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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瑛文化”的历史蕴涵

2023-02-28 08:46:25 来源:福建日报  责任编辑:周冬  作者:许 锋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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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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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瑛故居一瞥 本组图片由 余盈吟 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宗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融入爱国主义的深刻内涵,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感情,乃题中应有之义。

圆瑛大师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爱国爱教、爱护和平的一代佛门领袖,担任过新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他始终与国家、人民风雨同舟、肝胆相照、同心同德、同愿同行,是坚持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者与探索者,是海内外华侨华人和国际佛教界公认的大德高僧,被誉为“圆瑛文化”现象。

圆瑛大师(1878—1953年)出生于福建省古田县平湖镇端上村,俗姓吴,法号宏悟,取字圆瑛。5岁父母双亡,由叔父收养成人,17岁考取秀才,抱持“丈夫自有冲天志,男子当存救世心”的志向,19岁于鼓山涌泉寺出家,20岁从妙莲和尚受具足戒。

上世纪30年代,始建于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的千年古刹古田极乐寺毁于战火,圆瑛大师募缘重建。在圆瑛大师的帮助下,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手令古田县长黄登渊拨款完成扫尾工程,一时传为佳话。林森还为新建造的山门题写“极乐寺”,而与之呼应的寺门对联“得到此中真极乐,不知何处是西天”,则为圆瑛大师撰联并书写。

上世纪40年代,圆瑛大师亲自主持极乐寺,使之中兴。如今极乐寺还保存着圆瑛大师从缅甸带回的玉石卧佛一尊。寺内有上世纪80年代建造的圆瑛大师纪念堂,保存着大量的照片,体现大师的爱国活动、弘法历程和著作成果。2017年,极乐寺建筑群新添了一座楞严书院,与圆瑛大师纪念堂毗邻。这是大陆首个以研究“圆瑛文化”为主题的、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公益性书院,面向社会开放交流,兼授禅修、书法、品茗、古琴、香道、素食等,举办周末公益讲堂,成为集多种传统文化教育于一体的健康心灵家园。

“当具爱国之心肠,时切爱民之观念”

圆瑛大师认为,“佛教不独是出世间法,也是世间法”。他把逃避现实的独善其身思想,还原到了弘法利生、救苦救难、普度众生上,启示世人要积极行动解除苦难。1929年,圆瑛大师在福州作《国民应尽天职》的讲演,后发表于《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第23期上。他说:“天职者,天然之职任也。国民生在宇宙之间,国家领土之内,则爱国一事,就是人之天职,无有一人,不负这种责任。古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必定有爱国心,方才可算得有国民资格;若无爱国心,则失国民资格。圆瑛虽居僧界,为佛教之信徒,究竟同是国民一分子,所以当具爱国之心肠,时切爱民之观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圆瑛大师以中国佛教会会长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抗议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在圆瑛大师的倡导下,全国各地寺庙纷纷建立护国道场、诵经祈愿,号召民众反对侵略。他还致信日本佛教界,指出“我佛以慈悲平等救世为主义,贵国全国信奉佛教,对国际间应施行慈悲平等主义,造东亚之和平,进一步而造世界之和平”,呼吁日本佛教徒和中国人民一起共同抵制日本军国主义,在日本佛教界产生了很大反响。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圆瑛大师主持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投身抗日护国运动;同时,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并亲自担任团长,在上海、广州、南岳、昆明、成都、西安等地组织青年僧侣,募资相继成立上海僧侣救护队、汉口第二僧侣救护队、宁波第三僧侣救护队等,奔赴抗日前线救死扶伤。

他提出,佛教弟子应该行救苦救难之事,“不能一任强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视弱小无罪者横遭杀戮”,亦不能“眼看无数生灵在敌机疯狂轰炸下殒命”。他要求参加救护队的每一位僧侣,都要发挥佛教“大慈悲”“大无我”“大无畏”的救世精神,不怕苦、不畏死,无所畏惧地投入救护事业中去。

抗战期间,僧侣救护队深入各大战场,英勇穿梭在枪林弹雨中,救死扶伤,护送难民,仅“八一三”沪战期间,僧侣救护队就抢救伤兵和难民8000多人、掩埋遗体1万多具。这支特殊的救护队用汗水和鲜血写就了佛教的大爱大慈精神,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出巨大贡献,被中外报刊媒体称为“英雄僧侣”。圆瑛大师还牵头在寺庙设立难民收容所、佛教医院等机构,积极收容难民、救护伤兵、掩埋阵亡的中国士兵和难民遗体并组织法会。

