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福州（三）：“习近平同志是具有成熟战略远见的政治家”

习书记还为福州提出了一个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远景。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习书记当初并没有“高估”福州，也没有“低估”福州，他对福州的预估是恰如其分的，对福州的定位和未来发展，都把握得非常准确。

采访对象：

翁福琳，1941年7月生，福建福州人。1983年到福州市农委工作，历任副主任、主任、书记。1988年任福州市副市长。1992年任常务副市长。1996年任市长。2001年退休。

采访组：翁福琳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您与他一起工作近6年时间，请谈谈您对他的印象。

翁福琳：我第一次和习近平同志见面，是1990年他来福州任职的时候。那一次，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我感觉他年纪虽不大，却很稳重，话不是很多，但出口很实在、很有分量。当时，我是福州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和他见面之前，事先准备了福州市农业基本情况汇报材料交给他。他看了以后，跟我讲：“省会城市的农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民以食为天，农业搞得好不好，涉及城乡家家户户，关系到社会安定和民生稳定。”

后来，通过工作接触，我发现他确实对农业非常重视。他下乡做农业调研的时候，一般都让我陪他去。现在回顾起来，我当时跟他共事近6年时间，他对农业各项工作的指示和具体做法，都非常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现在，福州农业工作所取得的各项成果，都与他那时打下的基础有密切关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谋划福州发展的？

翁福琳：习书记来到福州以后，通过密集的、高强度的调研熟悉了福州的情况，又通过大量征求意见和积极探索，对福州发展有了系统思考，对福州未来3年、8年、20年的发展进行了科学规划。

在此之前，福州市的领导班子还未提过20年这么长远的规划。

习书记主政福州期间，还提出了“海上福州”的规划。这个规划，是根据福州的地理位置、地缘情况、通商历史、与海外华侨的密切联系，以及诸多自然条件的特点提出来的。福州的经济发展，确实不能仅仅局限于陆地，丰富的海洋资源是不可忽略的。我参加了习书记组织并主持的“海上福州”研讨会，会议地点在平潭县。我记得当时还出了一个文件，提出了福州将来如何开发海洋等规划。

习书记还为福州提出了一个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远景。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习书记当初并没有“高估”福州，也没有“低估”福州，他对福州的预估是恰如其分的，对福州的定位和未来发展，都把握得非常准确。在习书记规划的发展框架下，福州这些年发展顺利，城市规模不断扩展，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宜居环境得到有效落实，政府的办事效率、市民的综合素质都在大幅度提升。现在，很多重量级外商到福州投资，很多国际会议也在福州举办。许多出国旅游的市民回来后感言，福州越来越有“国际范儿”。大家都有目共睹，福州正向着习书记当年规划的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福州在古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之一。现在，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又把福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紧密连接在一起。

他的这些思想，全部都是很现实也很扎实的，对福州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位。如果不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怎么能撑得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点这个定位呢？所以，回顾习书记20多年前的规划和现在的契合点就会发现，他确实是具有战略远见的政治家。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推动福州发展的。

翁福琳：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这个词在福建已经提了10多年了，但福州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做到“请进来、走出去”，我个人认为，还是习书记来了之后才有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他主政福州期间，福州开始有了跨越式的大发展，走得比较快，也比较稳。

先说“请进来”。当年，福州引进的几个大项目，如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等，还有几个大的经济开发区，都是在他手里办的。

再说说“走出去”。我就举一个我分管的渔业工作的例子。

当时，随着渔业快速发展和技术进步，福建沿海的渔业资源因为捕捞过度而濒临衰竭。渔民都处于待业状态，他们无所事事，船只大量闲置。我们都在考虑，渔业怎么办，未来怎么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习书记派我到海南考察，之后又让我带队去印度尼西亚考察。那次，我带了两个县的县长，还有渔业局长、船长，到印尼的伊里安岛实地考察。

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岛屿众多，渔业资源非常丰富，但缺乏捕捞技术和船只，这种情况正好与我们形成互补。

为了完成好习书记交代的任务，我3次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去见钱永年大使，汇报渔业合作的具体情况。钱大使说：“你这个项目应该可以搞得成。北京已经批了3支队伍，但都未落实，主要是因为印尼情况比较复杂。你们福建的华侨多，与当地关系比较融洽，有条件做得成。我这边跟北京有关部门通个气，你们也抓紧商议并报批。”

我马上把这个情况跟习书记汇报了，他第一时间回复说：“做啊！要做好，要处理好各种关系，使合作能顺利进行。”于是，我们马上就开始做了。很快，双方经过一些必要的筹备，顺畅地达成了渔业合作的共识。

