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公布！福建4地列入国家保护规划

近日，国家文物局印发《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福建4处遗址入选“十四五”时期专项规划，分别是↓↓↓

万寿岩遗址

平潭壳丘头遗址群

城村汉城遗址

德化窑遗址

文物保发〔2021〕2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局（文化和旅游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加强指导和引导，全面提升大遗址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和《“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我局组织制定了《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现予印发，请结合本地实际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国家文物局

2021年10月12日

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

为明确新时代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定位，做好“十四五”时期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根据《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制定本规划。

一、发展形势

大遗址是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有利于突出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

“十三五”时期，我国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遗址保护管理模式。大遗址考古研究、保护管理、开放服务、队伍建设、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36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对外开放，省级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多点启动，考古工作基地（站）、遗址博物馆等约束性指标全面完成。良渚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长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高标准起步、高质量推进。大遗址保护理念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仍然存在深层次问题。考古研究投入不平衡，整体基础依然薄弱；保护利用理论研究和科技引领不够，科研成果转化滞后；大遗址空间用途管制措施尚不完善，体制机制创新动力不足，人才队伍建设亟待加强；保护与展示利用模式相对单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一园一策”尚未全面落实，大遗址“活起来”的办法不多、活力不够，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城乡发展建设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机遇，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需要不断改革创新，更好统筹保护与利用、保护与发展的时代需求。

二、总体要求

（一）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持续开展大遗址考古研究，努力提升大遗址保护利用综合能力和整体水平，充分发挥大遗址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积极贡献。

（二） 基本原则

——坚持国家属性。强化大遗址的核心文物资源地位，突出中央主导、央地互动、部门协调，压实政府责任，依托大遗址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考古支撑。发挥考古研究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中的基础作用，将考古研究贯穿于大遗址保护利用全过程，不断廓清大遗址价值内涵，明确保护重点，丰富展示内容，拓展传播渠道，全面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灿烂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进步的突出贡献。

——坚持保护第一。推动“先考古、后出让”政策落地，严守文物安全底线。引导预防性保护与抢救性保护并重，促进考古、保护与展示措施有效衔接，系统保护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遗址及其周边环境、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文物本体科学保护和可持续展示利用。

——坚持合理利用。以“价值利用”为导向，兼顾“相容使用”，发挥大遗址的社会教育功能和使用价值，充分运用创意、科技手段多维度、多方式展现大遗址价值内涵，让大遗址活起来、传下去。

——坚持创新驱动。推动大遗址保护利用理论创新、技术创新、方法创新，不断健全中国特色大遗址保护利用理论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丰富保护利用传播技术手段，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坚持融合发展。正确处理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城乡发展、生态保护、文化建设的关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分类管理、多方参与、社会共享，探索文物领域深层次改革，兼顾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推动大遗址融入现代生活。

（三） 总体目标

到2025年，大遗址保护利用总体格局基本成型。文物本体和周边环境总体安全，大遗址考古研究、保护管理、展示利用、教育休闲、传承创新、传播交流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中国特色大遗址保护利用理论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作用更加彰显。

三、主要任务

（一）加强大遗址考古工作

深入推进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支持重要大遗址编制中长期考古工作计划，系统持续开展考古测绘、调查、勘探和发掘，搭建全国大遗址基础信息数据平台。实施考古报告出版工程，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和国际传播工作。支持央地共建、省地共建、校地共建考古工作基地（站），建设20处国家重点区域考古标本库房，实现区域考古标本管理现代化、规范化。

（二）完善大遗址空间用途管制措施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健全完善大遗址规划体系，突出《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的指导作用。完成大遗址文物保护规划编制（修编）和公布实施，保护规划强制性内容纳入相应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充分发挥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组织编制线性大遗址、大遗址保护利用片区专项规划纲要，增强跨区域保护利用策略协同。鼓励大遗址集中分布市（县）编制文物资源规划，协调区域文物资源综合保护利用。规范大遗址保护区划内的建设活动，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建设项目的用地和规划审核，落实“先考古、后出让”政策，理顺基本建设与考古工作的关系。