为抗日募集善款,圆瑛大师两下南洋。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短短几个月内,出现了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和无家可归的孤儿,各地救护所更是面临经费不足、医药和医疗器械紧缺的巨大困难。圆瑛大师决定到爱国华侨众多的南洋各国筹募资金,于1937年11月率徒明旸法师往南洋展开了他的第七次东南亚之行。他承南洋雪兰莪千佛寺明妙和尚等人之请,启建主持祈祷世界和平息灾法会,并在新加坡天福宫、各商会讲经弘法,作抗日救国宣传。他号召海内外炎黄子孙共赴国难,发动侨胞踊跃捐款,并组织建立“中华佛教救护团新加坡募捐委员会”。在马来西亚巴生坡华侨筹赈会、观音亭,马来西亚槟榔屿福州会馆,槟城普陀岩等多处讲经、宣传救国赈灾,呼吁侨亲关注支持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并由爱国华侨协助组织“筹赈会”,得到海外同胞的热烈响应。

1938年9月,在视察各收容所与佛教医院后,得知经费困难,圆瑛大师与徒弟明旸法师再次下南洋筹款,展开第八次东南亚之行。他一方面向各地侨胞反馈国内抗日情况,一方面到新加坡天公坛、棉兰苏岛佛学社、棉兰观音亭以及菲律宾马尼拉传授皈依,演讲佛学,并为抗日救国筹募资金。在侨领陈嘉庚先生等人的合力推动下,倡导“一元钱救国难运动”,在南洋各地民众中广泛募集资金。

圆瑛大师两度前往南洋,向东南亚华侨筹募资金,共历时18个月,筹得善款百余万元,为抗日救国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两次东南亚之行,均是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为抗日救国募款而奔走,他的爱国情怀和人格魅力,在华侨中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感染力。

由于积极组织抗日救国,圆瑛大师激怒了日本人。1939年10月,他和弟子明旸法师在圆明讲堂被日本宪兵逮捕,押往南京。日寇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圆瑛大师都不为所动。日寇恼羞成怒,对师徒俩施以酷刑,圆瑛大师曾几度昏厥,醒来后痛斥侵略者的暴行,并打坐诵经,绝食抗议,保持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一个多月后,日本宪兵慑于圆瑛大师在中国、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佛教界的崇高威望,无奈之下,只得将其释放。

1942年6月,圆瑛大师在天津佛教居士林发表《和平与慈悲》演讲。他说,“佛教流行,其隐显盛衰之迹,必视国体为转移”,“爱教,即所以爱国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圆瑛大师赋《庆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诗致庆。圆瑛大师的崇高修为、家国情怀在海内外广为传颂。

“适应时代需要,与时代并进”

圆瑛大师历经清末、民国,走过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民主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动荡岁月,直至新中国成立,始终以普度众生为己任,出家不忘报国、出世亦为济世。作为佛门龙象,圆瑛大师被誉为“九主佛门,十刹住持”。

爱国爱教始终是中国佛教的主旋律。圆瑛大师将爱国的天职贯彻到自己的一切行动之中,以高尚言行兼善天下。新中国成立前夕,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教友与弟子纷纷致函圆瑛大师,请他到南洋安度余生。圆瑛大师看到了中国的曙光和希望,以民族大义为重婉言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绝不离开祖国而他往。”随后全身心投入新中国各项工作中去。圆瑛大师的坚定言行,对当时的各地佛教信众来说,无疑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上海解放后,圆瑛大师教导弟子:“佛教徒应适应时代需要,与时代并进。”他带领弟子50余人参加上海佛教座谈会,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加强佛教爱国组织建设,领导佛教徒从事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圆瑛大师更是将全部精力投入爱国爱教活动中去。党和政府敬重圆瑛大师崇高的爱国爱教精神,1952年礼请大师到中南海参加宗教座谈会。会上圆瑛大师作了《我们获得了真正的宗教自由》的发言,提出“真正的宗教自由,只有在和平民主国家里,才可以获得”,表示衷心拥护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年,他参加北京广济寺的佛教界人士座谈会时,作《爱教必须爱国》的讲话,指出“新中国是人民政权,凡是人民在做的事情,都是有益于人民的。有益于人民的事,佛教徒都应该做,这样才能和全体人民打成一片”,号召佛教徒积极参加爱国主义运动。其后,他应邀出席国庆三周年国宴招待会,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场为宾客敬酒时,全体起立,工作人员给行动不便的圆瑛大师端来靠背椅让他坐着,获此特别照顾的仅两位外国贵宾和圆瑛大师3人。宴会还专为大师准备了素菜,可见党和政府对大师的尊崇。