在项目推进的初始阶段，与我们合作的印尼华侨黄先生对我说：“翁先生，我初次跟你们合作，如果出现了问题，我有事情找谁去解决呀？这个问题我不能不考虑。所以，我们合作创办的公司，要有一名你们那边的领导来任职，帮助解决问题。这个人，我看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当董事长，你来当名誉董事长。”

我说：“你有事情找我，我绝对负责。但是，我不能做名誉董事长，因为中国有规定，在职领导干部不能在企业兼职。”

黄先生说：“那好！你不做，我也不做了。”

我赶紧把这件事跟习书记报告了，他说：“你可以做这个名誉董事长，上市委会议研究确认就行。”很快，这件事就在会议上确定下来了。记得当时明确了“三个不准”，我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两条：第一，不能有工资；第二，不参与公司具体事务。这件事情说明习书记非常灵活，也非常务实。

不久之后，连江县的20艘渔船出航，这是它们第一次进入印尼海域进行捕捞作业，也是福州渔民进入远洋捕捞的第一支船队。随后，进入印尼海域的远洋捕捞作业就大规模展开了。很快，渔民在印尼的收成大都运回福州，这不仅解决了渔民“火烧眉毛”的生存问题，也丰富了福州市民的“菜篮子”，解决了福州市场需求的大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讲“马上就办”，也讲“真抓实干”。您刚才讲的情况，就属于“马上就办”，那么他是如何“真抓实干”的？

翁福琳：习书记提出“真抓实干”，不是蛮干，也不是盲目地干，而是首先进行深入调研，采集信息，再科学谋划，科学地干。

习书记调研的渠道多种多样。比如，他经常向一些老干部、老同志请教。他一贯对老同志非常尊重，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也非常重视。他这种请教，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制度保障的。他到福州以后首创了老干部季谈会。顾名思义，就是在每一个季度，都召开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他把市里的离退休老干部请来，把刚刚过去的那一季度福州市的各项工作、各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向他们介绍一下，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如市委、市政府工作有没有问题，哪里不足，哪项工作做得不够，社会上有什么反映？针对这些问题的建议，都可以在季谈会上谈。

老干部们也非常愿意参加这个季谈会。他们退下来以后，就有充分的时间广泛地接触群众。在街头巷尾，他们不断地和群众交流，倾听群众的声音，而习书记创办的这个季谈会，可以充分地把这些声音直接收集上来，效果非常好。

习书记不仅创办了季谈会，而且每一次都坚持参加，认真倾听，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在我主持政府工作期间，我也都参加季谈会，所以我很了解他对这个会的重视程度。

20多年过去了，福州的季谈会仍继续开展，效果一直很好。我现在也退休了，有很多时间收集群众的意愿，并把群众的意愿传递给现在的领导班子，继续为党、为革命发挥余热，这不仅让我们的退休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也能让我们的领导班子“耳聪目明”。

习书记还在福州创设了下基层接访制度。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社会变革时期，各类问题越来越多，群众上访的人次也相应地越来越多。面对这个状况，习书记首先抓制度变革，改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他带领干部到基层进行下访，到老百姓家门口去服务。因为我当时是管农业的，所以每次下农村我都会去。下基层前要提前3天在县城及各乡镇贴布告，布告上写明，市委、市政府在某日要在本县的某某地方开接访会，市领导及有关部门领导都会来，大家有什么需要向市里反映的，都可以当面与领导沟通。

接访开始之前，各部门的领导分别到各个办公室接待群众。群众来访，要反映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情，直接找对应的部门领导去谈，比如土地、规划、民政、农业、公安……各个方面都有，群众只要有事反映，肯定能找到主管这一摊的领导。遇到大的事情，由习书记亲自处理。

这样一来，效果非常明显，上市里来告状的老百姓一下就少了很多，群众“上访”的现象变少了，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提高了。而且，大量问题在下访之前都被基层干部突击解决了，免得到时候让市里领导看到这么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下访”也是一种推动工作的倒逼机制。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陪习书记在闽清“接访”时，有农民过来反映种的西红柿卖不掉。

习书记当时就给农民们承诺：“市里会马上研究，帮助你们解决！”

习书记说：“出现买难、卖难问题，是我们考虑不周。政府应该搞一个批发市场，并引导组建收购队伍，让买卖双方在市场内自由交易。”根据习书记的指示，政府部门立即进行专题研究，决定建设亚峰蔬菜批发市场，实现产销一体、城乡联动，从根本上解决买难、卖难的问题。

