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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闽文脉·人物 | 朱熹与书院文化:讲学会友 取善辅仁

2023-11-13 16:03:29 作者:林月恩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责任编辑:周冬   我来说两句

2021年3月,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朱熹园,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学研究等情况。习近平表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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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精舍,又称紫阳书院、武夷书院,位于武夷山隐屏峰下平林渡九曲溪畔,是朱熹于1183年所建,为其著书立说、倡道讲学之所。(阮雪清 摄)

朱熹园是朱熹创办的诸多书院的代表,是朱子理学发展的历史见证者。

朱熹一生对书院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情结。他立朝仅46日,任官约十年,其余时间皆从事讲学著述,是谓“琴书五十载”,一生主要深耕于书院,促进儒家思想文化的创新,影响力远播海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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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钟情于武夷山水,在此地创建了多所书院著书、讲学,因为朱熹与武夷山水的这层关系,后世儒者对武夷山水越发敬重,涌现了一批描绘武夷山水的画作。这是明代丁云鹏的《武夷九曲图》(局部)。(来源:上海博物馆网)

从南溪书院到紫阳书院:理学宗师的成长摇篮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郑氏馆舍(南溪书院)。他幼承父教,五岁甫入学便能读《孝经》,自勉之:

不若是,非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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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书院,位于尤溪县城南的公山之麓。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诞生于此。(来源:尤溪县纪委监委)

南溪书院内有半亩方塘,让人不禁想起朱熹的名诗《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他以“半亩方塘”比作书,以“天光云影”喻书中蕴含的义理,以“活水”比喻新知新悟,告诉人们只有不断吸纳新的思想和事物,才能守正创新、与时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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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自画像。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宋朝理学之集大成者,被后人尊称为朱子。(武夷山市融媒体中心 供图)

朱熹六岁随父迁居政和星溪为祖母守丧,就读于云根书院和星溪书院。十一岁迁居建安,受教于环溪精舍,开始“十年寂寞抱遗经”的生活,读到《孟子》“圣人与我同类者”时,“喜不可言”,立志阐扬儒家圣贤之学,以追求圣人境界为至高目标。朱熹十四岁丧父,父亲将他托付给好友刘子羽,朱熹此时受教于“武夷三先生”(即刘子翚、刘勉之、胡宪),访学于兴贤、紫阳、隆教等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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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翚(1101—1147年)字彦冲,自号病翁,人称屏山先生,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人,刘子羽之弟,南宋著名理学家之一。(资料图片)

朱熹一生不断追求德性和学问的丰盈,终成一代理学宗师。南溪、云根、星溪、环溪、紫阳、隆教诸书院留下朱熹许多好学深思的故事,日后朱熹总结出六条读书法:一曰循序渐进,二曰熟读精思,三曰虚心涵泳,四曰切己体察,五曰着紧用力,六曰居敬持志。

“朱子读书法”启示后人,读书要深入浅出,要有恭敬的态度、坚定的志向,要持之以恒,要眼到、口到、心到,要虔诚虚心领会圣贤用意,要将书中的道理付诸实践。

创办环武夷山诸书院:朱子理学逐步完备

朱熹一生“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在孔孟儒学的基础上,博采百家精义,建构出以“理”为核心,涵盖自然、社会与人文的新儒家思想体系,成为理学集大成者和闽学代表人物,影响远播海外。朱熹现存著作25种,600余卷,2000万字左右,其理学研究和代表著作多在他环武夷山手创的诸书院中完成。

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于建阳崇泰里后山创办寒泉精舍。寒泉五年,朱熹开始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书汇集在一起作注释,完成了《资治通鉴纲目》《西铭解》《伊洛渊源录》等著作,并与吕祖谦共同编撰了《近思录》14卷,这是我国古代重要哲学选集。朱熹在寒泉精舍初步构建其理学体系。

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于建阳莒口云谷山创办晦庵草堂,他作《云谷记》赞此地“其旷然者可望,其奥然者可居”,抒发了以“耕山钓水,养性读书,弹琴鼓缶”为乐的心志。朱熹在此著书讲学三年多,继续集注“四书”,并写了《云谷二十六咏》《云谷杂诗十二首》等诗。这段时间,其弟子蔡元定在云谷山对面结庐耕读,师徒相约学有疑难时“揭灯为号”,次日聚首解难释惑。在晦庵草堂,朱熹的理学思想更加系统化。

