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厦门（三）：“近平同志提出的‘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很有远见卓识”

“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是2002年提出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回看10多年前总书记的思路，是十分有战略眼光的。10多年来，为了落实这一战略，厦门市委、市政府调整岛外行政区划，加快连接岛内外交通设施的建设，抓紧投建岛外城市次中心，设立各个园区，逐步有力有序推进战略实施。

采访对象：

朱亚衍，1944年8月生，福建泉州惠安人。1986年前在化工部部属单位工作，1986年调任厦门化工公司经理兼利恒涤纶公司党委书记，1987年12月任厦门市副市长，1990年7月任厦门航空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1993年6月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98年1月任福建省副省长，2000年2月任副省长兼厦门市长，2002年7月任省委常委、秘书长，2005年5月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8年退休。

采访组：朱省长您好！请您介绍一下当年和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朱亚衍：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来厦门工作的，我是1986年3月调来厦门工作的，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1986年夏天。当时，化工部副部长冯伯华同志来厦门检查工作，主管工业的副市长不在厦门，所以市政府办公厅就请近平同志代为接待，我有幸陪同，就有了与他的第一次接触。

近平同志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可以用6个字概括：年轻、博学、亲和。当时他只有30岁出头，短短的交谈让我觉得他学识非常渊博，又很有亲和力。

那次我们还很有成果，就是把厦门橡胶厂的工程轮胎项目给谈下来了。当时厦门有个工程机械厂，生产工程机械需要用大尺寸轮胎。厦门虽然也有一个橡胶厂，但这个橡胶厂只能生产自行车轮胎和小卡车轮胎，不能生产工程轮胎。这些工程轮胎都是从河南、贵州等地购买的。正是因为这一次见面，近平同志带着我与冯伯华副部长座谈，就把工程轮胎的项目办下来了，可以为厦门的工程机械厂配套生产工程轮胎了。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曾担任厦航董事长，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关心和支持厦航创建和发展的？

朱亚衍：我是厦航的第三任董事长，厦航能有今天的发展，归功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国家民航局以及省市的支持和帮助，倾注着近平同志的心血。从厦航组建到今天，他始终念念不忘厦航的发展。

我先讲讲厦航组建的过程。厦门地处东南一隅，如果坐火车、坐轮船，路上花的时间太长，谁还有兴趣到这里来考察和投资？所以，批准厦门成立特区后，大家最着急解决的就是交通问题。几个特区当中，第一个修建机场的是厦门，第一个开办航空公司的也是厦门。1984年，厦门机场通航后，国家民航局和福建省政府商定合作开办航空公司。同年7、8月份，厦门航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由时任福建省副省长张遗同志担任厦航第一任董事长。次年，新组建的厦门航空公司委托国家民航局通过融资，租赁了2架波音737-200型飞机。我们当时没有人才，就交由广州民航管理局代飞。

一个航空公司在初创阶段，最难的就是飞机引进和人才引进。引进一架飞机要过五关斩六将，需要层层审批。引进开飞机的飞行员、修飞机的技师、懂航空经营管理的人才也很难。我还没担任董事长的时候，厦航就已从部队的飞行员和飞机维修人员中引进了人才，我相信这肯定有近平同志的心血，因为他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一定协助做了不少工作。我担任董事长以后，也找过近平同志帮忙协调引进飞机。1986年10月，厦门航空公司所属飞机从广州转场到厦门，终于由我们自己的机组飞行航班。可以说，厦门航空公司的创建是与近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

不单单是初创阶段，在厦航随后30年的发展中，近平同志也一直给予关心和指导。1993年，厦航开通福州到深圳的航班，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近平同志亲任首航团团长，赴深圳交流。2000年4月23日，已是福建省省长的近平同志专程到厦航和机场指导工作，他说：“厦航之所以口碑好，一是靠改革，二是舍得投入，三是服务规范，四是以人为本。厦航企业路子对，员工素质高，经营效益好，为省市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06年7月22日，厦航杭州分公司成立，此时已是浙江省委书记的近平同志亲自致信祝贺。2013年，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会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我们厦航的一个乘务长有幸参加了会见。这个乘务长对总书记说：“总书记您好，我是厦门航空公司的。”近平同志亲切地说道：“好，回去跟厦航的同志们问好。”近平同志对厦航的关心一直激励着厦航人奋发图强，砥砺奋进。一晃30年过去了。在总书记关心下，厦航发展到今天，已连续盈利30年。在全球民用航空协会评级中，厦航名列中国所有航空公司第一位，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被评为同一个级别。

2015年9月23日，近平同志访美期间参观波音公司宽体飞机厂，波音公司在厂房门口摆了两架飞机，一架是即将交付国航的波音737，另一架是即将交付厦航的波音787。近平同志在波音公司总共参观不到1个小时，单在厦航这架飞机上就坐了15分钟。他说：“刚才，我参观了即将交付厦门航空公司的这架波音787飞机。在1985年，也就是30年前，我担任厦门市副市长，分管厦门航空公司，参与了它的组建和初创。初创阶段的厦门航空公司，连带厦门机场，都是利用国际贷款发展的，当时也就只有几架飞机。30年过去了，厦门航空公司引进了最先进的波音787飞机，这就是中国民航事业发展的缩影。”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谦虚地说自己“参与了”组建和初创。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2013年、2015年，他对厦门航空公司的建设与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厦航能有今天的发展，当然有厦航员工的努力，更离不开近平同志各个方面的支持。从另一个角度说，厦航今天的发展，没有辜负近平同志的期望。

