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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志》:一部绝佳的古代福州城市指南

2022-03-15 09:28:22 作者:冯 涛 来源:福建日报  责任编辑:周冬   我来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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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罗城图

众所周知,有关古代福建地区的史料在宋元之前少之又少,像中原、江南,乃至于广东地区的相关史料在魏晋以前都有了不少的积淀。从东晋南朝开始,当时一些政府官员才开始专门记录福建地区的史料,比如南齐时萧子开编写的《建安记》,又如唐代福建本地人林谞编写的《闽中记》。

很可惜的是上述这些福建早期地志都已经亡佚,散见于部分书籍之中。总而言之,想了解中国早期历史上的福建,并没有太多的依凭,更不用说当时城邑乡村的面貌了,因此在南宋时期编成的《三山志》成为了解早期福州的最佳典籍。

《三山志》在后代通常冠以“淳熙”二字,合称《淳熙三山志》。淳熙是南宋第二任皇帝宋孝宗使用的最后一个年号(1174—1189年)。福建共有三种南宋地志留到了今天,而《三山志》是其中年代最早的一本,也是今天我们能够使用的最早和最完整的福建地志。

《三山志》的书名有一个颇为复杂的演化流程,本书作者在《三山志》的序言中称:“书成,为四十卷,名曰《三山志》。”然而宋元人多称呼此书为《长乐志》,南宋的两位大藏书家尤袤和晁公武在各自编写的目录类书籍中都称,“《长乐志》四十卷,梁克家编”,《宋史·艺文志》也如是记载。宋淳祐年间,又有朱貔孙等人将进士题名续补编入,衍生出四十一和四十二卷。

到明代,人们改称是书为《三山志》,明代《千顷堂书目》记“《淳熙三山志》四十二卷,梁克家”,又清《皕宋楼藏书志》记“《三山志》四十二卷钞本,宋梁克家撰”,清人修《四库全书》亦称为《淳熙三山志》,共四十二卷。到目前为止,关于《三山志》(《长乐志》)何以名称不同的原因,仍然没有特别令人信服的分析。不过,经由不少学者的辨析和使用《三山志》,我们还是能够确定是书的宋代出身。

福州曾经在唐代一度改称为长乐郡,更为知名的是其别称“三山”。从书籍的名称不难看出,《三山志》是一本专门记录宋代福州地区的史籍,包含了当时福州下辖的闽县、侯官、怀安、长乐、福清、永福、连江、罗源、长溪、古田、宁德等县,又以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土俗为条目,内容广博而又详细。

淳熙时代的福州不再是唐以前的蛮荒之地,而被称为东南巨镇,南宋福建一路的税收抵全境大半,如此重要的城市却没有一本完善的地志,所谓“兴废增改率非其故矣,缺不书者十九”。故此当时任职福州的梁克家想着编纂一本书专门来介绍福州城。

根据《三山志》的序言,梁克家“约诸里居与任于此者相与纂集,讨寻断简,援拘公牍,采诸老长所传,得诸闾里所记”。在梁克家所约的“里居”和“任此者”中,陈傅良承担了《三山志》主要的编纂工作。有趣的是,提议编写《三山志》的梁克家和主要编写人陈傅良竟然都不是福州人。

梁克家是南宋泉州人,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进士第一名,出道不到十年就在宋孝宗的手下“兼参政知事”,简单来说就是当时的副宰相,之后更是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自淳熙六年至九年(1179—1182年)任职福州。就在梁克家到任福州的淳熙六年,温州人陈傅良也“出通判福州”。陈傅良是南宋永嘉学派的干将之一,元人做《宋史》将其归入《儒林传》,称他“文擅当世”。

梁克家与陈傅良彼此颇为信任,《宋史》载:“丞相梁克家领帅事,委成于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义。”第一本福州地志就在两位外地人手中开始成形。说句题外话,在地方史的研究中,往往外地人做的反倒要比本土人好。“外地”的身份带来了一个局外人的立场,会对本土居民熟视无睹的情与物有浓厚的兴趣,而又不会像本土居民编写地志一样陷入无边的虚美之中。

因此,《三山志》不仅有陈傅良与梁克家的文笔保证,同时这两位的“外地”身份保证了《三山志》“主于记录掌故,而不在夸耀乡贤,侈陈名胜,固亦核实之道,自成志乘之一体,未可以常例绳之”。这段出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是四库馆阁臣对比《三山志》与后世编纂的福建地志之后得出的。

以今日的学术观点来看,一本地方志最要命的问题就是无限地夸赞本土的人物名胜,不核实史料的真实性就加以引用,甚至歪曲和篡改史料。《三山志》内对许多当时不符合事实的福州人物、名胜的夸赞就已做了史料辨析,用今天的话说,《三山志》比较严谨地遵守了史学规范。

除了编者文笔与态度之外,《三山志》本身广博的内容更是其不可不读的原因。举例来说,五代闽国是福州城市建设中的关键性阶段,自从晋朝改筑子城以后近六百年间,福州城未曾有过扩建,而闽国一口气修了罗城、梁夹城(包括南夹城和北夹城),与同期修建的宫殿、港口、河沟等工程奠定了福州的城市格局,宋明重修福州城都是在闽国的基础上扩充或者收束的。

但是,如此重大的城市营建,在新旧《五代史》和碑刻中只有零星的记录,如果没有《三山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键性的材料,这场营建的细节和营建后的样貌便很难复原,又由于梁克家在编纂《三山志》时尚能见到更早的文献或者碑刻,摘抄了其中不少的材料,更早的城市信息得以保存,比如《三山志》在《府廨》一卷下引用了唐代修建福州城北门和天王堂的碑刻文献。

《三山志》还能为我们解答许多现在福州城市地名、道路、市集的由来。如福州的西洪路连接着今天的西门兜与二环路,熟悉西门一带的老福州人都知道,西洪路曾经白天是菜贩们的聚集地,晚上则是热闹的夜市。有意思的是,这些集市只分布在西洪路靠近西门一带,即便在西洪路拓宽以及靠二环路居民区兴起后,商家摆摊还是喜欢堆在西门一侧,无论远近的居民也很自然地到西门一侧买东西。这一现象“违背”了一般的经济规律,它更像是一种长时间养成的习惯。

果然,我们能在《三山志》里找到“西门外草市”的记载,同样在《三山志》里我们又能够发现西门驿路是宋时福州通往省外的关键道路,设有兵营和驿铺,周围多有农庄。在南宋,由于西门驿路的影响,以及周边农户的需求,西门外便已经形成集市,周边居民自此皆聚积于西门周边进行交易,即便现代西洪路的居民区几经更易,而集市不衰。

《淳熙三山志》就像是一本福州形成指南,它提供了福州老街道、老建筑最早的“百科信息”(不止一种),而附着于地名下的人口、道路、村庄的信息又是分析福州城市发展的资料依凭。我们能在阅读这本古籍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今天福州城的人、物、情。如果你对“塔头”“黄巷”“白湖亭”的地名由来有兴趣,可以试着在《三山志》里找找它们。(冯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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