1953年,立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新起点,圆瑛大师与虚云大师、喜饶嘉措大师、赵朴初居士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圆瑛大师众望所归地被推选为首任会长。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实现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四方弟子空前的大团结,标志着中国佛教进入信众超越宗派、界限的大联合、大团结,与社会主义协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圆瑛大师以“和为贵”的思想、“大包容”的佛教精神,破除门户之见,团结了中国佛教界各宗各派。

“伟大的和平运动,真是佛事”

致力于宣扬人类和平共处的理念,是圆瑛大师一生奉行的信念。他通过关心社会、关注民生,表达一腔热切的和平情怀。

他在《佛儒教理同归一流》一文中指出:“世界之人,各各能把‘我’字看得轻,自然能为社会国家服务;能把这个我见打得破,自然能致社会国家于和平。”他出访南洋时,于新加坡工商学校发表《佛法之精神》演讲,指出:“佛教既是积极救世的,则与社会国家,均有密切之关系。凡抱爱群爱国思想家,皆当极力提倡,极力研究,极力宣传,但得佛教慈悲之旨,而能普及,自可弭杀机于无形,化战器为无用。汝也存慈悲之心,我也存慈悲之心,个个皆存慈悲之心,则世界全无苦境,尽成乐观,岂不是不求和平而自得和平耶?”

1907年至1948年期间,圆瑛大师“九渡南洋、十访海国”,足迹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缅甸、印度、斯里兰卡、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为促进中国与海外特别是东南亚的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07年7月,圆瑛大师开启首次南洋之行,自宁波乘搭轮船远涉重洋,途经菲律宾、新加坡、槟榔屿、缅甸仰光,终至印度,恭请舍利、玉佛回国供养。

1914年11月,圆瑛大师第二次南洋之行历时近两年,先后在新加坡、槟榔屿、泰国、斯里兰卡、印度、缅甸弘法讲经,后迎请舍利、玉佛、贝叶经,经缅甸回国安奉于宁波永宁寺。

第三次南洋之行,自1922年10月至1924年3月,先赴仰光朝礼大金塔;途经新加坡受转道和尚与普觉精舍主人郑雨生居士之邀,在专场组织的普觉讲经会上讲《大乘起信论》;应槟榔屿极乐寺之请宣讲《阿弥陀经》,示人以修净土法门;至槟城谢氏宗祠讲经,与谢自友倡议成立槟城佛教研究所;撰写《佛学问答》。此外,还应中国台湾基隆灵泉寺善慧和尚邀请前往演讲,并到台中慎斋堂、台南开元寺讲经;到新竹州金刚寺等处弘扬佛法。

第四次南洋之行,自1926年4月至1926年12月,为筹募创立开元慈儿院基金,并在马六甲成立基金董事会,将筹募所得之款存为本金,得之利息,分期汇交慈儿院,冀垂永久。此行一路都在为募化慈儿院基金奔波讲演,并在鹤山极乐寺获佛舍利四颗,奉请回国。

1929年9月,圆瑛大师开启第五次南洋之行,并出席在朝鲜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赞扬。

