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性易与朱舜水往来信札探析

2019年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特展展品

独立性易（1592—1672年）俗姓戴，字曼公，号天闲老人。于明末东渡日本，晚年出家拜隐元隆琦（1592—1673年）禅师为师，圆寂后安葬于京都宇治黄檗山万福寺。

独立性易由儒入佛，擅长医术和书法，据《黄檗楚州禅师语录·题独立禅师遗墨后》载：“禅师西湖人，晋戴安道之后云，夫高士之后，而业儒，儒而归佛，可谓大丈夫矣！其书笔力遒劲，妙尽造化之徵，岂临池家所能仿佛？噫，士大夫徒以善书称之，不知其发于秉贞励掺之所蕴也。虽然非纯一精练之功焉，能至是哉。”

2019年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渡来黄檗僧书画”特展中曾有一幅独立性易的草书真迹，文字辨识如下：“斗酒忘言良夜深，红萱露滴鹊惊林。欲知别后思今夕，汉水东流是寸心。独立书”。辛弃疾曾有诗作《满江红·汉水东流》劝勉友人破敌立功，独立性易的诗应亦有此意。根据相关历史文献推断，独立性易此诗所致友人很可能是朱舜水。而首句“斗酒忘言良夜深”说明此诗作于其出家之前，因为出家之后黄檗宗禅僧不能饮酒，黄檗宗寺院有“不许荤酒入山门”的禁戒。

独立性易寓居日本期间结识了大儒朱舜水并有书信往来，部分信札收录于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以及徐兴庆编著《天闲老人独立性易全集》当中，后者所收录信札更多。

在《朱舜水集》中收录有独立性易写的《跋安南供役纪事》以及朱舜水《与独立书三首》《答独立书》，说明他们之间的交情匪浅。独立性易结识朱舜水是由于居住在长崎的华侨陈明德。释东初《中日佛教交通史》中介绍了这个背景：“当清兵陷南京，福王被俘，薙发令下，江南震扰。曼公时年五十，兄弟凋零殆尽，岌岌孤危，仅以医糊口。然犹与诸名士遗民往还，列名于吴江之惊隐诗社。一六五三年，顺治十年春，粤人有劝以桴浮海，快涤胸襟者。发帆，三月抵长崎，时日本承应二年。寓居陈明德家，陈号颍川居士。陈氏亦杭州人，长于医术，为人坦白，恤济贫乏，眷怀故国，同有光复祖国之志……是年余姚朱舜水亦至日本，亦居陈家，与曼公晤，唯不久复返华。”

该书还援引了日本人对独立性易的评价：“知其学术主洛闽，文章经不逊朱舜水，势不得已而入释氏。其忠愤义烈，足以照耀后世。”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独立性易和朱舜水同为明朝遗民，志向相同，又于同年抵达日本，同住在陈明德家中，两人才学亦相当，因而产生深厚的交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据徐兴庆编著《天闲老人独立性易全集》，独立性易与朱舜水往来信札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独立性易写给朱舜水的信，分致函与答书；另一部分是朱舜水写给独立性易的信，亦分致函与答书。

独立性易写给朱舜水的信有六封。第一封《致朱舜水函》时间为1658年10月以降，内容为解释自身出家原因，赞叹朱舜水建立千载勋业。第二封《致朱舜水函》时间为1659年2月以降闭关期间，内容为强调耕织之功用，提倡孝悌忠义；引《高僧传》说明出家僧应该自食其力；遭同门猜忌排挤，至幻寄山房与逸然性融辛苦营生，生回国之心。第三封《答朱舜水书》时间为1662年4月15日结夏安居之前，内容为解释自己处于闭关期间，无法与来长崎的朱舜水开门弟子安东省庵见面，因而致歉，请求转达。第四封《答朱舜水书》时间为1662年，内容为与独健性乾谈及因日本国禁而无法去京都黄檗山，胸中不快作《五禽言》诗，请求指教并转达安东省庵。第五封《答朱舜水书》时间为1665年6月，内容为解释不能见面的原因是“四五日来隔江禅友设供招游”。第六封《致朱舜水书》时间为1665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之间，内容如下：为各种原因互不相见而遗憾，知晓朱舜水江户讲学顺利而欣喜；讲述应岩国领主之聘奔波就诊，又急于到丰州与即非如一见面而患眩晕。