习书记发现产销失调的问题，进而解决这个问题，依靠的就是变“上访”为“下访”的创造性制度。

习书记组织下访是定期的，但他深入基层访贫问苦、关心基层群众则是不定期的，这是他日常一直都在做的工作。在我分管的工作范围内，我了解得更多的是他对农民的关心和关爱，对他们的扶持和帮助。习书记习惯到农村去调研，征求农民意见，了解他们需要政府从哪些方面进行扶持。

注重农村工作的同时，习书记也没有忽略城市建设。他非常重视保护文化古迹和历史文物，对福州市很多古建筑的保护、保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旧城改造对古建筑的破坏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旧”的东西，大多都是要拆的，有很多古街古巷在一纸批文之下夷为平地。而在习书记主政时期，他正确处理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保护下来很多古建筑，像三坊七巷这样一批古城街区得以保存下来。现在，三坊七巷已经成为5A级景区，游人络绎不绝。这里不仅承载着历史，也成为一张文化名片。习书记保护了祖先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功不可没。

采访组：1992年，福州市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抗洪救灾领导小组组长，您是现场总指挥，一直陪同他在抗洪第一线指挥抗洪救灾，请您谈一谈那次事情的经过。

翁福琳：福州一年有四五次台风，都是比较“正常”的事情。1992年夏的一天，天气预报说有暴雨，我陪着习书记沿着闽江岸边往上走，检查闽侯那一段的防洪部署情况。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我们到了荆溪镇，听完汇报并作简要部署，大约半小时之后，发现国道已被洪水淹没，情况不妙。习书记说：“赶快！往回走，到中洲岛！”他心里很清楚，福州只要一发洪水，中洲岛肯定先遭殃，洪水来势这么凶猛，发展得这么快，必须先赶到中洲岛看看情况。

果然，我们赶到解放大桥桥头的时候，看到洪水已经快涨到桥面了，中洲岛已被淹没了，岛上楼房的第二层已经进水。我们在桥上可以听见岛上的群众在呼喊。

岛上还有人被困在里面，隔着滔滔洪水，如何把人安全快速转移出来，是个很大的难题。习书记派人到供销社找绳子，把绳子拴到岛上的牢固之处。同时，他紧急召集的100多名武警战士也已经到位，武警战士沿着绳子爬到岛上，把被困群众一个一个地转移出来。习书记还调用了消防车，用消防车臂辅助救援。他还与空军联络，用直升机转移岛上被困群众。

从部署和检查防洪设施，到赴中洲岛指挥救援被困群众，直至全市抗洪及善后处置，习书记在抗洪抢险第一线连续奋战了三天三夜没有回家。就在这3天，彭丽媛老师正在妇产医院生产，而忙于挽救群众生命财产的习书记，没能腾出一点工夫去看一看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

采访组：驻榕部队为什么能够如此顺畅、默契地配合习近平同志指挥的抢险救灾？

翁福琳：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全力以赴忠诚履行他们保卫人民的天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习书记与部队交流非常顺畅，关系很“铁”。

一直以来，习书记对部队工作都非常重视。每一年开拥军座谈会的时候，海陆空军全部都来，他积极跟部队交换意见，问部队需要地方上配合做什么，对地方的工作有什么好的建议、想法，部队有什么困难需要地方解决。几年下来，习书记确实为部队办了很多实事，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改造、随军家属的安排及子女上学，等等。

采访组：请谈谈您和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搭班子的感受。

翁福琳：习书记当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他是我们班子当中年龄最小的。他当“班长”的那几年当中，班子内部一直非常团结，也非常民主，很和谐。我们都很尊重他，彼此之间经常沟通。

习书记也经常到省里面各个部门去走一走、谈一谈。省直单位需要福州帮助解决的事情，还有福州需要省里帮忙的事情，他都会及时进行沟通。所以，那段时间，福州市和省里的关系也非常顺畅，各项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习书记为我们树立了标杆，他离开福州市委20多年来，后面的几届领导班子，一任接一任延续他“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作风，现在还是这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家都感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改革、抓发展、抓法治、抓作风、抓党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特别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非常成功，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很长国人的志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但是我们有信心，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做了长期的谋篇布局。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带领我们踏踏实实干下去，去实现这些蓝图，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人民之幸。中华民族正行进在伟大复兴的路上，中国人民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全世界都听得到。

（转载自2019年12月16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