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四五”规划看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的重点

学术简介： 何德旭，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曾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和南加州大学访问学者，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等十余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课题的研究，出版和发表成果逾二百部（篇），多项研究成果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主要论著有《中国金融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与调控政策》《中国金融稳定：内在逻辑与基本框架》等。

福建日报记者 李艳

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十四五”期间，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

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教授。他结合“十四五”规划，从“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增强金融普惠性” 等方面，畅谈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重点。

问：近些年来，我国开展了哪些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尝试？如何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

答：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都需要金融的支持。近些年来，我国在金融支持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方面，已经展开了多个层面的尝试。

比如，我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积极发行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重大使命，专门设立了新动能专项系列基金等一批科创型基金，加大核心技术攻关支持力度，大力推进核心领域自主可控技术应用；持续完善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体系，率先设立了科创金融专营机构；积极创新风控理念，为科创企业量身打造了个性化的风险控制体系；充分发挥综合化经营优势，建立了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再比如，2021年9月，由天津滨海高新区管委会与北京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共建的京津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处置资金池正式启动。该资金池的设立，将通过政府与市场风险共担，打造京津两地知识产权协同发展样板，缓解天津大量以知识产权为主要资产的科创企业融资难题。还有，近些年开展的投贷联动、债转股以及资产证券化等，都是金融支持科创企业的有效尝试。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对大量的科创企业来说，由于自身缺乏必要的融资抵押条件，以及健全的财务信息，特别是刚进入市场处于起步期的那些中小科技企业，往往很难获得融资支持。所以，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金融与科技创新的融合度还不高，大量金融资源仍然还难以有效配置到创新领域，大量科技产业和创新企业仍然还缺乏稳定可靠的融资渠道。

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也就是，积极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现代的科技金融体系，更好地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

具体而言，一是要进一步完善间接融资支持机制，也就是健全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科技的有效机制。要积极拓展科技信贷业务，鼓励商业银行建立专门的业务机构、运作方式、风险控制和激励考核体系，以及制定专门的科技企业信贷政策、业务流程、运营机制和信用评级、信用增级方式等。要积极开发支持科技企业的信贷工具，开展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股权质押贷款等业务，开展投贷联动融资服务，满足科技企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装备购置、并购重组以及长期限的融资需求。

二是要进一步完善直接融资支持机制，也就是畅通科技企业资本市场融资渠道。要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科创板、北交所等的制度创新。要大力促进创业投资发展，鼓励更多社会资本设立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和天使投资。要发展更多的债务融资工具，支持科技企业发行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私募债、增信集合债等，满足科技企业多样化融资需求。要积极探索资产证券化、可转换债券、供应链融资等为科技企业融资服务的有效路径。

三是要进一步完善科技融资相关配套制度。要完善科技融资担保体系，创新科技融资担保模式和担保产品，加大对科技融资担保机构资本支持和风险补偿力度。要构建适应科技企业特点的风险保险控制体系，鼓励保险机构为科技企业、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提供保险保障服务。要培育发展科技金融中介服务体系，为科技企业提供投融资咨询服务。

问：如何评价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应该怎样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

答：绿色金融是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也就是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是金融支持经济向绿色化转型的制度安排。绿色金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通过优化金融服务来解决环境污染和温室效应等问题，建立环境外部性问题内生化的金融机制，让绿色环保、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内化为金融机构的一种意识、一种责任、一种理念，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统一发展。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稳步推进绿色金融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绿色信贷稳步发展。目前，中国绿色贷款余额超过11万亿元，居世界第一。我国已基本建立了涵盖政策导向、统计指引、绩效考核三位一体的绿色信贷制度，以确保国内信贷资金向低碳、循环、生态投资领域聚集。

二是绿色债券市场持续扩大。目前，中国绿色债券余额1万多亿元，居世界第二。

三是绿色保险加速发展。原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保监会于2007年联合印发的《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政策试点奠定了基调。2013年，环境保护部与保监会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试点企业范围，并对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四是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铺开。2017年6月，国务院第17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广东、贵州、江西、新疆五省（区）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是我国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重大部署，标志着地方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正式进入落地实施阶段。

可以说，我国绿色金融刚刚起步，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但起步发展时间短，仍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特别是，还面临着解决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这一大难题，还需要进一步理顺绿色金融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绿色金融供给与需求、绿色金融政策性与商业性、绿色金融发展中激励与约束等方面的关系。

下一步，要加大绿色金融发展的力度。一是完善绿色金融激励机制，对绿色金融活动、低碳投融资等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二是完善绿色金融监管框架，针对绿色金融活动的特点，在现有监管架构的基础上加强绿色金融活动的监管，特别是要加大绿色金融信息披露力度。三是推进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将环境责任贯穿于立法执法之中，以克服道德约束的不确定性和环境责任履行中的“搭便车”行为，促使绿色金融落到实处。

