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同志来厦门是要‘立志做大事’” ——习近平在厦门（一）

采访组：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的工作状态。

李秀记：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三年，参与市委、市政府重大问题的决策。当时市委书记邹尔均兼任市长，经常召开市委、市政府联席会议，个别还有市委全委扩大会议和领导干部会议。这些会议，只要近平同志在厦门，他都会参加，并就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发表意见。按照分工负责制，属于他分工范围的，他会非常认真地去负责组织实施。用通俗的话讲，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组织决定的，他就尽力去干，而且能把事情干好。

厦门岛屿多，山区多。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的三年里，走遍了厦门农村、海岛，像“英雄三岛”（大嶝、小嶝和角屿），还有海拔1000多米的军营村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虚心学习，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当时我担任市委副书记兼纪检书记，记得有一次开大会，向党员通报整党工作报告，我看见近平同志专心听着整党情况，还认真做着笔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在工作中，近平同志还特别注重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全市老干部他基本都走访过，还经常向老同志请教问题，听他们介绍厦门的历史，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

近平同志这种平易近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以及注重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工作方法，为他“做大事”奠定了坚实基础。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曾经牵头制定了厦门的发展战略，后来也具体指导过厦门的发展方向。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李秀记：是这样的。我理解，近平同志对厦门倾注的心血，集中体现在他对厦门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的思考上，可以说他先后两次为厦门制定了发展战略。

第一次是从1986年8月开始，历时一年半，他作为分管计划工作的副市长，主持编制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际上，市委市政府之前也研究过类似的规划，邓小平同志来厦门视察后，原先的规划就需要重新考虑和制定。与之前编制规划不同，近平同志站得高、看得远。他邀请了北京的专家学者、厦门大学教授，以及在厦门实际工作多年、对发展规划有研究的同志一同反复论证，还广泛征求干部群众和老干部的意见。他很注意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接触广大干部群众，了解各方面情况。这个发展战略的成功制定，为2000年把厦门建设成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提供了有力依据。

近平同志第二次为厦门发展指明方向，是他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虽然不是编制具体的发展规划，但却是更高层次的战略指导和大思路。此时，他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经过15年的实施，目标已经变成现实。2002年1月在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在参加厦门代表团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了“厦门城市规划由海岛型向海湾型转变”的思想。同年6月，他到厦门调研，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战略。“跨岛”就是走出厦门岛，往岛外大片的土地发展，提出要将提升本岛与拓展海湾相结合、城市转型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相结合、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按照“一环数片、众星拱月”的规划，发挥“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优势，加快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转变，把厦门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国际性花园城市。

这个发展战略跳出厦门本岛，将规划范围扩展到整个厦门，既符合厦门的实际，突出厦门的特点，又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富有科学性、前瞻性。包括现在我们提出来的“多规合一，建设美丽厦门”，建设“五大发展”示范市，都是在“跨岛发展”战略基础上的进一步延伸。

提出“跨岛发展”战略的时候，近平同志即将离开福建。他为厦门留下来的这个发展战略，在他离开福建以后，成为厦门市建设的重点。你们现在看到的整个岛外欣欣向荣的景象，包括海沧、集美、翔安、同安，都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发展起来的。通过“跨岛发展”战略，近平同志把厦门提升到整个国家的窗口和龙头作用上来，这是他留给厦门最宝贵的财富。

采访组：请您详细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指导厦门通过“跨岛发展”，发挥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的？

李秀记：在2000年1月省人代会上，近平同志作为厦门选出的省九届人大代表，在参加厦门团讨论时，明确提出“要突出厦门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其实，从邓小平同志视察开始，厦门经济特区就是技术、管理、知识、政策的窗口，也是改革开放、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龙头，是福建发展的龙头。远在近平同志明确提出“窗口作用、龙头地位”之前，他在工作中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年即将召开的金砖会晤，厦门市更是起到了对外政策大窗口的作用，成为国家的窗口。

我讲两个例子，一个是厦门会展中心的建设，一个是“9·8洽谈会”。

我在厦门任职期间，担任了4任重点项目领导小组组长，包括机场扩建、厦门大桥、人民会堂，还有就是厦门会展中心。会展中心于1998年开始建设，2000年建成。这三年中，近平同志4次到会展中心工地检查指导。其中有一次，我记得是1999年8月，近平同志时任代省长，在他视察会展中心建设时，我向他汇报了会展中心规划设计、施工情况，并提出资金缺口问题。他听完汇报指示说：“厦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要注重质量，把会展中心建成与国际接轨、国内先进、有厦门地方特色的展览中心。资金缺口问题，我带回省政府研究。”

