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九家保事件”

九家保纪念馆和纪念碑

东南网12月14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范陈春 通讯员 吴庆堂 文/图）沿着蜿蜒曲折的村道，穿过层层叠嶂，汽车缓缓驶向福安市松罗乡南溪村。极目眺望，巍巍耸立的“九家保纪念碑”映入眼帘。

南溪村又被誉为九家保村，是闽东著名的“九家保事件”发生地。88年前，这里孕育出了一位闽东“刘胡兰”式的英雄施脓禄。

1933年8月1日，福安第一个工农政权——福安革命委员会在北区太逢村成立。时年28岁的施脓禄是当时福安中心县委书记马立峰的表妹、县委委员施霖的姑妈，此时已入党5年，成为福霞县苏维埃政府一名优秀的宣传工作人员。

施脓禄常常在村里和乡亲们讲革命的故事，由于她的革命宣传工作做得好，南溪村成为当时革命的重要根据地，施家也成了地下革命活动的小据点。

当时的革命环境非常恶劣，国民党反动派动用各方势力联合“绞杀”红色政权。1933年10月2日，中共福安县委决定在施脓禄家召开重要会议，部署下一阶段革命工作。前往参会的县委委员郭秀山、交通员施隆弟，在距南溪村不到2公里的地方被正在巡山的霞浦柘头大刀会民团遇到并遭盘查，虽然施隆弟坚称家里有急事，要去找堂姐施脓禄商量，但是匪徒们仍是半信半疑。在“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的情况下，他俩被20多名匪徒捆绑，押往南溪村施脓禄家对质。

施脓禄与匪首谢玉针相识，便忙不迭地解释开来。谢玉针一看在她家中，还有叶飞、马立峰等革命领导人等生面孔，便下令将除了施脓禄以外的所有人都绑了回去。

眼看着叶飞、马立峰等人被大刀会抓捕，施脓禄心急如焚，连夜赶了几十里山路，跑到中共福霞县委所在的牛落洋村，向县委委员詹建忠作了汇报。詹建忠立即召集同志们商讨营救对策。

有的同志主张武装拦截，以牙还牙；有的同志主张以静制动，以智取胜。经过商量，大家达成了先派人摸清情况后设法营救的共识。

施脓禄和刘新贵自告奋勇一起去摸情况。次日，施脓禄与刘新贵夫妇手提一篮鸡蛋、糕饼，前往革命同志被暂时收押的王家濑村打探虚实，并力保他们。

谢玉针被劝说后有所动摇，并问他们：敢不敢担保？杀头怕不怕？

“敢！”施脓禄连忙答应。“我们敢担保。”刘新贵夫妇也拍着胸脯应承。

谢玉针便提出了要求：要保就九家具保，并拿出500块大洋的“草鞋费”担保。

施脓禄和刘新贵一口答应后，便马不停蹄地把消息带回了党组织。如此苛刻的条件让詹建忠犯了难。500块大洋固然是个难题，想想办法还是能解决的，但是要老百姓拿出身家性命来担保，这风险太大了。万一被反动派知道了真相，后果不堪设想。

出乎意料的是，当施脓禄和刘新贵把情况在村里传开后，刘学清、刘老仁、谢嫩妹、刘奶连、刘长树、谌荣泰、刘学仁等7户人家主动联名与施脓禄、刘新贵家一起当保户。

九家具结联保的难题算是解决了，接下来要筹措“草鞋费”。当时革命经费严重不足，大家分头想方设法凑钱，施霖的老母亲变卖了家里的田地得款120块大洋，县委也把用来买枪的活动经费250块大洋拿了出来，施脓禄和刘新贵发动村里的群众你一块大洋、我几个铜板，终于凑足了500块大洋。

当施脓禄和刘新贵将摁着9家人红手印的担保书和用红布层层包裹好的500块大洋摆在大刀会匪徒面前时，谢玉针相信了，放心了。

一天一夜的营救行动取得圆满成功，被捕的革命领导人悉数被救，安然脱险。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当时谢玉针的大刀会已被国民党收编，一旦这个消息传到反动派那里，9家具保的群众将会遭受灭顶之灾。

果不其然，事隔不久，国民党反动当局知道了真相，气急败坏地要求大刀会对南溪村进行全面搜捕，一定要把走脱的共产党人抓回来。谢玉针带领大刀会将南溪村团团围住，大肆搜捕，搜捕不到革命同志，就将施脓禄五花大绑押到村口石滩处，并把全村男女老少都集中在村口。

谢玉针用梭镖指着施脓禄的脖颈，大声喝道要用刑。施脓禄高扬着头颅，目光坚定。一顿暴雨般的鞭子落在她的身上，鞭子所触皮开肉绽、体无完肤。

不管面对怎样的威胁、殴打、折磨，施脓禄始终不吐一字。发疯似的谢玉针举起大刀使劲捅向了施脓禄的腹部，这位外表柔弱、内里刚强的女子倒下了。面对奄奄一息却还是三缄其口的施脓禄，谢玉针还不解气，拿起梭镖狠狠地对着她的心脏连刺了9刀。

年轻的施脓禄用鲜血捍卫了革命。谢玉针将苗头转向了无辜的村民，对村民严加拷问，无果，一怒之下火烧村庄。刹那间，安静秀美的南溪村一片火海。

大火烧了一天一夜，南溪村几乎变成一片废墟。大火摧毁的是南溪人的家园，但摧毁不了南溪人革命的雄心。幸存的南溪人前赴后继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

这就是闽东革命史上著名的“九家保事件”。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年代，有许许多多像施脓禄一样的英雄儿女，他们不畏困难、不怕牺牲，为新中国的成立奉献生命。时光如流，“九家保”的感人故事流传至今，南溪人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也将被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