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派书画“批判出新”传统

历史上的闽派书画艺术精彩纷呈，苏轼的诗句“春江水暖鸭先知”缘于品读闽人惠崇《春江晓景图》而成，蔡襄的小楷《茶录》传拓遍布东洋，陈容的龙图震撼与影响了数个朝代，边景昭则开创了明代院体花鸟画的新风而引领了一个时代，上官周的《晚笑堂画传》对于明清江南的绘画启蒙起到重要作用，弘一法师晚年于泉州写下绝笔“悲欣交集”……

福建的历史传统特殊。唐代以前，这里尚属蛮荒的化外之地。到了宋代，又俨然成为文化礼仪之邦。显然，朱熹以理学开“闽学”之宗，当属重要的贡献。自此，闽派学人渐为国人所识。梳理闽派的艺术脉络，仅书画方面而言，就可交出一份不菲的名单。

书法家中，除了最为著名的宋四家之中颇有争议的二蔡（蔡襄和蔡京，二者均为福建仙游人）外，可以罗列的名家甚多。绘画上，无论是与苏东坡等名士交好的北宋僧人惠崇，还是因南宋灭亡而坐卧必南向，以示不忘宋室，并因之号“所南”的郑思肖，都堪称画坛翘楚。

当然，闽人在书画领域上的成就，真正在全国形成一个群体性影响是在明初。明中叶以后，王阳明心学的出现，以及闽南地区月港的崛起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思想的解放。一时之间，闽南的文化艺术迅速崛起，书画艺术上，黄道周、张瑞图领全国一时之先，他们开创了闽派书画艺术崇写意的风尚。

清中期开始，画坛上闽西三杰上官周、黄慎、华嵒的崛起，使闽派画家在全国画坛上再次成为亮点。扬州八怪中，闽西独占二位。这些布衣出身的职业画师，在努力从底层追求他们心目中的文人画精神的过程中，铸就了“闽习”这一概念。考究“闽派”书画近现代的传承和流播，仙游的李霞、李耕，诏安的谢琯樵、沈耀初等人一定是标杆性的人物。

时下，我们一再论及闽派文艺，从“闽派批评”到“闽派翻译”“闽派诗歌”等诸多层面，理论的探讨与活动的推动已然形成相当的效应，这种氛围感染力十分强大，书法绘画等艺术概莫能外，以“闽派绘画”“闽派书法”“闽派戏剧”“闽派舞蹈”命名的各种活动和理论开始不断地出现。

毋庸置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数千年来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汇聚，是各民族、各区域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并逐渐形成的稳定的文化体系，并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基与灵魂，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标识。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福建文化，渊源脉络复杂、多元融合性是其突出的特点。闽派传统艺术的经典之作中，承载着闽文化的历史记忆。拥有丰厚历史文化积淀的福建，应当努力推动传统文化传承与开发利用的工作，通过历史记忆激发文化认同、凝聚民族认同、涵养国家认同，夯实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

考察福建的文化传统，可以从原始的闽越文化开始，古闽越族的图腾崇拜、原始信仰、生活环境以及生存信念等，无疑都直接关乎古闽文化直至当代闽文化的生成。大抵从宋代开始，在每一次社会文化的转型中，福建人总能把握历史的先机，先是宋代闽学引发的思想热潮，影响全国乃至东南亚各国。从元代到明清，无论是元代阿拉伯人在泉州的聚居，或者是明清大量漳州人移居东南亚各地的盛况，彰显的是闽文化在融汇异邦文明的融通性。而在晚明中国极度活跃的社会思潮激励下，终究形成了闽文化的又一种文化特质——“批判出新”。泉州人李贽当为重要代表人物。近代，在国际海洋文化扩张的背景下，闽人再次把握住先声，在国际海洋文明战略与竞争中，立于民族对外开放的潮头。

表现在书画艺术上，明清两代尤为显著。明末开始，个性的解放促使这个时代的文艺呈现勃勃生机，好新求奇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作为东南沿海的福建，即时地承接了这种社会思想与审美倾向，某些层面上突破或引领亦是情理之中。

以黄道周为观照，这是在周易和理学上堪称一个时代集大成者的孤臣，为人严冷方刚，不谐流俗，许多文献资料记叙了他在政治上的铮铮铁骨，表现在书法作品上，楷书敦厚遒媚，这是于古雅之中领取的一份个人才情。行草则是体现为一种恣意纵横的绵密盘绕，这是时代与个人融汇所对于传统的一种突破，也是闽派书法在这个点上对于书法史的一次绽放。

同一时代的张瑞图，亦有不菲的成就，一如那个偏离了儒家正轨的晚明时代，张氏以满幅偏锋翻转的行草挥洒着超凡的才情，书法美学的传统再次得以演进和刷新。

清代，闽西的黄慎以草书入人物画，开宋代泼墨写意画家梁楷后的又一新气派。伊秉绶则以朴拙似愚的线条书写出属于清代书法史、属于个人也属于闽派的静穆气象。

由古至今，许多闽籍文人、学者、艺术家展现出强烈的文化创新性与创造性，他们的创新追求不断地构建了闽派文化独特的优良品质。（王毅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