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福州（五）丨“习书记为福州人民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采访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州是偷私渡现象比较突出的地方，解决偷私渡问题促成了我们与台湾当局的“金门谈判”。作为谈判的亲历者，请您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以及习近平同志在这个事件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方庆云：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福州的海外华侨很多，与台湾则是一水相连。我在从事政法工作中经常遇到偷私渡案件，像长乐、福清、平潭、连江、马尾的部分家庭都有海外关系，有的在日本，有的在美国，有的在东南亚，有的在台湾地区。偷私渡人员到了国外可以投亲靠友。有了这个便利条件，再加上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出去打工赚钱比国内收入高得多，所以偷私渡现象屡禁不止。那个时候，美、日和东南亚给福建省每年出国定居的名额有限，台湾地区则根本不让大陆人定居。这也是引起偷私渡泛滥的重要原因。还有国外的“蛇头”跑到大陆来引诱招揽偷私渡客，不少人上当受骗。在这种情况下，偷私渡已经形成了灰色产业，相当一段时间难以禁绝。

1993年11月23日，我带了5个人到美国考察，学习机场建设经验。当地的侨领就找到我说：现在福州的偷渡现象给我们华侨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你能不能到美国有关部门去，就福建偷渡的情况沟通一下？过了几天，习书记随福建经济考察团恰好也到了美国，我把这个事情向他汇报请示。习书记说，老方，那你就去沟通一下，现在美国方面有些媒体总在说我们福建省的有关部门在有意放开偷渡，造成一些很不好的影响，向他们解释清楚是很有必要的。于是，我就在纽约的使领馆支持下，安排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与美国警方进行了一次沟通，把偷渡原因做了一些解释和说明，得到他们的理解。最后我们商定，双方密切配合，共同采取措施，制止偷渡的发生。美国方面把“蛇头”管好，中国大陆把源头管好，双方共同努力，多做工作，逐步减少偷渡现象。9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经济发展迅速，不但偷渡现象极少发生，还有很多人返回国内投资兴业。

还有一件事。1994年国庆节，有个美籍华人女“蛇头”跟着国际观光团混到北京来了，北京方面也不知道情况。后来这个“蛇头”回到福州来，她表面上是个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还参加了福州市的一些活动，但被有关部门发现了。因为她是美籍华人，我们比较慎重，专门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非常重视，指示公安部门采取措施。公安部门对这个“蛇头”依法采取措施，经过审查后遣返回了美国。在美国，这个“蛇头”被判了刑，受到法律制裁。

福州与台湾地区同宗同祖，语言相通，生活习惯相同，历史上就有许多人赴台开发，而且金门、马祖过去就分别属于厦门和福州管辖，大陆许多人都有亲友在台湾，由于历史上的人为原因隔绝了联系往来，他们之间欲见心切。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倡两岸三通，来去自由。公告发表后，对台湾和大陆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台湾当局拒不接受，坚持“三不”即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就这样，双方隔绝到90年代初，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已经有40多年断绝了联系。与此同时，我们沿海的渔民和台湾的渔民一直在保持联系，台湾海峡上没有界限，渔民们在海上经常在一起，来去自由，甚至接近对岸也是常有的事。这样一来，大陆就经常有人员私渡到台湾地区，有去认亲戚的，有去打工、做小生意的。但是这些人到台湾后被当局发现就抓起来，关进监狱，再集中到一起，用被抓的大陆渔轮遣返回来。由海警押送到大陆附近，他们再返回。

1990年7月21日下午，台湾宜兰方面把60多个大陆的私渡人员装在一艘渔轮的鱼舱里面，为防他们逃跑，还在鱼舱上面盖上盖板，用长钉子钉死，送回大陆。由于夏天高温，鱼舱里不透气，渔轮驶到平潭县靠岸以后，打开鱼舱后发现有25个人不幸被闷死了。活着的人恢复体力后都跑了，当地渔民在岸边发现了这艘船和25具尸体。这个时候，他们就向当地边防和平潭县报告，平潭县委就向市委报告，当时习书记接到报告后高度重视，一方面马上向省委报告，另一方面指定市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立即赶赴平潭，妥善处理善后工作。为了弄清真相，习书记又决定专门抽调公安、边防20多人组成一个工作组下去调查落实。经过详细调查，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于1990年8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闽平渔5540号”惨案的真相》。为了有效处置两岸私渡问题，中央决定以红十字组织的名义与台湾地区就遣返问题进行商谈，以避免类似恶性事件再次发生。