1931年2月,圆瑛大师的第六次南洋之行,系专程赴新加坡工商学校做《佛法之精神》的演讲。

第七、第八次南洋之行,分别为1937年11月和1938年9月,均是为抗日救国运动募集善款而奔忙。

第九次南洋之行,自1948年1月至1948年6月,应槟榔屿极乐寺之请,偕明旸法师再赴南洋弘法,途经香港时,受到隆重欢迎,并在东莲觉苑讲授《楞严大纲》三天,听众云集,法喜充满。此行先后到吉打坡莲德堂,星洲僧伽策进社,新加坡中华佛教会,吉隆坡大茨山威镇宫,槟榔屿极乐寺,槟城宝誉堂、海客园观音阁、华严寺,吉隆坡观音亭,槟城妙香林连生道场、洪福寺、极乐寺等地演讲开示,受到广大信徒的热烈欢迎。此时圆瑛大师已是古稀高龄,槟城极乐寺为大师特开千佛寿戒。台北佛学院院长慈航法师,马来西亚吉隆坡千佛山明妙方丈,新加坡宏船法师、广洽法师、达明法师等各方大德高僧,专程赶来会同极乐寺首座云海法师、戒期大师为圆瑛大师贺寿。这次活动规模宏大,法幡高悬。回国前夕,圆瑛大师又在吉隆坡惠元亭和槟城菩提学院讲经开示。

1952年,我国政府在北京召开“亚太和平会议”。圆瑛大师致电表示坚决拥护和平会议,并决定启建祝愿世界和平水陆道场讲经法汇。9月8日,他被选为中国代表团的佛教代表参会,在会上与各国佛教徒代表发表联合声明:“制止侵略,保卫和平,是当前每一个人的迫切任务,也是我们佛教徒的迫切任务。”号召各国佛教徒为实现亚太和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一切努力。他提出:“我国佛教徒既为佛子,当作佛事。什么是佛事?伟大的和平运动,真是佛事!”这是中国佛教徒第一次参加国际和平会议,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同年12月15日,圆瑛大师为即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佛教徒行动起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章,提出佛教的教义具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世界佛教参加国际主义和平运动。

1953年元旦,圆瑛大师发表了《中国佛教徒热烈拥护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同年3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佛教徒的责任》一文,痛斥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破坏世界和平的罪行,强调“正义一定战胜强暴,慈悲一定战胜仇恨,和平一定战胜侵略”!

圆瑛大师为中国佛教走出国门,参与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不懈努力。1953年秋,圆瑛大师因积劳成疾,健康情况恶化,决意归老于宁波天童寺。他在遗嘱中写明:“愿我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为法为人证菩提,爱国爱教爱和平”,这既是他毕生的宏愿,也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

圆瑛大师亲力亲为,为维护世界和平振臂呐喊,特别是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讲经弘法,把汉传佛教文化推向海外,拓展了南北传佛教文化交流,深深激励并影响了当时乃至后来的佛教界积极开展海外弘法,为扩大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作出积极的贡献。而他在海上丝绸之路中不畏艰难、远涉重洋传播佛法的精神,他所传扬的同愿同行、交流互鉴、文明促进的精神,也正是我们贯彻“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

“从知不为名和利”

圆瑛大师以“楞严经”的学术研究,唤醒人心的自觉自律精神。他坚持“从知不为名和利,欲学如来救世方”的宗旨,苦心修持佛法。他禅净双修,融汇各家,尤精《楞严》,被誉为“楞严独步”,其佛经讲义及所著诗文集被合编为《圆瑛法汇》。圆瑛大师认为佛教的真精神,不能只专于说教讲经,而应该积极参与一切社会正常活动,广做利益众生的事业。

1927年,年届半百的圆瑛大师作《五十口占》一首:

五十年来梦幻身,头颅半白未超尘。

参禅只为离生死,说法何曾有苦辛。

欲灿心灯明暗室,谁将宝筏度迷津?

楞严了义圆通旨,寂照双融自有人。

圆瑛大师以“楞严经”为统领,融会诸宗,一生不断地宣讲《楞严经》,从事中国佛教界的人才培养,为僧众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

圆瑛大师一贯主张僧伽要振兴佛法,教化众生,首先应该接受良好的正规教育和训练。早在1909年在宁波接待讲寺担任住持时,就创办了佛教讲习所;后在福州法海寺创办法界学院,在南洋槟榔屿创办槟城佛教研究会,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坛,设立楞严专宗学院和上海圆明佛学院。40多年间培养出许多人才,至今海内外的大德高僧许多都毕业于这些学院,其中赵朴初(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明旸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原副会长)、觉光法师(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白圣法师(世界佛教僧伽会会长、台湾“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等都是圆瑛大师的高足。

圆瑛大师一生演教布道,法席遍及海内外,人称“传经十省、布道十国”,讲经演教次数之多、地域之广、影响之深,在佛教界罕有伯仲。总结“圆瑛文化”的历史蕴涵,必定能够激励中国佛教界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康庄大道,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的重要思想。

(作者单位:古田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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