其实我汇报时用的词是“国内一流”，他把“国内一流”改成了“国内先进”。在建设会展中心之前，我带队考察过德国科隆会展中心、意大利米兰会展中心，还有美国的一些会展中心，也考察过北京、上海、大连、昆明的展览中心。当时北京和上海都还没有建新的会展中心，我看过这些之后，断定厦门的会展中心要超过当时北京、上海的展览中心，于是就提出了“国内一流”的说法。近平同志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说“你不要提‘国内一流’”，只是改成了“国内先进”。这说明他的站位更高，也更实事求是。后来，省政府从省财政拨款3000万元，帮助解决了厦门会展中心建设的资金缺口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的“9·8洽谈会”。他担任福建省领导和国家领导人期间，多次出席洽谈会。这个洽谈会的由来，近平同志非常清楚。邓小平同志1984年给深圳特区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给珠海特区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给厦门特区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我们自己领会到，与深圳和珠海相比，厦门特区的发展既不够快又不够好。1987年春节过后，很多干部群众反映，希望市里向深圳和珠海学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市委市政府联席会决定派一个代表团，由时任市长邹尔均同志当团长，我（时任市委副书记）当副团长（习近平同志留在厦门主持市政府工作），到广东考察，学习深圳和珠海等地的先进经验。

我们去了深圳和珠海，也看了广州黄埔开发区，正好赶上广州在筹办春季广交会。回程的车上，大家就议论起来：广东有个广交会，我们能不能搞个厦交会？但又觉得跟广东一样，走在别人后面，也凸显不了厦门自己的特色。最后就定下来，办成以投资为主的投资贸易洽谈会。

之所以把时间定在每年的9月8日，是因为广交会在每年5月和10月，避免与他们冲突。另外，厦门7月、8月份台风多，就剩下9月份比较合适。经过综合考虑，我们在会上一起把洽谈会时间定在每年9月8日。“9·8”，就是“久发”的谐音，取“一直要发展下去”的意思，也表达了对厦门发展的良好愿望。

1999年，近平同志作为省领导来到厦门，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他这样说到：“洽谈会举办13年来，已成为对外招商的全国性窗口，世界各国的客商通过洽谈会看中国的新发展，各国和兄弟省市通过洽谈会看福建和厦门的新变化，因此，办好洽谈会是向国庆五十周年和迎澳门回归的重要献礼，也关系到福建和厦门的对外开放形象。”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是很看重厦门的窗口作用的。国家主办厦门投洽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是从1997年开始的，到1999年，刚好第三届。说13年来，是从1987年的“9·8洽谈会”开始计算的。近平同志亲自参与过，所以对洽谈会的情况非常了解。

后来，在近平同志关心下，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如期落成，第四届投洽会就在这里举行。他作为福建省委领导，连续出席了第三、四、五、六届投洽会。2010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再次来到投洽会。这一次，他拿起象征会议的“9·8”金钥匙，为投洽会开馆并剪彩，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给您的著作《从政二十春》写过序，请您讲讲序言背后的故事。

李秀记：我写《从政二十春》这本书是有原因的。记得1982年，我在市委党校学习，时任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任命我为副市长，在市委党校学习完直接到市政府报到。我对老书记说：“我当官从政不一定在行，还是想搞工业。”但他说这是组织决定的，让我去报到，然后我就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20年后的2002年，我已经65岁，即将退出领导岗位。在当年团拜会上，我和这位老书记又坐在一起，他建议我写一本回忆录。我考虑了一下，决定把这20年来自己写的稿子有选择地汇编一下，出一本书。老书记认为很好。后来，我就出了这样一本书。因为这本书缘起于陆自奋同志的建议，所以书写好后，我拜托他给我写个序。但老书记说自己写不了序，让我请别人写。当时正好得到一个消息，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了。我心想，我与近平同志共事过，情况他比较了解，我们又有一些缘分，他如果还在福建担任领导的话，我不好去找他，他现在去了浙江，就正合适。于是，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听我说明情况后，很爽快地答应了：“那好啊，你把稿子送来，我马上给你写。”