8月5日下午，我还在平潭调查处理此事，接到市委办公厅通知说：“习书记叫你赶紧回福州。”我到福州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了。我赶到习书记办公室说，习书记，我回来了，是不是汇报平潭的事情？习书记说，老方，先不忙汇报，你明天要去金门参加谈判。北京已经来人了，你去了金门，一定要实事求是，把握好原则，严格按照中央的精神办，我们谈判的过程不能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表述。双方要共同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妥善解决私渡问题。双方只谈今后的遣返怎么做，不谈过去的事情。关于协议，你要把握好分寸，谈得来就谈，谈不来的就不谈，有不一致的地方追求一致，但实在达不到共识就算了。总之，对台无小事，你们去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具体什么时间去，明天你到省台办会安排。你先回家休息吧，要做好保密工作。

这项任务密级很高，在福州市当时只有习书记、市长和我三个人知道。8月6日，我到省台办后，省台办领导说，你明天就去厦门，北京来的三位同志已经到厦门了。你身上什么都不要带，只带自己的洗漱用品就行了。7号，我们因台风又耽搁了几天。11号，天气转好，早上我们从厦门东渡码头出发，到了海上，台湾方面来接，我们一行人于10点到达金门。谈判过程中，双方就私渡遣返问题进行了商谈，重点是就遣返对象、遣返工具、具体做法等细节达成一致。最后协议由台湾方面拟定，我们进行修改补充。我们在审阅过程中发现几个具体问题，与他们进行了再协商。

第一个问题是协议书上对遣返对象的描述。台湾拟文是：违反双方有关部门规定入境的居民。我们觉得“入境”一词不妥，类似于两个国家的描述。于是我们改成了“进入对方地区”的描述，台湾方面表示同意。

第二个问题是谈判的落款名称问题。如果双方都用全称表述，就会出现“两个中国”的描述，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后来经过商定，双方都以两岸红十字组织的名义，只写双方代表的名字。

第三个有争议的，是用什么工具遣返。台湾方面的意见是，什么船来就什么船回去。我们认为，这种渔船的船舱本身就是装鱼的，人多了在上面不安全，更不能装在鱼舱里。台湾方面认为有道理，确实不能这样运了。于是我们提出用登陆艇去接比较安全。对方说，登陆艇是武器，到台湾这边来无法接受。我们说明，登陆艇是退役的，经过改装后专门用于运输人员。经过协商，双方达成了一致。

还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落款时间。我们提议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但台湾方面不同意。他们说，前面的争议我们都妥协了，这个问题还请你们照顾一下，台湾历来用中华民国纪年。我们后来想了一个变通的方法：他们写中华民国纪年，我们写公元纪年。最后我们写的是“九〇.九.十二”，台湾方面写的是“七九.九.十二”。

最后，这个协议顺利签署，我们接下来又就接收遣返的地点等细节进行商议，也顺利达成了一致。

9月13日回到福州后，我立即把谈判过程向习书记作了详细汇报，习书记很满意。他说，你后面要继续做好协议的落实，把遣返工作的细节做好，保证遣返人员能平平安安回家，使他们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这也是有利于两岸安定稳定的基础。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我会继续支持你们。后来，习书记还就这项工作专门安排了一场常委会，听取我的详细汇报。这件事不仅为保障私渡人员的生命安全做了一件大好事，也为促进两岸的和平稳定、推动“三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这就是两岸关系中的大事件——签署“金门协议”。中央电视台4套《国家记忆》栏目还特别报道过这件事。

这件事，习书记一直记忆犹新。20年后的2010年9月4日，习书记来到福州视察时，专门安排接见当时的市委常委班子成员。那时他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和我们一起开座谈会的时候，习书记提起的第一件事就是1990年的“金门协议”。他说，我在福州工作6年，现在虽然离开了，但是对福州很多事都记得很牢。1990年的“金门协议”，我让老方参与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从此打破了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僵局，为改善两岸关系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也成为后面实现“三通”的起点。

采访组：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部署了“闽海行动”，大大加强了沿海管防工作，有力维护了福州的海上治安。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方庆云：

福州市地处东南沿海，全市12个县（市、区）中，罗源、连江、马尾、长乐、福清、平潭都属于沿海，海岸线长达1137公里。海事纠纷、海上抢劫、贩卖情报、非法偷私渡、海上走私等经常发生，海上斗争十分复杂。改革开放初期，长乐、平潭的走私泛滥一时，大宗的走私物品有香烟、电视机、录像机、手表以及汽车、汽油、家用电器等，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