朱舜水写给独立性易的信有五封。第一封《答独立书》时间为1662年5月10日，内容为赞叹独立赠安东省庵的诗作，遗憾因独立禁足而不能见面。第二封《与独立书》时间为1662年，内容为讲述自己不轻易赞叹他人；评价《三教平心论》；赞叹独立的论著“当为儒释立一标准”。第三封《答独立书》时间为1662年，内容为阐明自己不走出家为僧的权宜之计；认为独立出关回国是一件美事，届时或可为方外之交。第四封《答独立书》时间为1665年6月，内容表达了咫尺天涯不知何时能见面。第五封《与独立书》时间为1666年5月以降，内容为责怪独立以结夏安居为辞而不见面，请求独立协助觅一通事，讲述德川光国殷勤招待。

从来往信札可见独立性易与朱舜水两人互相关心的深厚情谊，信札中还提到一个共同的友人“健翁”，指曾任唐通事的浙江人陈九官，他于1655年依隐元剃度，法号独健性乾。

出家之前，独立性易原本是儒士，后来迫于形势而出家为僧，甚至还劝朱舜水以出家为权宜之计，遭到朱舜水的拒绝，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两人曾围绕儒释异同有过笔谈，在其中一封《朱舜水与独立书》中提及《三教平心论》：“《三教平心论》，其学亦博，机亦敏，舌亦利，以弟愚阅之，未必出于赝作。赝作者无此才，无此识。设使有此才识，又必不肯寄人篱落，必自开壁垒，与人旗鼓相当。即曰以儒攻儒，如以夷攻夷之法，是又不然。久矣，儒教凌迟，释教横肆。既已援儒而入于墨，又何必推墨而附于儒？今日即使更有昌黎数辈，恐亦难障东之之百川……”

朱舜水与独立性易所讨论的《三教平心论》一书，据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介绍系“佛教论著，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刘谧撰，二卷，是一部以佛教观点论述儒释道三教理论、作用和地位的著作。全书不设章节和标题，在文句上连成一气。书中对道教王浮作《化胡经》和法琳著《破邪论》进行批评，并突出批驳了韩愈的《原道》《谏迎佛骨表》和傅奕的《上废省佛法表》，而对柳宗元‘学佛’大加赞扬。故虽以‘平心’相标榜，实际倾向佛教。见载于明《北藏》、日本《大正藏》”。

又据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增订版）》介绍该书：“作者以儒释道三教之论争，千百年来，是非纷然，故特著此论以明辨之。初言三教皆为止恶行善之法，而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不可偏废；次言三教之极功（结果）有浅深之不同，故教有广狭、久近之别，以儒道二教为世间法，佛教则始于世间法终于出世间法；后则力驳唐之傅奕、韩愈之说，又举出宋之程明道、朱熹、张横渠、程伊川等之主张而论破之。”

对于刘谧的《三教平心论》，朱舜水认为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才华，但是作为儒者的代表人物，他对刘谧持批判的态度。他在信中说：“刘谧言伪而辩，记丑而博，润非而泽，行僻而坚，难乎免于君子之诛矣。”独立性易对《三教平心论》亦有自己的看法，特别是从儒到释这样一种身份上的转变，使得他的观点更加圆融，在态度上并非纯粹儒者式的批判佛教，当然也不会站在佛教的对立面反批儒教。

因为信札的丢失，独立性易的原话我们已经读不到了，但是从朱舜水的评价中，我们可略知一二：“鸿论深入浅出，切中事机，据理辩驳，虽有利口，无所复置其喙，不偏不徇，当为儒释立一标准，固不朽之作也。”

显然，独立性易对于他所处时代的佛教是不满的，他认为出家僧众应该自食其力，强调耕织是巩固社会的基础，提倡孝悌忠义，他的思想处处打上了儒家的烙印，也因此博得朱舜水的赞赏。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