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书与读书

□宋志坚

对于北魏皇帝拓跋珪所说的“益人神智”的天下“最善”之物，编书人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好书总由他们先睹为快。

同是读书，编书人与读书人的区别是明显的。读书人读书要花钱，编书人读书能赚钱，至少还能拿工资。因为编书人读书不仅益人心智，也要消耗心智。准确地说，编书人编书时读的是书稿，书稿变成书，要通过编书人的劳动，书稿能否成为书，也要由编书人酌定。书稿成之为书，需要把握的，不仅是价值导向等问题，更多的是图书质量问题，包括宏观的和微观的。

先说宏观的，如书稿中的框架结构问题。

有一部写中国文化史的书稿，写先秦时期的，孔子没有专列一节，写秦汉三国的，董仲舒专列一节，字数大大超过写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的，甚至也超过写孔子的。有关史学的，专列一节写司马迁与《史记》，《汉书》却只提一句，班彪与班固提都没有提及，更不待说八家《后汉书》，以及《东观汉纪》《越绝书》与《吴越春秋》了，明显比例失调。

有一部由《儒家雅品》《道家逸品》《佛家趣品》合成的“品读诸子”丛书。“诸子”这个概念，说的通常就是先秦诸子，或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并非儒家、佛家、道家，这套丛书的名称就不能成立。《百喻经》喻的是佛教之教义，“以最通俗的故事讲佛家的理”。然而，从此书稿的所有点评中，看不出与佛家或佛教有何关系，这个部分偏偏又占了相当比例。

有一部写史学思想史的丛书，《清代卷》中有章学诚一章，《近代卷》中有章学诚一章，却没有为章太炎专立一章。其实，章学诚在鸦片战争前40年即1801年已经去世，并非近代史上的学者，章太炎却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相当耀眼。他评价东汉王充及其《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专，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就非同凡响。

再说微观的，如书稿中的“硬伤”问题。“硬伤”就是“伤”得明明白白，“伤”得确凿无疑，“伤”得没有什么可以商量，谈不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此也略举数例。

有一部书稿在论证南宋后期理学“空谈心性，脱离实际”时说“当时甚至有人讽刺‘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伪君子’”。所谓“有人讽刺”的“有人”虽有名有姓的，但史书在记载这话时，尚有四字不可忽略，曰：“识者笑之。”把这句话说成是对当时理学的“讽刺”，把意思完全弄反了。

还有一部书稿说到“西夏统万城的遗址”，仅是这寥寥数字，就将统万城的时间空间人事全都弄错了。统万城是南北朝时匈奴人赫连勃勃所立胡夏国之都城，位于陕西榆林，与北宋时党项人李元昊在今宁夏一带建立的西夏风马牛不及。

这些硬伤，倘若不予纠正，都会影响图书的质量，误人子弟。

话说回来，编书人虽然会给各种不同的书稿挑出不同的毛病，但也在审读书稿的过程中，学到不少东西。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例如：因此懂得儒学的传承，儒家经典的流变；因此懂得文化史的文化也应该包括习俗文化；因此懂得什么叫作史学思想与史学思想史；因此懂得经与史互相包容的关系，即史中有经，经中有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编书人也常常用作者提供的史实与观点，来审读书稿，看看有没有自相矛盾之处，从书稿本身提供的东西，来作孰是孰非的判断。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得读懂书稿，弄清书稿的思路与脉络。

当然，编书人不能只从书稿本身来审读书稿，应当有自己的知识积累，不仅要有下功夫精读的书，也要有泛读通读的书。编书人编的书，有文史的，有文学的，有文教的，有政治的，有经济的，有司法的，如此等等，却没有绝对的界限。罗竹风老人曾经写过一篇叫《杂家》的杂文，他认为编辑应当是杂家，什么都得懂得一点。诚者斯言！

在茫茫书海之中，你能见到的书总是有限的，而且，即使是你能见到的，有许多书还只能“涉猎”，根本没法读完。但人生一世，有重点地读几部书却很有必要，至于读什么书，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就像在茫茫人海之中，与谁结识，与谁深交，其实也是一种缘分。

要在审稿时发现那些宏观的微观的毛病，也有赖于编书之外的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