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的两难抉择

“深夜撸串自由”本是国人引以为豪的“治安良好”衡量指标之一，“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无疑触犯了这一底线，故连续几日上了热搜榜。

有“意见领袖”说“为唐山现场这位女子想要阻止恶行的天然冲动而感动，也为那位抱住并阻止她的男子同样天然的谨慎而叹息”，并援引苏联影片《解放》一段“为救女卫生员，苏军士兵们全往山上冲，结果死伤惨重”的情节，说明“男人一定要保护女人”。将和平年代与战争时期相比拟，亦是疫情时代人心浮躁的一个写照。

还有人挖出国外一个“男打女”的街头测试视频，来对照此次事件中旁人的反应。老实说，这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比性，毕竟面对团伙行凶，选择的处理方式远比“一对一”的场景复杂得多。《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一书中有“你会伸出援手吗”一节，讲述心理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并不是某项研究，而是由美国新闻媒体所报道的一则发生在纽约市的暴力悲剧事件——1964年，年轻女士凯蒂·吉诺维斯下车朝公寓方向走去时，遭到一个持刀男人的恶意袭击。袭击行为持续了35分钟，公寓周围共有38个人目睹事件，但最终只有一人报了警。

是邻居们漠不关心，没人愿意试着阻止暴力？这一事件同样震惊了当时的全体美国人，同声谴责了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人们情感淡漠及人类的懦弱本性。这一悲剧也激发了心理学家的研究兴趣，在达利、拉特内设定的助人行为模型中，大多数人介入某一突发事件前，一般要经历“是否注意到紧急情况的发生”“对是否需要帮助的情境作出判断”“是否愿意承担个人责任”“是否决定将要采取的行动”“实际上是否采取了行动”5个步骤。有关旁观者效应的研究，主要还是涉及责任分散、评价恐惧（如果你有帮助别人的愿望，而别人并不需要或不想让你帮助时，你将感到多么尴尬）这两大问题。

在韩剧《短腿的反击》第4集中，白珍熙因梦游被黑社会追赶，这一桥段就借鉴了教科书式的呼救细则——明确处于危险境地、明确旁观者的责任。面对突发事件，心理学家告诫问题的关键在于：危急时刻，千万不要以为已经有人提供了帮助或者一定会有人提供帮助。我们应该永远像自己是唯一的旁观者一样去行动。在唐山发生的事件中有关旁人的反应，至少有一点还是值得宽慰：事发不到1分钟，即有人拨打报警电话；事发当晚，至少有5人先后报警。

至于责怪旁人没有血性，没有“路见不平一声吼”，则不仅是个道德问题，还牵涉到法律问题。当前警方“打输住院，打赢坐牢”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而常人一时也无法给突发事件作出准确的专业定性——互殴？见义勇为？即便是个练家子，也无法像电影中的霍元甲那样做到“点到即止”。

“法”与“义”之间的矛盾，历史上就是个两难问题。比如在重清议、重名节的东汉、三国、两晋，有很多法官就选择“舍法取义”，宁愿丢官，也不愿处罚行为合乎经义而不合乎法律的被告。在179年发生的酒泉赵娥为父复仇案中，禄福县官尹嘉不忍心审讯孝女，当场解下印绶，辞职不干了。县尉接理此案，立马派人强制将赵娥押上车送回家，又将此案上报郡守。酒泉郡守刘班、凉州刺史周洪联名向朝廷建议宽免赵娥死罪，不久朝廷就发布大赦，当地官府为赵娥树碑立传，表彰烈女。

当地官员心存善意，赵娥却不肯逃避，说：“仇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狱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贪生以枉官法？”在这起案件中，赵娥的“法治”观念似乎比县长、县尉、郡守、刺史等各级官员还要强。

美国心理学家阿伦森认为“国家干预能改变习俗”。只有法律规定具体明确，较好地解决“法”与“义”之间的矛盾，执法人员乃至旁观的路人才不必为两难抉择而烦恼。摆脱这一困境最好的办法就是修法或出台信息更为清晰的解释，才能更好地维护公序良俗，引领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