果然，稿子送过去不到一个月，这个序就写好寄回来了。因为近平同志在厦门任职的时候，我和他经常交谈，所以他在写序的时候也很实事求是，写的都是他了解的事情。他在序里写道：“也许从政并非李秀记同志的初衷，但厦门经济特区今日的欣欣向荣和明日的美好前景，足以让他欣慰，足以让他自豪，让他感到这二十年从政人生的充实和荣光。”从这句话可见，他确实很了解我。在序言里，他对我在厦门所做的工作，包括对重点工程的贡献，都作了肯定，这让我非常感动。近平同志当年寄来的序的原稿我一直保存着，寄信的信封我也一直保存着，已经保存了15年。这是一件珍贵的资料，我还要永远保存下去。

采访组：我们知道，习近平同志很热爱厦门这片热土。在您看来，他的这种厦门情结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秀记：确实，近平同志有很深的厦门情结。厦门特区成立25周年的时候，我看到厦门电视台采访他的一个报道。他说：“我曾经是一个特区人，厦门是我的第二故乡。”简单的一句话，充分展示了他对厦门的深情和厚爱。

他和彭丽媛老师是在厦门结的婚。我想，这应该是他说厦门是他第二故乡的一个原因。还记得他结婚时住的房子，是我曾经住过的旧房子，一共只有62平方米。他们结婚的时候，彭丽媛老师送我一盒《长城谣》磁带，我还一直珍藏着。

近平同志的厦门情结，还体现在他对“厦门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提炼上。在一次新闻采访中，近平同志说：“厦门取得的成绩，是一任接一任、一代接一代的接力赛，靠的是厦门建设和改革的参与者，厦门人民群众才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各方面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他赞扬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很多精神：陈嘉庚精神、海堤精神、英雄三岛精神、鼓浪屿好八连精神、马塘精神以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精神。最后他说：“这些形成了艰苦奋斗、拼搏创新、包容并蓄、大气和谐的厦门精神。”

1988年6月离开厦门后，近平同志无论担任宁德地委书记还是福州市委书记，都一直关心着厦门的建设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我每次去福州开会，他都会问起厦门的事情，有时候还特地到我住的宾馆和我长谈，了解厦门的建设和发展情况。

近平同志担任省领导后，依然十分关心厦门，每年都有三次以上到厦门检查工作。像刚才讲到的，2000年1月，他强调“要突出厦门特区的窗口作用和龙头地位”；还有2001年2月，他提出“希望厦门的同志要振作精神，增强信心，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再创特区辉煌”。

他当时讲这些话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当时刚好是中央查办厦门特大走私案接近尾声，厦门海关和厦门市有很多干部落马。我当时担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根据当时的情况，2001年8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了一次各级人大代表“回家”活动座谈会，请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人大代表见见面，给大家鼓鼓士气。我在介绍时说：“省长习近平‘回娘家探亲’，与在厦门的全国和省市人大代表围绕如何加快发展、再创特区辉煌这一主题进行座谈。”在座谈中，近平同志认真听取代表意见后指出：“特大走私案伤了厦门的元气，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中央与省里已讲得很清楚，厦门的成就是主要的，干部的主流是好的。厦门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没有改变，一定要振奋精神，统一思想，扎实工作，再创辉煌。”

厦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一个影响重大的案子，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波折和坎坷。在这个关键时刻，近平同志回到厦门同干部谈话，起到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凝聚人心的作用，也充分说明了他对厦门的深厚情谊。

2010年9月，近平同志再次来厦门考察调研。那时他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可他仍然像以前在厦门工作时那样，进社区、访港口、看城建，一处一处地认真了解情况，看得很仔细。当时他在领导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还有更高远的目标，要共同努力，把厦门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

近平同志为厦门设定的更高远的目标是什么呢？是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2016年9月16日，近平同志出席在印度果阿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讲话中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于2017年9月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厦门的高度信任和关心厚爱，体现了党中央对厦门的战略地位和特区窗口作用的高度重视，为厦门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支点城市、提升厦门国际性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大机遇。我们都期待着，厦门将以更加美丽、更加富饶、更加繁荣的海上花园城市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也都期待着，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充满勃勃生机的厦门，再次迎接近平同志“回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