采访组：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的过程，以及这个战略对厦门发展的深远影响。

朱亚衍：“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是2002年提出的。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10多年前总书记的思路，是十分有战略眼光的。

10多年来，为了落实这一战略，厦门市委、市政府采取了多种举措，逐步有力有序推进战略实施。一是调整岛外行政区划，撤销同安县，设同安区和翔安区，加强了对岛外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二是加快连接岛内外交通设施的建设，相继建成翔安隧道、杏林大桥、集美大桥。三是抓紧投建岛外城市次中心，海沧新城、集美新城、同安新城、环东海域新城均初具规模。四是设立火炬园区、工业集中区、两岸新兴产业园区、自贸区，这些区域成为厦门经济强劲发展的新增长点。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交往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朱亚衍：我讲两件事情吧。第一件事，近平同志很重视农业，“三农”工作是他自己“讨来”的。他1985年到特区工作，那个时候特区建设刚刚开局，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的任务很重。他除了承担市政府给他的分工外，还主动要求分管农业。

他当常务副市长以后，分管的工作一共四大块：第一块是农业口，包括农委、农业局、林业局、水电公司、气象台、水产局、乡镇企业公司和木材公司；第二块是大计划口，包括市计划委员会、经济信息中心、物资公司、劳动局、体改委；第三块包括编委、人事局、财政局、税务局、审计局、人民银行和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外汇管理局、保险公司、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第四块是县区政府工作。这四大块工作中，第二块和第三块一般是常务副市长分管的工作。除了这四大块工作，他还联系市人大、市政协。所以你看，他刚来厦门的时候就把“三农”工作讨来分管，当了常务副市长以后继续分管下去。近平同志离开厦门以后，后来的常务副市长都没有再分管农业。有一次我跟他说，农业不应该放在常务副市长这里。他的回答是：“我看到厦门农村这一块比较弱，就主动要求分管。”

对分管的“三农”工作，近平同志的特点是“三到”：一是心到。他对农民和农村工作有很深的感情，这个可能和他过去在延川插队、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经历有关，是一种心系农村的情结。二是人到。那个时候厦门大部分是农村，湖滨北路对面是晒盐的盐场，根本没几栋房子；还有个军营村，是厦门最后一个通公交车的行政村，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村还是听他给我说的。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走访过大部分农村。三是工作措施到。每到一处，他都结合当地实际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推动工作开展。他现在讲话很接地气，扶贫力度这么大，还提出非常切合实际的“精准”两个字，这在他当年厦门、宁德等地的实际工作中都有所体现，是与他丰富而深刻的实际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积累分不开的。

第二件让我十几年难以忘怀的事情，是我向近平同志汇报厦门财政上缴比例问题。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988年4月计划单列市的确立，厦门市从此就能够享受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为了理顺计划单列工作，我们当时一个一个厅、一个一个部委地去沟通。最快谈下来的是交通，1988年厦门机场下放，然后是港口，等这些都陆陆续续定下来后，财政计划单列一直到1993年才最后定下来。从1988年到1993年，一共谈了5年，实际上财政计划单列就是谈两个事情，一个是上缴的基数，再一个是每年递增的比例。

到了2001年农历正月十五，下午快要下班前，我得到一个消息，转天习近平省长要听财政厅汇报，准备调整厦门市财政的上缴比例。我知道兹事体大，本着对工作负责任的态度，我一定要在会议前向近平同志汇报我的想法。于是赶快给近平同志打了电话，我说：“我晚上有个会，会议一结束我就赶往福州，请您一定在办公室等我。”他问我什么事，我说很重要，等到了再说。晚上，我就往福州赶，经过莆田的时候正好接近零点，因为是正月十五，从车窗看出去，漫天都是烟花。

赶到福州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到了近平同志办公室，他果然在等我。我说：“我听说明天你们有一个讨论厦门财政上缴比例的会，你们能给厦门减轻点负担吗？”他笑笑说：“你想得倒好，要增加点负担。”我继续问他：“现在上缴比例已经很高了，财政部门给你说的提高上缴比例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因为全国其他城市，像南京、杭州、广州上缴比例都比厦门还要高。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就有数了。于是就跟近平同志解释说：“我不否认这些城市上缴比例比我们高，但那些都是副省级城市，并且不是计划单列市。我们厦门是计划单列城市，在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这5个计划单列市中，厦门的上缴比例是最高的，就不要再提高了吧。”近平同志长期在基层工作，我这么一说，他很快就明白了。他很爽快地对我说：“老朱，幸亏你今天来了，不然明天会上定了以后就不太好再说了。”

这件事情让我感触很深，近平同志当时已经是一省之长，在正月十五的深夜，能在办公室等一个下属，虚怀若谷地听取意见，最后还能采纳意见，确实非常难得。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你们还有联系吗？

朱亚衍：我与近平同志的联系一直没有断过。在这么多年的联系中，有一次与他通话让我印象很深。那是2002年11月左右，他已经去浙江任职了，当了几个月的代省长，马上转成书记。一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在浙江习惯不习惯。那一次， 我们就在电话里谈了很久。他很念旧，在电话里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家里老人怎么样，也很关心同事，一个一个点着名问大家的近况。然后我们谈到了厦门工作的点点滴滴。2010年，已经是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同志到福建视察工作，先到福州，然后到宁德，再从宁德坐动车到厦门，把以前在一个班子里工作的同志们都找来坐坐，大家见面都很高兴。近平同志待人很诚恳，不管对待下属还是对待同事都是这样，每次想起30多年前与他共事的经历，想起那次和他的对话交流，我都非常想念他。（转载自2019年7月19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