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归侨夫妇的生命再续 遗体捐献如何走出尴尬境遇

晚年的陈瑞琴夫妇。

年轻时的陈瑞琴夫妇。

东南网9月6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张辉 通讯员 蓝腾 周志荣 陈丽嫔）不久前，漳州卫生职业学院举行了一场遗体捐献仪式。92岁的印尼归侨陈瑞琴去世，她的子女遵照老人遗愿，捐出了母亲的遗体用于医疗研究与教学。9年前，在同样的地点，陈瑞琴的老伴、同为印尼归侨的邱振兴，先行完成了遗体捐献。他们共同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生命的延续。

时光倒流到2003年4月7日，夫妻俩共同签下了遗体捐献意向书，并办理了公证手续，成为福建省首对自愿捐献遗体的夫妇。

遗体资源，对医疗研究与教学意义重大。但长期以来，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加之配套机制不尽完善，遗体捐献始终处于尴尬境地。2005年，我省出台《福建省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但这一情况并未好转。有论者称，遗体几乎是国内医科院校最稀缺的资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瑞琴夫妇的决定显得难能可贵。我们追忆他们的生平，并呼唤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这一公益队伍中。

三次申请自费回国

63岁的邱荣利是陈瑞琴夫妇的儿子。他至今保存着一张1960年香港侨利公司的船票。当年10月10日，他们一家乘坐大宝安号，从印尼泗水出发，到达广东黄埔，成为国家接待的第三批归侨，并被安置于漳州市龙海双第华侨农场。

这张船票的票面价格是250元港币。这在当时可谓天价。为了获得自费回国的船票，陈瑞琴向中华总会争取了3次，前后历时3年。

陈瑞琴与邱振兴出生于印尼巴厘岛，分别担任当地中华学校的教师和总务。在邱荣利的记忆中，他们家道殷实：“家里有3个佣人负责饮食起居，每逢周末，父亲就开车带着我和母亲兜风，和荷兰人打网球，然后游泳。”

即便如此，陈瑞琴却记挂着远方的祖国，一心希望能够带着一家老小回国。邱荣利说：“父母都是爱国青年，每逢国庆节，都在家门口挂上五星红旗。当时印尼看得到《人民画报》《生活报》等刊物，母亲抱着我看画报。”邱荣利的外祖父是巴厘岛中华总会的秘书长，常年救济困难华侨，这也让他的母亲深受影响。国内遭受自然灾害时，母亲与侨胞们发起义卖、募捐等活动，把募捐款寄回国。

1957年，陈瑞琴开始向中华总会申请自费回国。“当时国内条件艰苦，谁也不赞成我母亲带着孩子回国。长辈们甚至放出狠话，若执意回国，就不管她了。”邱荣利的姐姐邱慈珍说，这并未让倔强的母亲打退堂鼓，之后的每一年，她几乎都要提交一次申请。

1960年，陈瑞琴夫妇如愿以偿。临行前，亲戚朋友反复叮嘱，国内正值困难时期，“连一根钉子都要带回去”。因此，陈瑞琴一家成了双第农场带回物资最多的家庭。“自行车、摆钟、铁船和母亲陪嫁的戒指，能带的都带。”邱荣利说，后来这些物资陪他们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经常靠变卖物资度日，牛油吃到了1967年才吃完”。

共同签下遗体捐献意向书

回国后，陈瑞琴一家被安置在龙海双第农场。和大部分华侨农场一样，最初的双第荒无人烟，寸草不生，“连一条路、一辆车都没有”。邱荣利清楚地记得，见到此情此景，不少归侨当场哭了起来。

在开荒的那几年里，从小拿笔的邱振兴第一次拿起了锄头，跟着大部队开工种菠萝。陈瑞琴在幼儿园任教。“吃米糠、野草的大有人在，我们家只能靠变卖从印尼带回的物资勉强度日。”邱荣利说，当时不少归侨选择离开，但陈瑞琴依然倔强，说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陈瑞琴也不改乐善好施的本性。邱慈珍最近才得知，过去的几年里，母亲一直用退休金资助一名残障学生，却从未与子女提过只言片语。

正因如此，2003年，当陈瑞琴夫妇把一家人叫到跟前，告知他们老两口决定共同捐献遗体时，孩子们丝毫未感到意外。

“母亲是通知我们，不是和我们商量。”邱慈珍说，母亲从小就有一个愿望，希望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但终究成为未竟之愿，“捐献遗体，是她实现年轻时梦想的另一种方式”。

