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莆田有没有特奏名状元?

《莆田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是大型历史知识普及丛书《中国史话》的一个分册，该书由莆田学院的教授、研究员、博士等组成编写班子，并且“编著者除了亲自做田野调查外，参考的古今文献亦不下百种”（后记）。应该说，此书的权威性和学术性是较高的。

然而，笔者拜读全书后，却意外发现书中明显存在概念不清、史料不明、数据不准等诸多问题，如“宋代福建莆田有没有特奏名状元”就是一个例子，故撰文与编者商榷。

状头与状元

此书“宋明科甲传佳话”一节中写道：“莆田古代科甲鼎盛，共出过进士2482名，各类状元21人（包括文状元9人、武状元2人、特奏名状元8人、释褐状元2人），还有榜眼7人、探花5人。”这里暂且不谈进士、榜眼和探花人数的不准确，单说状元人数的虚高。

众所周知，“状元及第”是中国科举制度中的最高荣誉。称进士第一人为状元，始于唐武德五年（622年），亦叫“状头”。但由于设置科目不一，考试内容有别，选拔程序不同，唐代的状元与后世的状元不尽相同。唐进士之选每年举行一次，地方各州向中央贡送的举子在应试前，先向礼部递呈州里的解状及各举子出身、履历等亲状，称为“投状”。录取后，礼部又把这些新进士的身份材料及成绩一起报送皇帝，称为“奏状”，排在最前面的即是状头。

北宋以后，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尤其是皇帝殿试策问成为定制，科举形成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遂称进士解试第一人为“解元”，省试第一人为“省元”，殿试第一人为“状元”。由此，状元的声名、身价、地位一下子高拔许多，更显出不同一般的意义，故与唐朝的状头不可同日而语。

千百年来，状元作为“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最高标识，受到各朝各代统治者的青睐和旌表，成为士人学子所憧憬和追逐的目标，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市井百姓无不仰慕和钦羡。同样，“大魁天下”也成为宋代福建莆田（时称兴化军）文人孜孜以求的目标。

据明代朱希召编的《宋历科状元录》载，宋代共产生出118名文状元，其中有5名籍贯不明。在有籍贯记录的113名文状元中，福建籍状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了5名，即徐铎、黄公度、郑侨、吴叔告、陈文龙，占福建状元的1/4多。毋庸置疑，这已经是一份了不起的科考成绩单。却不知《莆田史话》的编者何以还不满足，非要画蛇添足，多出“特奏名状元8人”？

何谓特奏名

其实，在由唐至清朝的历科进士中，唯独宋代于正奏名进士之外，还有特奏名进士。

何谓特奏名？《宋史·选举志》云：“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这就是说，所谓特奏名，就是凡解试合格而省试或殿试落第的举人，积累到一定的举数和年龄，不经解试、省试，即由礼部特予奏名，直接参加殿试，分别等第，并赐出身或官衔的一种科举制度。

宋开宝三年（970年），在礼部录取了张拱等8位进士之后，宋太祖为了牢笼士人，安抚贫寒年老举子，设立了特奏名进士，将进士、诸科十五举以上且考试终场者106人特赐本科出身，是为宋代特奏名之始。为了申明此举的意图，他还下诏说，“汉诏有云：结童入学，白首空归。此盖愍乎耆年无成而推恩于一时也。朕务于取士，期在得人，岁命有司大开贡部，进者俾升上第，退者俟乎再来。而礼闱相继籍到十五举已上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皆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以特恩，终成遐弃”（《宋会要辑稿·选举》）。

特奏名的设立，使科举考试更具吸引力，它不仅意味着取士名额的增加与扩大，而且也使读书人应举的前程显得更加光明。然特奏名的两个主要条件是“举数”和“年甲”而不是才学高下，所谓“退者俟乎再来”，则为每一个科场失意者始终保留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希望，而只要存在着这种机会与希望，一般士子就不会轻易放弃举业铤而走险。

对此，南宋王栐在《燕翼贻谋录》卷一《进士特奏》中有如下一段精彩论述，“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倡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途，无复顾籍。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贼盗奸宄……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杰，皆泪没消磨其中，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

可见宋代统治者创立特奏名制度，主要是吸取了唐末王仙芝等人因进士不第而犯上作乱的教训，特意大量增加取士名额，使潦倒场屋、屡试不中的广大举人心存一线希望，通过陪同正式考生参加殿试（即“附试”）的机会，博取功名，进入仕途，不致积愤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