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坂村的大数据样本：一个村庄的30年变迁

调查体系运行30年来，用大量一手数据翔实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及时准确地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农村新情况新变化，为各级党委政府制定农村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决策参考作用。

“鱼12元，菜8元，洗衣粉22元，肉11元……”11月4日，买菜回家的吴志达，在记账手册上记下当天的收支情况。晚上睡觉前，他还要对账本做一次补充。这个习惯，63岁的老吴坚持了30年。在漳州市龙文区步文镇后坂村，像他这样的记账户，一共有50个。

后坂村是我省11个、全国360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之一。调查系统运作30年来，后坂村贡献了129万个数据。这些数据，一点一滴地记录着这个传统农业村的城镇化历程。

一个村庄的30年变迁

严国良是后坂村观察点总辅导员。他向记者展示了1985年与2014年两个年份的农户统计年报。“以前，填表时，主要精力都花在统计农户的土地、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售、农资采购等方面。现在，这部分内容基本空白。”

刚列为观察点时，作为沿海平原农业村的代表，后坂村还是一个粮蔗双高产的纯农业村，农业产值占全村总收入的九成以上。那时，吴志达家承包了四分六的耕地，种水稻、甘蔗，也种些水仙花。每年，他可以存下1000多元，这在当时已算中上收入。“建栋房子要1.6万元，我得攒16年啊！”吴志达回忆道。

80年代中期，村子开始从“米袋子”变成“菜篮子”，养殖业日渐兴起。1991年，吴志达养起了淡水鱼。短短1年，他就成了万元户，盖起二层小洋楼。同时，大量农户办起了米粉、粉丝、竹编、麻绳、竹器“五小”手工作坊。后坂还是知名的咸菜腌制村，高峰时，全村有130多家咸菜厂。

1994年，后坂村从市区引进第一家木材加工厂。此后20多年里，胶合板加工业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严国良如此形容当时的景象：“曾经稻花飘香的土地上，醒目地摆放着一排排削成薄片的木板，房前屋后飘散着木材的香味。”不久，吴志达从家庭存款中拿出5万元，与村民合股办厂。到去年，经营着3家胶合板厂的他，已是百万元户，住进了小区楼房。

新千年后，后坂村工业化高速发展，形成了木材加工产业集群。2001年，全村总收入达2亿元。工业化与城镇化并驾齐驱的同时，处于城郊的后坂村逐步耕地锐减、农业萎缩，到2007年，全村农业收入占比不足0.3%。

三农决策的智库

30年来，在雷打不动的“日记账、月小结、年终汇报”模式下，后坂村形成了129万多个数据、95篇专题报告和116条信息；此外，每年还要进行大量的专题调查与三农热点问题调查。

“后坂村拥有大量一手的历史资料，是观察农村的重要窗口，各种难点、热点问题都能在此得到灵敏反映。”漳州市农村观察点办公室主任郭细其说，在漳州，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一些看不准的问题、拿不定的主意，就去观察点找答案”。

1997年，不少农民反映，粮食定购补差标准定得过高，加重农户负担。粮食部门却不认同。当地决策者一时感到头疼。为此，调查员来到后坂村，翻出了1985年以来的档案。档案真切地记录着历年来的粮食定购价、市场价和补差价。于是，调查员把1985年至1996年的数据一一抄录出来，进行分析对比。在事实面前，粮食部门无话可说，主动压低补差标准。

农村观察点往往能够及时发现农村发展过程中的问题。1993年，后坂村在进行年终数据汇总时发现，高收入农户种的都是低效益的田。按照农民们的说法，就是“谁家的钱多，谁种的田草多”。“工业发展后，许多农户把农业变成副业，导致全村抛荒、半抛荒面积达92亩。”郭细其说，经过调查，一篇报告很快出现在漳州市领导办公桌上。报告提出，在保障所有权、稳定承包权的前提下，放活使用权，让耕地在市场调节下实现有效流转。很快，这一建议在全市推广。2年后，漳州市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20%。

通过观察点，还能对正在试点的新政进行跟踪、评估并进行反馈。1997年，漳州开始推行生猪定点屠宰。其间，龙文区部分单位趁机搭车收费，从寄养、盖印到拔毛，要收5种税费，费用比原来分散屠宰多了1倍。为此，后坂村观察点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名为《要防止把生猪定点屠宰“好经”念歪》的呈阅件。不久，当地政府在全市电视电话会议上公布了这一情况，并责成工商部门抓紧查处。

数据如何才能更精准

2001年，漳州在全省率先设立市级观察点。4年后，观察点遍及每个县市区。2009年，省里推广漳州经验，在各地设立地方观察点。至此，我省形成了国家和地方相互衔接补充的农村长期固定跟踪调查体系，它已成为集常规调查、专项调查、动态监测和分析研究于一体的重要农村调查体系。

福建农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林本喜是观察点调查工作的指导员。去年，他多次赴各观察点考察。“我们看到，农村发展变化不仅迅速，而且在土地制度、农业产业更替、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亟待学者去研究解答。”因此，林本喜认为，农村观察点可考虑公开，供学者及科研机构及时跟踪研究。

在林本喜看来，农村观察制度还应提高调查样本的代表性。“30年间，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样本点是否还能代表农村全貌？建议进行科学论证，及时调整。”他说。

农村观察制度尚需完善现有的指标体系。林本喜以渔业生产为例说道：“福建是海洋大省，原来的指标设计侧重于种植业，而与渔业生产相关的指标则不够完善；因此，要建立指标动态调整机制，特别要增加反映当前农业生产方式和结构调整、生产效益、社会民生等情况的指标。”

记者点评>>>

让微观调查

更好服务宏观决策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开发的作用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进程，中国农村正发生着深远的变革。大量新问题、新需求层出不穷。对于决策者而言，三农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不能闭门造车、拍脑袋决策，而要有理有据、有的放矢。这就需要有大量来自农村基层的一手数据与信息，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走过30个年头的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系统，构建了一个珍贵的三农数据库。来自观察点的数据，源自乡村生活最原始的记录，且是长年连续跟踪调查所得，真实刻画着农村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远不是各类一次性的专项调查所能比拟的。

因此，应像后坂村观察点具体政策执行者、指导者以及各方参与者建议的那样：未来，为了能让微观调查更好地服务于宏观决策，要对调查体系进行进一步完善、升级。譬如，如何让观察样本尽可能反映中国农村的全貌，调查指标如何更加与时俱进，如何利用现代信息处理与网络技术等等。这些建议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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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背村村民务工收入过半

“买烟7元，猪肉25元，给邻居装修房子挣200元……”11月6日，长汀县南山镇塘背村村民罗良兴像往常一样，记下他一家当天的生活开支和收入情况。

1985年以前，老罗住的是老祖宗留下的土木危房，每年开支不过几百元。后来，手头日见宽裕，尤其是2011年以后，他家每年的收入有10多万元，花销也在4万元左右，还住上了三层砖混结构的小洋房。“现在的生活水平跟过去相比，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罗感慨道。

塘背村也是我省11个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之一。如今，全村仅小车就有200多部，近九成的农民盖了新房。据塘背村固定观察点观察员罗干华介绍，30年前，村里人均纯收入不足300元；去年，人均纯收入达7000多元。“塘背村的发展得益于30年来国家大力扶持菜篮子工程、现代农业工程。”罗干华说，借助政策的东风，塘背村积极发展烤烟、槟榔芋、生猪等种养业，目前全村年种植烤烟1300多亩、槟榔芋300多亩；同时，全村3000多人口中约1/3的人员外出劳务，务工收入占村民总收入的“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