（三）深化理论制度研究与科技应用

重点开展大遗址价值标准、预防性保护、权益分配，以及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文物补偿、土地增减挂钩等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遗址保护利用理论制度体系。支持文物管理机构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西北大学、浙江大学、兰州大学等科研机构、高校、企业合作，协同建设文化科技创新实验室、基地、示范区，促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强化技术集成和系统解决方案供给能力，推动土遗址结构加固、遗址病害长期监测预警、野外无人安全监控、适应性遥感测绘、遗址大场景数字化展示和人机互动等关键技术研发，建立与大遗址保护利用技术创新相适应的全链条标准体系，促进科技装备水平整体跃升，形成一批科研成果、示范案例和技术标准。

（四）实施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

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和城乡建设需求，统筹开展文物本体抢救保护、文物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和文物安全防护设施建设项目，实现大遗址文物本体和周边环境综合保护。强化前期研究、现场勘察和跟踪评价等环节，健全完善工程全流程管理。推动大遗址预防性保护常态化，落实日常巡查和定期病害监测，开展大遗址防灾减灾研究，探索建立大遗址应急监测与预警机制。实施边疆地区和荒野型大遗址安全监测监控试点，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安防设施和巡查全覆盖，有效防控文物安全风险。

（五）提升大遗址展示利用水平

实施大遗址展示提升工程和大遗址研学精品工程，推介一批实证文明起源、彰显文化传承、见证民族融合、印证文明互鉴的大遗址展示利用项目。持续推动西夏陵、御窑厂窑址（含湖田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石峁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积极培育二里头遗址、三星堆遗址、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古格王国遗址、钓鱼城遗址等世界遗产申报预备项目，全方位展现中国大遗址保护利用成果和实践经验。

（六）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高质量发展

完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制度设计，健全年度监测、综合评估、准入退出和社会参与机制。完成第三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运行评估，激活立项单位。开展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新增10—15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培育长江三峡考古遗址公园等20—30处立项单位。引导地方人民政府有序建设省级考古遗址公园。支持创建一流的遗址博物馆，举办专题化、特色化、精品化文旅活动。实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数字互联工程，提升公园开放服务水平。发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作用，打造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化艺术周活动品牌。实现参观总人数1500万人次／年。

（七）构建新时代大遗址保护利用新格局

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经济圈建设、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依托大遗址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形成重要大遗址、国家遗产线路、大遗址保护利用片区为代表，“点、线、面”相结合的大遗址保护利用新格局。重点打造丝绸之路、秦直道、蜀道、万里茶道、南粤古驿道、湘桂古道、河西走廊等国家遗产线路，持续建设西安、洛阳、郑州、曲阜、荆州、成都大遗址保护利用片区，勾勒文明经纬、延续中华文脉。

（八）创新大遗址保护利用体制机制

强化中央主导、央地互动，支持大遗址纳入国家文化公园、国家公园，探索中央与地方合作共建大遗址保护利用片区、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推动大遗址分类管理，因地制宜设立综合性大遗址管理机构、多部门协调管理机制，培育和发展理事会，增强大遗址保护管理能力。推动大遗址安全防范工作纳入当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框架，坚持群防群治，支持山东、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等大遗址集中分布地区设置安全防护综合控制平台。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文化和旅游、文物等多部门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工作协同。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将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纳入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综合评价体系，鼓励地方人民政府颁布大遗址保护利用专项法规，充分发挥地方人民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加大经费投入

完善国家引导、地方支持、社会参与的多元经费渠道，集中中央与地方资金投入。建立健全社会参与的权益分配、绩效评价和补偿、激励、奖励机制，加强资金使用事中事后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强化政策保障

加强本规划与《“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长城、大运河、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等统筹实施，推动各类扶持政策形成合力。

（四）加强队伍建设

持续强化大遗址所在地考古、文物保护和管理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考古、文博专业人员比例和职称待遇，健全人才激励机制，保持基层队伍稳定。加大人才培训力度，提高队伍整体素质能力。培育跨领域跨学科创新团队，发展壮大志愿者队伍，充分激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活力。

（五）严格督促落实

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负责细化本省（区、市）“十四五”期间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具体任务，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报告。地方人民政府具体组织开展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国家文物局适时开展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执行情况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调整政策和项目支持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