在几年前的遗体捐献公证仪式上，陈瑞琴如此描述自己的初衷：“当我们与世界告别时，难道不该留下一点什么吗？对于这个养育了我们的世界来说，最好的道别就是留下身上的那些对其他生命有用的东西。”陈瑞琴曾说，自己退休后经常订阅《家庭卫生》等报纸杂志，并从中得知，遗体资源对于培养医护人员具有重要价值，但当前很少有人愿意捐献自己的遗体，“我们老了，器官都退化了，但身体还可以用于研究与教学”。

让更多的生命得以延续

2002年4月，邱振兴夫妇致信福建省红十字会，表达捐献遗体的心愿。2003年4月7日，两位老人同时签下遗体捐献意向书，并办理了公证手续。经福建省红十字会确认，他们是福建省首对自愿捐献遗体的夫妇。

在办理公证手续时，陈瑞琴夫妇曾提出，把他们捐献遗体的相关过程制作成音像资料。他们的愿景是，希望能够借此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到遗体捐献的队伍中。

首先受到鼓舞的，是他们的子女。“当我父母告诉我们他们捐献遗体的想法时，我就暗暗地想，将来我也要效仿他们的做法。”邱荣利如是说。而他的姐姐邱慈珍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陈瑞琴就开始游说自己的母亲身后实行火化，而非土葬。“母亲经常跟外婆说，去世后，不应该占用国家的一寸土地来埋葬自己，更不要搞什么祭拜活动，不要让活着的人浪费必要的经历和资源。”邱慈珍说，1990年，外婆成为双第华侨农场遗体火化的第一例。而后，越来越多的人效仿这一做法。

邱振兴夫妻俩的遗体均捐献给了漳州卫生职业学院基础医学部。他们的遗体被用于科研和教学用途，为了表达对捐献者大爱无疆的敬畏，学生在接触遗体前，首先要对“无名的老师”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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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体捐献如何走出尴尬境遇

在采访中，遗体捐献者的子女显得有些心寒。他们透露了这一个细节：母亲去世后，由于各方协调与衔接不畅，一时间竟没有车辆来运送母亲的遗体，有关方面甚至让家属自行想办法。尽管最终问题得以解决，家属依然觉得不是滋味。加上略显寒酸的捐献仪式，更让他们有所埋怨。

这些折射了当前国内遗体捐献的尴尬现状。一方面，遗体资源向来是医科院校的稀缺资源。一个可以佐证的案例是，尽管邱振兴的遗体早在9年前就捐献给了漳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但校方至今“舍不得用”。遗体资源稀缺，可见一斑。而遗体对于医学研究以及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无需赘言。一遗体难求，必然影响着教学效果，降低医疗人才培养的质量。

另一方面，有志于捐献遗体的公益人士却常常遭遇尴尬，甚至闭门羹。时常见诸报端的情形是：不少老人有意在身后捐献遗体，却因为烦琐的手续与流程无奈作罢。在国人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下，遗体捐献本身就是较为脆弱的公益行为。欠周到的服务，有失人性化的流程设计，必将打击捐献者及其家属的积极性。

事实上，各方并非没有意识到遗体捐献的尴尬处境。早在2005年，我省便出台了《福建省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这份条例针对当时遗体捐献缺少规范，不少人想捐而无处捐的现象，明确了各方义务与权益，让遗体捐献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不可否认，立法层面的进步，一定程度上为遗体捐献清障。但要真正改变这一局面，让这一高尚事业蔚然成风，还亟待更加详细而行之有效的配套措施。

具体来讲，首先要重塑公众对遗体捐献的认知。当然，革新千百年来形成的老旧观念，绝非一日之功，需要更多的宣传与示范带动。但现实情况是，遗体捐献往往处于不可说的尴尬境地。

其次，承接单位应该尽可能地提升对捐献对象的服务水平，尽量简化流程，开通便捷通道，提供上门服务，保护捐献者的积极性，避免让捐献者感到冷漠而打退堂鼓。当然，这个过程也存在着现实障碍，譬如红十字会有限的人手心有余而力不足，也需要相应的统筹。最后，尽管遗体捐献是不求回报的公益行为，但对中国人而言，生命走到尽头时必要的仪式感不可或缺，这也是对家属情绪的有效安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