问：我国金融支持农业农村发展、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情况如何？如何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答：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么多年来，在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金融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经历了一个创新驱动的过程，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网点逐步改进。但至目前，我国金融支持农业农村发展、金融支持乡村振兴还面临一些难题或挑战。因此，要加大金融支持农业农村发展、支持乡村振兴的力度。

第一，推行市场化改革以盘活存量增量，也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不断完善金融机构体系，继续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设乡镇一级金融服务网点、农村金融服务站、助农取款点等相互支撑的农村金融机构全覆盖网络。要努力拓展平台，建立农村产权抵质押物价值评估机制，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建设，拓宽农村产权担保物范围。要拓展和扩大资金来源，加大中长期信贷投放比例，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支持农业农村发展，推进农业企业通过上市、挂牌直接融资，利用债券融资手段支持城乡融合项目发展。

第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以精准匹配农业农村资金供需。要大力发展数字金融以提高效率，充分依靠数字技术形成优势互补的良好态势。鼓励金融机构统筹实体和数字两种方式下沉服务，以适当的物理网点弥补“数字鸿沟”，加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资源配置。加强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金融标准建设，制定合理的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统计口径，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认定标准，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要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

第三，完善信用体系以夯实制度基础。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全国统一的个人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分类标准和共享交换规范。以“政府＋市场”双轮驱动的模式，推动征信体系建设。要充分发挥现有地方政府公共平台的资源优势，建立稳定可靠的工作网络和信息更新机制。

第四，统筹发展与安全，着力探索支持乡村振兴的金融可持续发展之路。要在持续深化对农村金融规律性认识、更好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坚持底线思维，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根据乡村振兴的需要和业务特点，在统一的风险管理框架内，完善贷款全生命周期风险管控机制，健全全业务、全机构、全流程服务金融风险防控体系。要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加强风险的智能识别和预警，确保乡村振兴金融资产质量稳定，努力做到风险可控，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可持续。

问：在您看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如何？下一步应该怎样更好地发展普惠金融？

答：普惠金融作为面向社会所有阶层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过去的十多年，我国普惠金融取得了长足进步，普惠金融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得到了明显提升，在减少贫困、缩短贫富差距、延伸金融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突出贡献。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我国普惠金融还存在不少问题，包括普惠金融体系不健全、普惠金融服务不均衡、普惠金融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普惠金融信息披露不规范、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普惠金融业务风险不断积聚、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性有待提升等等，尤其是对标人民群众的需要、中小企业和三农的需要、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需要还有不小的差距。

2016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作为我国首个发展普惠金融的国家级战略规划，提出，到2020年，要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特别是要让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使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居于国际中上游水平。2020年9月14日，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等部门分别向江西省人民政府、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江西省赣州市、吉安市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和《山东省临沂市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2020年12月，国务院再次批准福建省宁德市、龙岩市和浙江省宁波市创建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加上2019年批准的河南兰考、浙江台州，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增加至5省8地，形成了错位发展、各具特色的格局，为全国普惠金融改革试点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

进入“十四五”，立足新发展阶段，普惠金融肩负新的时代使命。必须通过普惠金融自身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拓宽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显著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和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就下一步普惠金融的发展，我认为有必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深化普惠金融理论研究，提高全社会对普惠金融的理解与认识，用理论来指导普惠金融的发展。

二是构建和完善普惠金融法规体系，明确政府部门、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社会各界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具体职责，出台相关的财税支持政策和监管政策。

三是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开展数字金融产品、经营模式和业务流程创新，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特别是要注重消除“数字鸿沟”，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四是完善普惠金融监管，有效防范数字普惠金融风险。

学界动态

“新征程与新福建治理现代化”论坛在古田举办

由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福建省行政管理学会与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承办的福建省社科界2021学术年会“新征程与新福建治理现代化”分论坛，于12月11—12日在龙岩市古田干部学院隆重举行。来自全省各高校、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和研究机构的领导、专家学者共150多人出席会议。

此次论坛共征集到169篇论文，其中在职人员论文59篇、研究生论文110篇。经过评委综合评审，共评出一等奖论文6篇、二等奖论文10篇、三等奖论文14篇、优秀奖论文22篇。论坛上，我国公共管理学领域知名专家、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陈振明教授应邀作了题为《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公共治理新议题——公共管理学科转型再思考》的专题讲座，讲座主题前沿，深入浅出。

论坛期间，全体参会人员还赴古田会址和才溪镇进行了题为“弘扬古田会议精神，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现场教学活动，参观古田会议会址、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聆听微课堂《铸魂胜利路》《光荣亭前颂光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