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福建子弟兵：一连串闪光的名字彪炳千秋

戴镜元：“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

永定籍红军干部戴镜元，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时他在中革军委二局任职，编入中革军委红星纵队第四分队，担任党支部书记。第四分队跟随中央领导行动，负责电台工作，承担着通信联络和侦听敌军情报的重要任务。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技侦情报工作创始人之一、技侦情报战线的杰出领导者。

1935年3月，红军二渡赤水，再次占领遵义。1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是否进攻黔北重镇打鼓新场，会上多数同志主张行动，但毛泽东认为，此举将使红军陷入四面被围的绝境，坚决反对。会后，毛泽东建议周恩来暂缓发出作战命令。当天23时，戴镜元破译了国民党军正调兵遣将、在打鼓新场周围布下“口袋”的电报，立刻呈报中央。第二天早晨，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根据破译的情报，放弃了进攻计划，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巧渡金沙江时，中央根据戴镜元及其战友破译的国民党军队的调遣计划，准确计算出国民党军队抵达金沙江畔的时间，从容指挥红军利用几条渡船，历经九天九夜过江。

正因为在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巧渡金沙江和强渡大渡河等重大军事行动中，第四分队都为中央提供了重要情报，红军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夸奖戴镜元他们是“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

曹菊如：“扁担银行”的党支部书记

曹菊如，龙岩人，1930年入党，革命金融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先后参与筹建闽西工农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934年10月编入中革军委红章纵队第十五大队，任党支部书记，随中央红军长征。

第十五大队是长征中的“扁担银行”，由国家银行和部分经济工作人员组成，其中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套纸币的设计者黄亚光。曹菊如和大队长袁福清、政委毛泽民一起，带领14名工作人员、100多位运输员，护送货币、金银、首饰和印刷机、文件等100多担。他们在保护银行财产的同时，还开展白区筹款筹粮和发行、回收苏区货币的工作。长征途中，国家银行先后在贵州遵义、桐梓和川西的冕宁等地发行了纸币。“扁担银行”保障了军需物资的供应，有力支持了红军战时经济，可谓红军的经济命脉。毛泽民调离大队后，曹菊如带着两担黄金随军委总供给部行动。他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忘保护好这两担黄金。

这支特殊部队克服重重困难，英勇顽强地完成了任务。到达陕北后，大队14名工作人员仅剩8人，100多位运输员仅剩2人。后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称国家银行西北银行，曹菊如任副行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刘忠：

“红军尖兵” 的特殊任务

刘忠中将是上杭人，1930年参加红军。出发长征时，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长征前，刘忠奉命带队探查行军方向的敌情、地形和路线，向军团司令部报告。长征中，他率领侦察部队走在最前头，探道路、摸敌情、绘地图、找向导，为抢渡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突破腊子口等的重大胜利提供了宝贵的情报，被誉为“红军尖兵”。

红军翻过大雪山后，当地藏族同胞因长期受国民党势力的欺压，加上不了解红军，一见到红军部队就跑，红军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军粮供应出现极大困难。进入荒无人烟的茫茫大草地，为了给部队找吃的，刘忠带领的侦察部队除了继续做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又多了一项“侦察任务”——试吃各种野草野菜。草地草多，但不少难以下咽，有的还有毒。刘忠每天带领战士试吃各种野草野菜，找到能吃的野草野菜后，就交给军团卫生部鉴定，然后向各单位介绍或用文字向全军通报能吃的野草野菜。刘忠回忆说，过草地时他到底吃过多少野草野菜，是无法计算的；那些野草野菜在嘴里嚼时的那种苦涩，咽下时的那种艰难，从胃里溢出来的那种感觉，是他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张新华：

大渡河畔

化装抓“舌头”

宁化籍开国少将张新华，1932年参加红军。出发长征时在炮兵部队，后调到由杨得志任团长的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当连长。

1935年5月上旬，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一团作为先锋，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畔的渡口安顺场。5月24日下午，张新华带领几人化装成当地农民，抵达安顺场侦察。他们在河边发现了一只小木船，经了解是国民党军的一名副官和一名传令兵用的，他们到集市去了。当时已快要散集，张新华决定抓住这两人，控制小船。等这两人从集市晃晃悠悠地出来，张新华慢慢接近副官，突然朝其下巴猛击一拳，将其控制；传令兵同时也被几名战士捆绑起来。张新华派人将这两人押回红军驻地，另派人看住小船，他自己继续带人摸清了当地的敌情，将情报送回团部。当晚，团长杨得志率领部队占领了安顺场。5月25日，红军从这里成功强渡大渡河。

张新华将军一生身经百战，他常说：“我这辈子就会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