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学研究要树立大儒学观大哲学观

东南网12月22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吴敏树 红霞）

12月13日，省社会科学界2014年学术年会分论坛“罗从彦理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在武夷学院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宋明理学研究中心主任李景源作了闽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的主题报告，记者撷取一二与读者分享。

◆新儒学之新，在于确立了本体论

闽学是程学道南入闽流播的结晶，先有闽北的游酢、杨时传续二程之学，后有罗从彦、李侗接续，至朱子成集大成者，建立了宋代新儒学最完备的思想体系。朱子学在学术上虽属于道学体系中理学的一支，但因其体系博大精深，学脉流布宏阔，很快由地域文化升格为正统的思想学派，影响扩展到全世界。

闽学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朱子学因完成了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综合创新而成为新儒学的主流。闽学的贡献与命运，是与新儒学的兴起密切相关的。

新儒学之新，在于它的本体论的确立，为先秦儒学建立了本体论的根据。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诚如陈寅恪所言，早在南北朝时期即有儒释道三教并立之说，“从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然而，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影响最深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在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禅宗的“求心见性”对士大夫有极大的吸引力。先秦儒学缺乏形上根据的弊端日益显现，禅宗批评儒家“徒守人伦之近事，而不见乎人生之远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是儒学为人们安身立命提供精神家园的首要任务。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周子以无极言道，张子以气言道，二程以理言道，但他们共同体现出历史的向度，即为儒家的心性之学建立本体论。道德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天人关系则是超越道德价值并决定道德价值的。钱穆认为，新儒学在变动不居的现象背后添上一不变的本体，使人生论上了一个新台阶。冯友兰认为，本体论使儒家的道德境界上升为天地境界，人的精神境界达到这样的高度，宗教对于他就失去作用了。蔡元培提倡以美学代宗教，其实，真能代替宗教的是哲学。这一点，正是新儒学的最大贡献。

新儒学为当时国人重建了终极关怀和最高理想，继承了先秦儒学内在超越的传统，形成了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思想体系。新儒学所建立的本体论是活着的体系，时至今日仍有其生命力。1937年10月，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人议论“中国会不会亡”，大家一致认为，中国不会亡，因为中国的思想不会亡。为此，他们竭尽全力为民族复兴著书立说。

无论是新理学，还是新道学、新心学，都是从本体论层面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思想上的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对新儒学的意义，我们要见今而识古，通古今之变并观审出其中有不变的血脉在。

◆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优势已回归中国

文化的最高使命就是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新儒学和闽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所处的地位，可以看出闽学研究对中国文化建设所承担的重要使命。我们对闽学的性质、地位、作用把握得越深入，其认识成果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就越大。

近代以来，关于文化的论争，本质上都是选择何种价值体系的论争。近代展开的“天人之辩”、“理欲之辩”、“义利之辩”和“群己之辩”表明，随着经学时代的终结，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解体和现代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建这两大趋势是相互连结的。在价值观层面上融通中与西、古与今是思想界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有的学者提出“马魂、中体、西用，三流合一”的创意如何实现是应引起全体学人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闽学研究无疑会对此做出别具一格的贡献。陈寅恪曾指出，玄奘唯识之学以及全盘西化、欧化之思想，在我国思想史上从未居最高之地位，虽然震荡一时之人心，最终却归于消沉歇绝。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条道路就是新儒家所诏示的旧途径。新儒家会通佛道，扩充儒学，培植根基，使其焕发新生命的案例，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977年，邓小平向刚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一个重要任务，他讲，未来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且要成为一个文化大国。众所周知，文化大国的基础是学术大国、思想大国。学术的积累加学术的繁荣，是实现文化强国的基础性环节。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民族危亡相伴随的是中国文化的衰落，文化衰落的集中表现是学术文化的衰落，中国的学术文化在国际上失去正统地位，丧失独立性。许多志士仁人都把人文学科学术文化的兴衰视为关系中华民族精神生死的大事。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优势已回归中国，国外学术重镇如英、法等国大学明确提出以汉语为中心的中国问题研究的口号，表明外国的中国学正在去西方化，进入中国化时代。中国学子的任务是集思广益，拿出能占领思想制高点的学术成果。谁做到了这一点，谁就能代表民族发言。在这方面，冯友兰最有代表性。他的几部哲学史都被译为英文，成为西方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必备书目。

◆闽学研究要从特殊上升到普遍

闽学研究居于思想史的考察，有一个正确的史观很要紧。陈寅恪说，中国文化中的三纲六纪之说，为抽象理想的最高境界。然不能不有所依托，其所依托及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为最要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

近代以来，两种救国方案，即思想改造论和社会改造论，反映了两种历史观之争。但最终，依据唯物史观提出的社会改造论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胜利的道路。

离开唯物史观，很难把握近代以来文化新统的本质。张岱年和冯契都曾明确提出建立中国文化新统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不是只有一个传统，而是存在两个传统，一个是古代传统，一个是近代传统。正是这个近代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今天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和精神世界。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哲学展开，应重点接续近代传统而继往开来。是否承认这个传统，以及这个传统的内核是什么，直接关系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真正基础。

自近代以来，由严复、梁启超发动的史学革命本质上是历史观的革命，表现为从天命史观到人定史观、从帝王史观到民众史观的转变。严、梁二人均提出去君史、写民史、中民权，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为唯物史观的传入奠定了历史观的基础。这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主旋律。陈寅恪主张治文化史时应具有“纵贯之眼光”和“史学之通识”。毛泽东提出的全面历史的方法、古今中外法，就是把问题放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当作具体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以，闽学研究要树立大儒学观、大哲学观，要把理学与数本论、气本论、心本论、性本论、国体论，要把湘学、浙学、闽学融合起来，不要对立起来。我们研究的是地域文化，是文化本身，要从特殊上升到普遍，进而为人类思想宝库作出独特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线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唯物史观的引进和传播，是中华民族长期探索的结果，它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融合会通的核心和灵魂。从包容性发展到亚太经济共同体共同发展，我们已形成自己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我们期待中国哲学在人生观、价值观、精神家园建设方面作出义不容辞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