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学校、报社、出版社内迁 抗战文艺活动蓬勃发展

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福建各阶层民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感召下，利用话剧、歌咏等文艺形式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而彼时的南平，由于学校、报社、出版社的大量内迁，抗战文艺活动更是蓬勃发展。近日，记者走进南平，探寻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抗战文艺别样“红”

　　国立暨南大学建阳办学旧址 王柳珍摄

东南网8月25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树红霞 刘辉）山城南平，两溪交流，群山环抱，自古以来就是兵家要地。抗战期间，闽北地理位置优势再次显示，成为战争避难之所。东南沿海城市沦陷后，国民政府一些军政机构、工厂、商家、学校、文化团体等迁到闽北，市区居民从1万余人猛增到10万人，昔日的抗战后方成为东南半壁江山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平也因此被称作“小重庆”。

文艺宣传唤醒国人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南平不少救亡团体已开展了救亡话剧演出，有的团体还设立演出队、歌咏队，以文艺宣传的形式唤醒国人，取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党史专家林强告诉记者。

林强曾在南平地委党史研究室工作六年，其间通过多方查找资料，编写了多本南平抗日革命史书，对于南平的抗日救亡活动，如数家珍。

“当时，闽北各县先后成立‘七七’剧团、剑津中学剧团、抗敌剧团、青年剧社等抗日戏剧团体，经常在各大戏院公演，义演《放下你的鞭子》《回春之曲》《珠江怒潮》等抗日戏剧。”林强说，抗日戏剧团体还派出小分队，肩背道具、行装，跋山涉水到各乡村巡演，揭露日寇在中国的暴行，激发民众抗日情绪。

1938年秋，由平津流亡学生团成员项德崇（项南）等人成立的抗敌剧团，在顺昌洋口、城关举行《三江口》《菱姑》《夜之歌》等抗日剧目公演，轰动顺昌城。建瓯邮电部门也成立抗日邮电业余剧团，在建瓯大戏院和丁家巷剧场演出抗日独幕话剧，深受群众欢迎。

在松溪，由30多位小学教员组织的抗日救亡话剧团，自编自演了8场方言话剧《守财奴》，以犀利、尖辣和幽默的语言，鞭挞了那些不顾民族危亡、不肯为抗日出力的守财奴，号召人民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支援抗日。

除话剧外，东南区进步的音乐工作者经常在南平演出，如永安音乐学院的《黄河大合唱》、剑津音乐团的救亡歌曲演出等。从福州迁来的格致中学音乐团来到南平黄金山，在剑津礼堂进行了两天精湛的演出，他们演唱《民族的奋斗》歌剧中的一乐章——“沦陷的悲哀”，以上海工人抗日运动为主题，声调激烈悲壮，群众备受鼓舞。

“在抗战时期，南平城区还举行过‘万人大合唱’集会，由中学教师教唱抗日歌曲，悲壮激昂的抗日歌声响彻山城。”讲起这些抗日事迹，林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这些大大小小的剧团、歌咏队走遍南平的大街小巷，把闽北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推向高潮。

　　即将修复完成的武夷山文庙，曾是义勇队队员居住的地方。金文莲 摄

救亡刊物大量涌现

抗战期间，除了原有的《剑报》《南平广播电讯》《剑声》等报刊，原在福州、杭州、金华的《南方日报》《东南日报》《天行报》陆续迁到南平。这些报刊大量刊载国内外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电讯，并发表大量社论，宣传抗战。同时，很多进步艺术家以这些报纸副刊为阵地，用文艺作品宣传抗日。

当年的《东南日报》社就位于南平西门外的昼锦坊，几排木造的平房便是原有的办公地址。已过世的华东师大教授钱今昔于1942年离开被日本占领的上海市区，一路漂泊到南平，丢失了大部分随身行李，进入《东南日报》社当编辑。

钱今昔在回忆文章《南平艺林烟云》中写道：“我记得靳以、王西彦、许杰、宦乡、杨潮（羊枣）、吴大琨等作家都常替笔垒（《东南日报》文艺副刊）写稿，内容大都是抒发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对未来光明的憧憬，以正面的笔触喊出坚持抗战的呼声，也以迂回的毫锋鞭挞倒退的暗流。如陈向平以‘双溪一士’为名写了多篇浙赣线撤退情况的报道文学，深刻地揭露日军的烧杀、人民的受害和国民党的无能等。”

钱今昔也在笔垒以连载的方式写了14篇报道文学，总标题是“上海风景线”，报道他在上海目睹日本鬼子和汉奸血腥屠杀民众和反抗中的人民。

如今的昼锦坊已是商铺林立，小木屋也难觅踪影，但斯人斯事却不会被后人忘却。

林强介绍，杨潮还主编发行进步刊物《国际时声研究》，靳以主编出版了《人世百图》（苏麟著）和《红灯》（李满红著）等抗日文艺书籍。此外，闽北其他县也创办了许多抗日救亡的报刊，主要有建阳的《民力》、邵武“协和大学”的《笔报》以及《顺昌抗敌日报》、建瓯出版的《闽北日报》的“闪击”副刊和“闪击文艺社”等，各县城区、学校还出壁报、画刊、宣传栏，成为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支战斗号角。

