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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两邓姓“良史”

2021-12-14 09:25:53 作者:谢海潮 来源:福建日报  责任编辑:周冬   我来说两句

民国两邓姓“良史” - 福建日报数字报  □谢海潮

最近在网上看了《民国时期唯一不把共产党写成“共匪”的县志》一文,读后深有感触,愈发觉得张舜徽老先生说的“学贵有识”“有学无识未可大成”是句句在理。

1936年开始编修、1941年出版成书的湖南《宜章县志》,总纂为邓典谟,即邓中夏烈士的父亲。邓典谟思想比较复杂,早年赞成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与革命党人过从甚密,但本人却从未介入革命,当得知长子邓中夏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曾托人多次劝说并为其谋求待遇较高的职位。被拒之后,邓典谟一怒之下,宣布与邓中夏脱离父子关系。

邓典谟一生大多捧的是民国政府的饭碗,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总纂《宜章县志》时,国民党县党部要求志书中凡记录共产党的活动一律称“匪”,老先生坚定地拒绝了。县志涉及相关之处达几十条,直接称“共产党”的17条,简称“共党”的22条,余则称“朱毛共军”“朱毛大军”“萧克大军”,没有一句写成“匪”。

刘知几提出“史才三长论”,强调史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三长”中以“史识”为最难,但也最为重要。所谓“史识”,就是对历史的见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历史家的观察力”。史识高不高,眼界开阔不开阔,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优秀的史学家。以“史识”标准来看,邓典谟堪称“良史”。

章学诚论学,还提出“善取不如善弃”。张舜徽《学林脞录》以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为例,“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取精用弘,删繁存简,此其才也。《十七史》外,博采群书,其学也。但取与治道有关者,而不录其他言行,别择去取,厥例綦严,其识也。夫惟识高,则所为书方见卓异耳”。

以“善取不如善弃”原则来衡量,吾邑宿儒邓光瀛先生无疑也有“良史之才”。民国版《连城县志》纂修始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迄二十八年(1939年)2月告成。内中“大事记”,因总纂邓光瀛“看到当时进步势力蓬勃发展”,故“只编到民国五年(1916年)为止”。史料称,五四运动风起云涌,连城以中学为中心,掀起游行示威、焚烧日货等爱国运动,后转入与当地军阀、贪官污吏的斗争,“这些都是在先生默许下,由进步教师领导进行的”。

另传“大事记”止于1916年,为编纂李云霄的主张。他认为当年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已经爆发,天下大局未定,无须编下去。

综合《连城文史资料》历年收录,将所涉修志人员相关资料整理如下:邓光瀛字覃百,号复庵,庙前丰图人,清季举人,广东候补知府。民国四年(1915年),县立中学开办,选聘他为校长。离职后,恰逢当地倡修县志,地方人士一致请他为总纂。生于1873年,卒于1943年。

民国时期连城有位书家项朝钦尝谓:“连城只有两支笔,我已拿了一支半。”或问:“余下半支属何人?”他答:“李步青。”李云霄(1878—1956年)字步青,号凌庵,新泉乐江人,清拔贡,曾任江西南丰知县,书法摹颜、柳碑帖,秀丽刚劲,自成一格。

黄颖成字佩囊,号栗园,庙前芷溪人,清廪生。辛亥革命后归里,勤勤恳恳服务教育近50年。讲授历史兼及方舆与当时环境,见解精邃,出人意表,语言抑扬顿挫,举手投足,使学生如亲历其中。协助邓光瀛先生续编县志,人少事烦,他与友生杨怀祖始终其事,夙夜在公,尤以“山川志”为他重新考察,一手编写,更为详尽无遗。生于1877年,卒于1955年。

杨怀祖字孝荪,庙前芷溪人,曾受业于黄颖成,年十三即入邑庠,有神童誉。县志重修时,为黄颖成先生得力助手,书法学颜鲁公,县志石印字大半为其手迹,备极辛劳。

连城自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编修县志,至民国开局续纂,已经间断180多年。早在民国五年(1916年),当地就已奉令开始筹办相关事宜,“以地方多故,尚未成书,旋经‘闽西之乱’,稿又散失”。值华北风云突变,为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共同抗日,有识之士积极倡议续修,经费预算“约八千元”,县财政无力承担,即便向群众摊派,也很难筹措。

时在泰国经商的连城籍爱国华侨周仰云得知后,致电县政府,请求免去摊派款,不足部分由他负责凑足。事成,周仰云十分高兴,据说还计划给县志编修人员建造一幢楼房,让他们继续收集资料,但因日寇入侵泰国,公司失落而辗转新加坡,所以未能付诸实施,“晚年仍念念不忘,深表遗憾”。

有文章说“周仰云先生先后共捐资5000多银元(圆)”,而县志附录的“倡修连城县志捐助芳名”记载“周树瀛(字仰云)捐国币三千元”,他还发动在新加坡经商的内弟“陈祝三捐国币一千元”。这里的“国币”指民初流通的银圆,虽然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11月起实行法币政策,最早一元法币基本按银圆一元来定价,但银两与银圆两种币制并存,此种混乱局面亦未完全改观。

根据黄冕堂《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以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黄金十两价值法币1147元”来算,修一部民国版《连城县志》,将近动用70两黄金,即7根“大黄鱼”。

所谓“家有乘,国有史,而邑有志”,又有云“植木者贵得其本,饮泉者当知其源”,前人为修一部县志而殚精毕力,其功不可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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