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闽台修志“彰一统之盛”

《乾隆福建通志》卷首名胜图

《续修台湾县志》卷首八景图

中国地域文化圈的划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地方志的编纂息息相关。地方志的纂修，一方面强化了国家认同感，一方面也彰显了地域特色。闽台民俗文化圈自明清时期便得以定型，展现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宗教文化与民俗风貌。

修志蔚然成风

明清时期是福建方志发展的繁荣时期，修志蔚然成风。据不完全统计，见于著录的明清福建地方志达538种，留存至今的仍有256种，可见数量之多。

目前明代存世最早的福建方志为永乐二年（1404年）编成的《政和县志》，但早在洪武年间，地方政府就已组织人员编纂《玉融志》和《泰宁县志》。不少地方志经多次修订，明代《福州府志》先后修纂5次。清代《惠安县志》也有4种问世。修志次数之频繁，不但使福建地方志在时间上延续不断，并且在史料上也能及时补充完善。此时期的福建方志规模愈来愈大，如《（正德）福州府志》分13纲42目，纲举目张，有条不紊；《（道光）晋江县志》洋洋洒洒77卷，篇幅甚巨，包罗万象。

明清福建旧志有不少精品，如冯梦龙《寿宁待志》是少见的以第一人称行文的地方志。李世熊《（康熙）宁化县志》被认为可与康海《（正德）武功县志》相媲美。

台湾的方志修撰始于清朝。清初，台湾“草昧初开，无文献之征”。康熙年间，台湾设府，隶属于福建省台厦道，开始了由清政府管理的时代，也开启了方志修纂。康熙年间，蒋毓英等人撰《台湾府志》以“彰一统之盛”，诸罗、凤山、台湾三县也于康熙末年相继完成修撰。雍正、乾隆年间，台湾行政区划不断完善，文化教育发展迅速，方志修撰事业进一步发展。光绪十三年（1887年）台湾设省，着手计划纂修第一部台湾通志，出现又一次修志高潮。

终清一代，台湾的省志、府志、县志、乡镇志、采访册等多达40余种。台湾方志的编纂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迅速，亦有不少方志精品。如台湾第一部县志《（康熙）诸罗县志》有着“台湾方志中之第一”的美誉。又如，乾隆时期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字数已达60万，约为康熙时期蒋毓英、高拱乾所修的4倍篇幅，使得府志内容更加充实。

闽人渡台修志

台湾方志的修撰与福建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便于管理，清廷往往优先考虑在福建省任过职的非闽籍官员赴台担任郡首。这些地方官员也是台湾方志纂修的主要负责人。纂修《台湾府志》的蒋毓英为奉天锦州人，由泉州知府调台湾知府，为台湾第一任知府。周元文是正黄旗人，由延平知府调补台湾知府，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主持纂修《台湾府志》。

有的官员还主持修纂过不同地区的地方志。由泉州知府调任台厦道的高拱乾，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主修《台湾府志》之前，还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主修安徽《广德州志》。《乾隆重修台湾府志》的纂修官范咸，也曾修过《湖南通志》。

台湾方志的修纂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福建的文人士子来台修志的现象较为普遍。有的士子是应当地知县聘请来台修志的。陈梦林，漳浦监生，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受诸罗知县周钟瑄延请，赴台纂修《诸罗县志》。来台湾前，陈氏参与过《漳州府志》和《漳浦县志》的纂修，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王必昌，德化进士，曾受德化知县鲁鼎梅之聘请，纂修《德化县志》；后鲁鼎梅任台湾县知县，又邀请王必昌赴台编修《台湾县志》。杨浚，侯官举人，曾应淡水同知陈培桂之聘，代为纂修《淡水厅志》。

