、制度和办法，从而实现红四军的“彻底改造”，牢固建立党在红军中的政治领导，以担负起中国革命所赋予的任务。主要内容包括：

（1）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明确其与国民党军队及一切旧式武装的根本区别。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

（2）阐明了军事与政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规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军队政治工作、政治机关的职能与任务。强调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规定“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群众工作、建设政权、建立地方武装、指挥筹款，均属政治部门的职权；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行地方政权机关职能，至地方政权机关建立为止。

（3）深刻分析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来源、表现和危害，提出了加强党内教育的重要任务。决议开门见山地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强调要“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决议分析批判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8种主要错误倾向，指出其来源“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并分别提出了纠正的方法。

（4）深刻分析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错误倾向，系统规定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原则、制度和措施。针对“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的现状，规定新分子入党必须符合“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等5个条件，提出对不符合条件的党员“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规定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规定了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和会议制度，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5）强调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规定了宣传工作的任务和要求。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分析红军宣传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规定了宣传内容、技术、形式和方法。

（6）规定红军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强调必须坚持官兵平等、军民团结和瓦解敌军。指出，红军“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针对部队存在的影响官兵关系的突出矛盾，专门研究制定废止肉刑问题和优待伤病兵问题两个决议案。重申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爱护人民群众利益，尊重地方党，支持帮助他们的工作。规定优待俘虏和医治敌方伤兵办法，强调做好对敌军宣传工作。

（7）深刻阐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意义，实际上提出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指出，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提出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提出了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基础的思想，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虽然还没有用这样的语言）”。

古田会议决议通篇贯穿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和思想建党的党的建设原则。决议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三、古田会议的主要贡献和现实启示

古田会议的历史贡献丰富而重大，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是正确解决了红四军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促进了红四军的发展壮大。古田会议对红四军内议论纷纭的党与军队关系、民主与集中关系、军事与政治关系、政治工作地位作用、官兵关系等问题都作出了明确回答。会后，红四军部队迅速掀起传达贯彻会议精神的群众运动,“自上而下造成了一种反不良倾向的气氛”。“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觉悟显著提高，各种不良倾向逐步克服，部队呈现出一片新的气象。”通过学习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红四军部队思想政治建设全面加强，凝聚力、战斗力大大增强，为长远建设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会后不久，红四军胜利打破国民党军队第二次“三省会剿”，建立了比较稳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先后与其他部队合编组成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成为中国革命武装的一支骨干力量。

二是形成了稳固的红四军政治领导的中心，为日后党的军事领袖地位的确立打下了基础。古田会议前，红四军主要领导之间在不少重要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通过古田会议，他们在党的正确路线基础上达成共识，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领导集体，尤其第一次在一定范围正式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在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此，中共中央当时即给予充分肯定，在1930年2月1日给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从此，毛泽东与朱德等相互支持、密切配合，逐步从朱毛红军的灵魂人物发展成为全国革命武装的最高领袖。

三是提出了政治建军的一系列原则、制度和方法，找到了适应中国革命武装斗争需要的建军模式。古田会议根据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历史条件，围绕“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这支军队”的历史课题，明确规定了政治建军的原则和方向，提出了关于红军性质任务、党的领导、政治工作等方面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制度措施，标志着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初步形成。这次会议虽然是为解决红四军中的问题而召开的，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红四军。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后有广大的发展和创造，现在的面貌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线还是继承了这个决议的路线”。古田会议召开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

四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注重思想建党的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纲领。当中国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后，党和红军“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在这种情况下，怎样保持党和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防止蜕变为“农民党”和“流寇”，是党面临的现实挑战。党的“六大”受共产国际影响，强调通过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来解决这一问题，显然是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古田会议在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的同时，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强调通过有计划地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不断开展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斗争，以保证党和红军内“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并具体规定了开展思想教育的方法和途径。这就从理论、制度和方法上初步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革命中党的建设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

古田会议确立的政治建军、思想建党的基本原则，提出并体现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这次会议精神的精髓所在，对我党我军的建设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古田会议将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确立了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启示我们：虽然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我军的性质宗旨没有改变，我军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仍然是实现党的纲领路线、服务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工具，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走政治建军的道路。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面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思潮的影响，面对一些同志头脑中仍然或多或少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必须着力提高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自觉和实际能力，切实打牢官兵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思想政治根基，确保全军一切行动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从实际出发提出、研究和解决问题，紧紧围绕革命斗争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分析原因、制定办法，是古田会议一个基本的工作思路，启示我们：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必须坚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盯着实际问题做工作。学习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就要学习它强烈的问题意识，认清问题是客观实际的集中反映，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就要从正视问题出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突破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为保证古田会议顺利召开，中共中央和红四军前委特别是毛泽东在会前做了大量深入调查研究，这个过程既是摸清实际情况、统一思想的过程，也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作出理论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启示我们：调查研究是党的基本工作方法，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必须始终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与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密切相连、有机统一，是二者的重要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以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才能保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这一根本工作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把调查研究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重要问题、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环节来抓，努力实现其科学化、制度化、经常化。

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古田会议绝大多数参加者表现出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坚定信念、对革命前途的充分信心和对革命战争胜利的不懈追求，启示我们：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奋斗目标和精神支柱，是革命者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精神动力，必须十分珍视、永不放弃。不管岁月如何流逝、时代如何变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越是和平时期经济繁荣，越要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时刻高擎起理想信念的旗帜。当前坚定理想信念，根本的就是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