特殊的战斗武器

抗战期间，云集山城的文艺家们用一切可能的文艺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其中就包括漫画、木刻，他们用这两种武器来发挥其特殊战斗作用，在当时沉沉黑暗中的旧中国，其作用无可代替。

据钱今昔的回忆文章，他当时接编《东南图画半月刊》，该刊主要是用塑料版、铜版、锌版、木刻版联合付印的，4开8页，单独编印，随《东南日报》发行。那时塑料版初次出现，几次实验，才能应用。

为了在画刊开辟漫画版，钱今昔联系了一大批东南区漫画木刻作家，经常为漫画版动笔或动木刻刀的有杨可扬（阿扬）、邵克萍、章西崖、景长、秉恒等。

“比如，阿扬的《筑路工人》《作家之家》，景长、袭堂的《闽中工人》《农民生活形象》等作品，笔调鲜明，斗争性强。”钱今昔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杨可扬、邵克萍还到南平举办了漫画木刻作品展览会，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

“那些文艺团体、知名人士还和当地的抗日团体结合起来，办起了书店。”林强说，如生活书店南平分店，销售了大量抗日救亡读物及进步图书。书店实行开架售货，读者可以自由阅选，扩大了宣传，很受进步青年的欢迎。

此外，还有浦城的书报合作社、顺昌洋口的读书会等，都有力地推动了闽北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歌声剧声读书声，声声抗日救亡的浓浓氛围。

建阳时期牌坊，正面为校名“国立暨南大学”，背面书有“暨南教声”。（资料图片）

记者手记>>>

文艺的力量

从南平市区到武夷山市，再到古城建阳，记者一路采访一路感悟，嘹亮的抗日歌声不断在耳边回响，一幕幕话剧场景在眼前浮现。

在那段血与火的岁月里，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文艺家、热血青年云集山城南平为抗战呐喊，用全部热情为祖国和人民放歌抒怀，谱写了一曲抗日救亡的奏鸣曲。

虽然时过70多年，那些文艺作品仍能给人以直抵心灵的力量，除特别的时代因素外，跟创作者认真、严肃、真诚的创作态度分不开。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伟大精神。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必然紧扣时代脉搏、反映人民心声、传递主流价值。当前国人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文艺的作用独特、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当弘扬抗战精神，把握时代进步脉搏，体悟群众冷暖诉求，创作出一批高扬爱国主义旗帜、鼓舞激荡人心的优秀文艺作品。

故事一

一支特殊的抗日队伍

东南网8月25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树红霞）在武夷山采访时，一支台胞抗日队伍的名字不断被提起，他们就是台湾革命党人李友邦领导创建的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

1938年6月，国民党福建省当局将散居在全省各地的台胞400多人送到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境内的“台民垦殖所”。台民到武夷山编入保甲后，居住于文庙和民权路一带的“台民宿舍”，因报国无门，台胞们悲愤交加。

当年11月，台湾抗日领袖李友邦从浙江金华来到崇安，受到福建沿海各地聚集在崇安的台胞的集会欢迎。李友邦在会上号召台胞参加台湾抗日义勇队北上抗日，在台胞中引起强烈反响。1939年2月，第一批台湾抗日义勇队40余人从崇安抵达浙江金华，随同前往的6名台胞子女也组成台湾少年团。

之后，留居崇安的台胞继续报名北上抗日。到1940年初，台湾抗日义勇队已增加到100余人，台湾少年团增到50余人。为宣传抗日，义勇队于1940年4月创办《台湾先锋》，宣传台湾要摆脱日本统治，返归祖国。少年团更是把宣传抗战作为主要工作，通过讲演、绘画等形式宣传，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并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最后胜利》等独幕小剧。1940年6月，少年团奉命回武夷山，演出抗日剧目《为了大家》《打杀汉奸》等。

如今，在武夷山九曲溪畔苍屏峰的岩壁上，有一处“打倒日寇，保我中华”的巨幅标语，这便是当年台湾少年团在武夷山慰问宣传留下的史迹。

故事二

抗战时期的“东南民主堡垒”

东南网8月25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树红霞 通讯员 李加林 王柳珍）

抗战期间，东南区的很多学校内迁南平，师生们纷纷投入到宣传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暨南大学便是其一。

在建阳第一医院的草坪上，有一碑刻，上面写着国立暨南大学建阳办学旧址。据当地文史专家介绍，1941年夏，暨南大学在建阳成立分校，1942年6月全迁建阳，直至1946年夏才迁回上海。在这段民族危亡的血与火的岁月里，饱受流离颠沛的暨南大学师生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抗日爱国斗争，被誉为“东南民主堡垒”。

暨大的剧社、歌咏团经常到建阳城里举行公演，公演的节目有《家》《醉生梦死》《饥饿》《哑妻》《晚祷》《桃李春风》《放下你的鞭子》等。公演之日，不仅当地群众争相观看，邻县建瓯、南平、邵武等地群众也纷纷赶来，剧场常常座无虚席。

此外，暨大还组建京剧团，时常演出《打渔杀家》《四郎探母》《借东风》《武家坡》等，慰问抗日将士。每逢暨大剧社和京剧团义演，当地商会以派票形式向各商店老板募捐，暨大师生则将售票或卖花收入作为抗日救济基金，资助从沦陷区逃难到建阳的灾民或慰问从前线下来的抗日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