有的福建士子受聘为台湾书院的山长，然后参与修志。林豪，金门举人，任澎湖文石书院山长，参修《澎湖厅志》；亦曾受淡水同知严金清之聘请，参修《淡水厅志》。晋江举人陈淑均掌教仰山书院，噶玛兰厅通判敦请他为《噶玛兰厅志》总纂修。台湾大学名誉教授陈捷先认为：“《噶玛兰厅志》是福建晋江人陈淑均担任总纂而修成的，而且几乎是出于他一人之手的著作。”

清代台湾地区的儒学教授和儒学训导基本上由福建人担任。这些教谕也是台湾方志的主要编纂人员。蒋毓英《台湾府志》校订人士中的教授、教谕皆为福建人。郑兼才，德化进士，嘉庆年间先后任闽清县教谕和台湾县教谕；谢金銮，侯官举人，历任邵武、南靖、安溪、南平、嘉义县教谕。二人均参与《续修台湾县志》的编纂工作。

福建文人士子渡海赴台，对于当地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文人士子与台湾地方官员、当地科举士人一起纂修方志时，在体例、方法和内容上都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彰显出海峡两岸一统之盛。

台湾方志的修撰者，也是台湾较早接受儒家思想的文人。他们以教化为己任，“凡有裨于政治者则书之，有关于风化者则书之，有以资他日之掌故者则书之”。台湾第一位进士郑用锡曾纂修《淡水厅志稿》，该稿为后世所撰《淡水厅志》主要史料来源。他热心乡土教育，捐资修文庙，捐献学田，在弘扬儒学、兴办文教方面功绩卓著。咸丰三年（1853年），台湾北部发生泉州府籍移民的械斗，郑用锡作《劝和论》道：“愿今以后，父诫其子，兄告其弟，各革面、各洗心，勿怀夙忿，勿蹈前愆，既亲其所亲，亦亲其所疏，一体同仁，斯内患不生、外祸不至。”儒家思想对于清代台湾的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官祀推崇关帝

明清时期，通过地方志的修撰，台湾正式成为闽台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地域性礼俗宗教史料的渊薮，地方志的“祀典志”“礼乐志”“仙释志”“杂记”等纲目中均有不少关于当地宗教礼仪、场所、人物的记载，是研究地域性礼俗与宗教文化不可或缺的文献。同时，地方志也蕴含了地方对于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

首先，闽台方志中的国家正祀，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是儒家礼仪教化思想的表现。国家正祀一般列入地方志的《典礼志》《祀典志》或《典秩志》，涵盖祭祀仪礼、坛壝祠庙等。《乾隆重修台湾府志》“卷七”载“典礼”有庆贺、接诏、迎春、耕耤、祭社稷、救护、乡约、祠祀等内容。其中“乡约”部分有顺治九年（1652年）颁行的《六谕卧碑文》，康熙九年（1670年）颁行的《上谕十六条》，雍正元年（1723年）钦定的《圣谕广训十六章》。以后者为例，要求“刊刻颁行府州县乡村，令生童诵读，每月朔望地方官聚集公所逐条宣讲”。这部分内容与乾隆修《汀州府志》《福宁府志》《宁德县志》《仙游县志》《光泽县志》所载大致相同，可见两地儒家礼仪、宗教文化具有同根同源的性质。

“祠祀”则分府州县而设。台湾府有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先农坛、郡厉坛、文庙、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朱文公祠、施将军祠、吴将军祠、城隍庙、关帝庙、天后庙等。以关帝庙为例，据《重修台湾县志·祠宇志》载，镇北坊关帝庙也称“大关帝庙”，庙内有宁靖王术桂所题“古今一人”匾额，可见出明朝皇室对关帝旌表之意。清朝，大关帝庙经过多次修缮，于雍正五年（1727年）正式列为官祀武庙。此外，台厦道道标营的关帝庙也带有官祀性质。