1990年习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后，非常重视福州沿海的管防工作，经常强调“海上无小事”。为了加强领导，专门成立福州市海防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和办公厅、政法委、公安、边防、海关等有关部门领导组成，下设办公室（挂海防办、打击办两个牌子）。1991年4月25日至26日，市里召开沿海管防工作综合治理部署大会，习书记亲自进行部署，决定从5月份开始，在全市组织开展“综合治理月”活动，以沿海管防工作为主线，实施以打击走私贩私、偷私渡、资敌参特、海上抢劫和“黄、毒、丑”专项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闽海行动”。他明确指出，“闽海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促进管防工作成果，落实沿海管理措施，坚持“打防管建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坚决打击和制止走私贩私、海上抢劫等犯罪活动，维护沿海地区社会治安稳定，改善海峡两岸关系。

习书记强调，沿海地区领导要采取非常措施、非常办法，真抓实干，抓好社会治安和沿海管防工作，要在上半年初见成效，年底大见成效。要精心组织，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教育等各种手段，实行打击、取缔、整顿、管理、防患、建设等多管齐下，真正做到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全社会参与“群防、群治”的大局面、大行动、大斗争。他还亲自与沿海6个县（市、区）党委书记签订“加强沿海防管工作责任状”。

为了加快“闽海行动”的开展，他以“马上就办”的作风，雷厉风行，带领有关部门深入平潭、福清、连江等地检查指导。1991年5月、6月、7月3个月时间里，全市组织1592个行动小组，参与18000多人（次），出动船只274次，清查重点地区部位和重点对象7865个，重点船只6952艘，查出各种违法犯罪对象3201名（其中偷私渡“蛇头”98人、偷私渡人员259名、走私分子89人、海上抢劫126人、卖淫嫖娼271人），收审495人，治安处罚1252人，刑事处理859件（其中重点案件259件），缴获各类枪支29支，凶器404件，摩托艇28艘，对讲机127台。到1991年底，共查处走私贩私案件4583件，价值达1.18亿元。

在取得初步成效基础上，习书记1991年10月14日专门到平潭县检查指导工作，提出五点意见：一要进一步提高对沿海管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与沿海管防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三要继续加强对海上犯罪的打击；四要根据本地实际把经济抓上去，改变贫困面貌；五要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由于福州沿海管防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得到上级充分肯定，全国沿海管防工作在福建召开。1992年6月17日，福建省委、省政府专门发出明传电报《关于做好迎接全国海防管理工作座谈会准备工作的通知》，习书记在电报上作出批示，要求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并强调要继续打击偷私渡、走私贩私，7月8月各布置一次，加强指导、检查、督促。

经过开展“闽海行动”，连续狠抓海上管防和综合治理后，福州偷私渡和走私贩私、海上抢劫等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减少，海上治安趋于稳定。

采访组：

长乐国际机场是全国首座完全由地方投资的大型现代化国际机场。这座机场在上世纪90年代初能够顺利上马，离不开习近平同志超前的战略思维以及他付出的努力。请您讲讲这座机场是如何诞生的。

方庆云：

福州虽然是省会城市，但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还没有民用机场。原来的义序机场是军队的小机场，军民共用，规模很小，每年吞吐量只140万人次，没有国际航班，没有盲降设备，遇到恶劣气候无法飞行，大型飞机无法起降。1990年，习书记到福州市工作后，认为福州空港交通问题是直接影响对外开放的屏障，外商外资进不来，国内物资出不去，人员往来不方便。他经过周密思考，下决心解决机场问题，并于1991年初提出建设福州现代化大型机场的思路。他的这个想法得到福建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福州市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随即先后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提出福州新建国际机场的要求。但得到的答案是，目前国家没有安排在福州投资机场建设的项目。习书记知道这个事情后说，机场问题关系大局，等待国家安排，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要自力更生建机场，采取地方投资的办法。于是，以“马上就办”精神，在1991年8月正式提出由地方筹资建设新机场的立项报告。这个方案得到国家民航局和国家计委的支持，于1992年6月3日获得批准，当即着手成立筹备小组（指挥部），迅速开展筹备工作，很快于1993年元旦在长乐漳港工地举行开工奠基仪式。经过4年多努力，于1997年6月23日正式通航。长乐国际机场从构想、策划到机构建立、班子人选再到设计规划、资金筹措、开工兴建等等，都是习书记亲自决策把关。按照他提出年吞吐量650万人次的规模，参照新加坡樟宜现代化机场的设备，保证机场使用20年不落后。

