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纾解“众筹变众愁”的慈善尴尬

“这是我亲戚的朋友，信息真实，请大家帮帮病重的他”“我的初中同学，希望大家伸出援手，帮帮他”……近年来，个人求助性质的网络众筹信息不时在朋友圈刷屏。同时，“骗捐”等负面新闻屡屡被曝，真假难辨的求助让爱心人士产生了质疑。针对这一现象，今年两会上，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建红委员直言：“遏制骗捐先要正本清源”。

骗捐的频频发生，这首先说明网络众筹在互联网时代，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强大的生命力背后，既是源于网络众筹的“门槛低、手续少、效率高”优势，同时也是国人乐善好施的品质表征。

与乐善好施等关键词同时出现的，还有“募集资金虚高、善款支配不透明”，甚至是直接“骗捐”。这样的一个凝聚着道德意味的慈善形式，当它遭遇以虚伪、造假为手段的骗捐悍然侵入时，这显然不能以“这是硬币的两面”来搪塞，这说明它存在不少的漏洞。

探寻它的漏洞，仍需回归到问题的本源来。从众筹变成“众愁”，我们固然可以从道德出发，追问骗捐者的道德责任，但是，客观来说，在看得见的利益面前，所谓的自觉和自律，本身就是不靠谱的，追问其中，意义也不大。真正值得追索的是，这些骗捐行为何以能轻易地得逞？

置于公共语境来说，当这些骗捐者把手伸向众筹时，大多也会经历“敢做、想做、能做”三个阶段，敢做的发生，对应着他们内心的有恃无恐；想做，则对应着他们对外界环境的基本判断；能做，则对应着外界约束的乏力。而从敢做、想做到能做，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能做”环节上。换句话说，骗捐行为的发生，除了利益的驱动外，最根源的问题，还是在于，缺乏相应的规制机制，让他们从滋生出“想做”的念头后，直接过渡到“能做”。

这里的规制机制，又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平台的审核机制；二是违规的惩罚机制；三是法律的预防机制。从目前来看，申请众筹是有平台审核机制的，但是，这些审核，大多停留在申请者的自我证明上，由于求证成本过高，平台方很难进行完整的求证。而在平台之外，通过公共服务平台可以建立的信息共享机制的缺失，更是让审核机制变得乏力。

从惩罚机制来说，尽管有2016年出台的慈善法，但是，这只是对募捐行为的规制，对个人网络求助行为，并没有具体的约束。法律规范上的缺失，或者说违法成本过低，不仅缺失了相应的惩罚机制，同样的，也会让那些意图不轨者，缺乏基本的敬畏，失去了基本的行为约束。而从预防机制来说，惩戒机制尚未健全，所谓的预防机制，更是空白。

没有谁可以否认众筹的慈善价值，但是，当骗捐行为的频频发生，当相关的规制机制迟迟不到位时，它所伤害的不仅仅是社会爱心，更是整个社会信任机制。而要纠偏“众筹变众愁”，它的路径依赖一定是将其平整到法治轨道上来。从众筹平台和个人层面，强化法规建设和监管约束，让类似的骗捐行为，不敢、不想、不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