地方官员因政权巩固的需要崇祀关帝，关羽战神的形象和威慑力也使之成为台湾民众生命安全的保护神。《噶玛兰志略·祀典志·附考》载：“兰未归化时，初无神庙。因嘉庆十二年（1807年）秋，前知府杨廷理会剿洋匪入山，见居民多病，始为请关帝、天后、观音诸神像，以十三年（1808年）夏迎入三结街奉祀。时居民踊跃鸠建庙宇，即以帝君、观音附祀于天后宫。”由此可见，关帝崇拜在台湾的传播与发展，地方官员有首倡之功，民众也有祈福问祷的现实需求。从关帝附祀在天后宫看，闽台地区正祀和民间信仰往往有混融之处。

尊重原乡信仰

闽台属东南地区，海峡两岸地理、气候、风土大致相同，原始崇拜很大程度上也有趋同性。由此发展而来的地域民间信仰，一直以来都是海峡两岸神缘联系的纽带。尽管士人强调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区隔，但在闽台方志中，陈靖姑、保生大帝等民间信仰神灵因在民众中影响广泛而往往进入群祀或典礼之列，宗教文化呈现出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态势。

王必昌在修《德化县志》时，就十分重视宗教及民间信仰的问题，专列《祠宇志》。他修撰《重修台湾县志》时，对于民间崇祀亦有所宽容，其“凡例”道：“孔子万世师表，崇德报功，独隆于学校矣。其诸通祀、义祀，别为秩祀志。附以梵宫、社庙而弗削者，邑俗尚鬼，欲悉数其来历，俾民听不惑耳。”《祠宇志》小序也称：“若梵宫禅刹，亦附见焉。虽果报之言，儒者弗道；而神道设教，或亦未可尽废也。”

当时台湾处于边区，居民只知敬神，不知诸神身世背景，地方志中将神灵来历源流道出，也是为民众解惑。台湾《续修凤山县志》将带有明显祖籍神信仰的三山国王庙列入《典礼志》，体现出台湾地方官员对渡台移民原乡信仰的尊重与宽容。

明清时期，福建寺庙丛林众多，佛教高僧云集，尤其是鼓山涌泉寺，明崇祯年间经第六十三代住持永觉元贤重振，使之成为曹洞宗一大道场。明末清初，随着移民入台，佛教从福建传入台湾。在台湾早期地方志中，记载了明郑时期奉佛的官绅兴建的寺庙：准提阁、海会寺、竹溪寺、弥陀寺、龙湖岩等。《台湾县志》载：“弥陀寺，邑东郊外也，年倾圮，僧徒散去，僧一峰至自武彝山，有志重兴，托迹偏厢募化，以供香火。”武彝山即武夷山，僧人一峰无考。弥陀寺后来成为台南名刹。赤山堡龙湖岩，据载由明郑时期谘议参军陈永华捐资兴建，并延请福建僧人参彻法师主持。

清朝台湾寺庙大兴，其中大部分由地方官员和信佛的士人捐建，或由福建等地渡海来台的僧侣在官绅支持之下兴创。嘉庆以后，台湾佛教呈现衰微之势，又是在台湾本土僧人的勉力维护下而得以中兴。此时期的台湾僧人，往往渡海到鼓山涌泉寺或泉州的寺庙受戒。台湾学者郑喜夫《清代在台僧人录（初稿）》一文，收录清代台湾有法名法号的僧人共281位，其中来自福建的有33位。其他僧人大多是定居台湾的移民或其后裔。在台闽僧有深厚的佛学素养。他们兴建法相庄严的寺院，培养僧徒，传衍法嗣，为台湾佛教中兴打下基础。

明郑时期，台湾建有东岳庙、真武庙、玉皇庙等道教庙宇。清代，道教在台湾的传播更为广泛。台湾道士多为正一派火居道士，他们依据从福建传入台湾的正一派、闾山派等道派的科仪秘诀，为民众做法事，以此作为谋生手段。

闽台宗教文化传统具有同根同源的关系，两地方志之间的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这种整体性。深入挖掘当中的宗教文献史料，以两地一脉相承的视角加以研究，这对加强海峡两岸的文化认同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刘海燕：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林光钊：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