这座大型现代化国际机场的建成，凝聚着习书记的心血。一开始他亲自带领有关人员，先后到福清、闽侯等地选址，最后确定在长乐漳港。因为这个地方在海边，不仅净空条件好，而且有发展空间，可以延续建设，还可以填海造地。在建设过程中，他经常关心过问工程进展情况，多次深入工地实地考察，帮助解决难题。例如，在建设候机楼的设计中地下夹空层原设计是填方处理，在向他汇报时曾提出是否不用填方，作为地下室利用，可以用于安装设备、仓储等。他同意了。这样地下层多出6万多平方米的空间，不仅节省了填方的大批人力物力和时间，按照现行的价格计算就有6亿多元的经济价值。长乐国际机场第一期共投资人民币32亿多元，建成4E级大型现代化国际机场，候机楼建筑面积达13.2万平方米（现已增加到21.4万平方米），航空货栈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停机坪36万平方米，跑道长3600米，可起降B747—400型等大型飞机。当时有些人还不理解，认为规模太大了，但到2018年机场建设20年的时候，客流量已超过1240万人次，大大超过了原来设计的容量，已经不够用了。经过扩建现已增加到2300万人次。到2017年，已有34家航空公司进入长乐国际机场运行，开辟国内外航线103条，通航75个城市，先后开通了纽约、东京、大阪、悉尼、曼谷、雅加达等12个国际航班及香港、澳门、台北、高雄等航线。

大型现代化的长乐国际机场是国内首座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筹资金兴建的机场，是中国华东地区重要的航空国际口岸，也是重要的航空客货集散地，被国家民航部门定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枢纽机场，从一般机场上升为国家级门户枢纽机场，使之成为机场设施互联互通和打造空中交通走廊的核心节点。它不仅是一项造福福州人民的重大工程，大大推动了福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同时也为海峡两岸人民共谋福祉，对实现祖国统一，更好建设“一带一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采访组：

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6年，既是上下级，也是好朋友，请您讲讲你们在生活上的交往吧。

方庆云：

习书记平易近人，来源于他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博大胸怀。他尊重大家，虚心听取意见建议，作决策讲求科学，从不强加于人。他是领导，我们很尊重他。但平时我们又像朋友、像兄弟，也经常一起谈工作、谈体会、谈生活，有时还组织大家在一起开展文化、体育等有益的活动。习书记曾经谈起他的知青岁月，讲他在黄土高原的历练和成长，讲他自己和群众怎么一起劳动，有不会干的农活，群众怎么手把手教他，让他成为一个合格农民。讲到在正定工作的时候，他经常谈到县委领导班子怎么团结、老同志怎么帮助他、年轻同志怎么配合他，等等。

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平时假日和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也非常关心大家。有一年春节，习书记请我们几位同志到他家里做客，他亲自下厨给我们做饭做菜，他炒的菜是北方风味，味道很好，我们一起过了一个祥和的节日，其乐融融。

习书记对老干部非常重视、非常关心。他不仅关心老干部的生活，还注意听取老干部的意见。老干部虽然退休了，但因为之前长期在工作岗位上，对各方面工作有一定经验，他们退休以后有更多时间接触社会、接触群众，两者结合起来，就有很多发挥余热的机会。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建立了一个老干部“季谈会”。每个季度请老同志们参会，请他们对当前工作提意见和建议。老同志们畅所欲言，有什么问题尽管讲，讲得对不对、好不好、合适不合适都没关系。该采纳的、能做到的，一样不落，都会做到；有些做不到的，习书记也会耐心解释。这样一来，既推进了工作，大家心情也很舒畅。

直到今天，福州市仍然延续着这个优良传统，退休干部“季谈会”还在继续举行，老干部们聚集在一起，市里领导把一个季度工作的情况向大家作个通报，有关部门领导也都参加，老同志反映的意见被记录下来，通过研究，有相当部分意见方法被采纳，落实执行。老干部们在这个制度下持续发挥余热，为福州市的发展贡献力量。

1996年，我退休了，也已经成为了“老干部”。这个时候，习书记到省里工作了。从那以后，习书记每年春节都安排省委办公厅的同志到我家里看望、慰问。2002年，习书记到浙江任职后，每年春节都会给我寄贺年卡，其中凝聚着习书记对老同志的一片深情厚谊。

这么多年过去了，回忆往昔，习书记在福州的点点滴滴仍深刻影响着我，也影响着这座城市。他为福州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的魅力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了福州的历史地位和知名度，为福州向国际化大都市目标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