朱熹环武夷山创办的又一所深有影响的书院是武夷精舍,建于淳熙十年(1183年),地处武夷山隐屏峰下九曲溪畔,发展为今天的朱熹园。他在武夷精舍研学八年,大批学子纷纷负笈而来,众多理学家也相继在周边择地筑室,蔚成一方学园。

在这里,朱熹完成了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绍熙元年(1190年),《四书章句集注》刊布,这标志着朱子理学体系的成熟。

朱熹对此书的写作十分用心,不断修改,倾尽了毕生心力,他本人对此书也十分满意。《四书章句集注》中,原本是《礼记》中的篇目《大学》《中庸》单独抽出,朱熹为之章句,仔细探究一章一句之意义;《论语》《孟子》则融会前人之注解,所以称为集注。元代之后,《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读物,一大批诠释“四书”的著作涌现。

绍熙三年(1192年),朱熹迁居建阳考亭,在此创建沧洲精舍(考亭书院)。

考亭八年,朱熹完成了《书集传》《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等著作,并编写教材刊刻行世。考亭书院声名日盛,八方学者慕名而来,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

环武夷山诸书院蕴生了朱子理学,也造就了闽学,被誉为“南闽阙里”“道南理窟”。

修复白鹿洞书院:制定系统完整的学规

朱熹一生以兴教为己任。他笔耕于书院,立教规,树学统,不仅将“四书”“五经”及其诠释性的著作列为主修科目,还“引进士子,与之讲论”;他兴学于书院,立德树人育才,桃李遍天下,这些学生继往圣、开来学,成为朱子理学和书院的传人,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耕耘者和传承者。

朱熹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上。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在开学时亲自讲说《中庸》首章,并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揭示于门楣,成《白鹿洞书院揭示》。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校规教规学规,它不仅为中国书院树立了规范,也在汉字文化圈得到广泛接受。

《揭示》言简意赅,依次分为“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五部分。朱熹制定这部学规的目的,是要教人“为人之道、为学之方”,纠正南宋官学及科举考试中“钓声名、取利禄”之弊端,切实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经世致用的人才。

《揭示》充分反映了理学追求“学以为己、学以成人”的修身思想,朱熹认为成才必先成人,“明人伦”是书院教育的根本;成才便要穷理、笃行,“穷理”在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尚在认知层面,“笃行”则上升至道德践履的高度,即为修身、处事、接物。通过“穷理”“笃行”,以期实现理学家们“传斯道而济斯民”的远大抱负。

朱熹还论述了“小学”和“大学”教育。他认为八至十五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其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主要是教之以事;十五岁以后为大学教育,其任务是在“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栋梁,主要是明之以理,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

朱熹依据循序渐进、由事至理的原则自编教材,编写了《童蒙须知》,其中有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等杂细事宜,体现小学教育侧重教之以事的特点。大学教育则以“四书”为主,以格物致知作为大学教育的认识论基础,形成浓郁的理学教育特色。

论道岳麓书院:开创书院会讲先河

朱熹认为书院既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也是思想文化激荡交流的平台,需要博采众长的学术态度,“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他在岳麓书院不仅允许不同学术流派在书院辩论、碰撞,而且鼓励山长和生徒之间的学术争鸣、教学相长。

朱熹开创了“会讲”,其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是书院区别于南宋其他教育机构的重要标志。“会讲”之道注重学术交流,目的是彰明道理。朱熹说:

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则德日进。

他脍炙人口的诗篇《春日》表达的正是他孜孜以求追寻圣人之道的志向,也描绘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之风: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乾道三年(1167年),在岳麓书院,朱熹、张栻跨时两个多月,围绕“太极、乾坤、中和、仁”四大议题朝夕晤谈,是为“朱张会讲”。

“朱张会讲”引来八方学者跋山涉水而来,“座不能容”“饮马池水立涸”,盛况空前。此次会讲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永远改变了岳麓书院,元代理学家吴澄说:

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后来,朱熹知潭州时,主持兴复岳麓书院,扩大了办学规模,使岳麓书院的声名更加远播。

淳熙二年,朱熹又在江西上饶鹅湖寺开办“鹅湖之会”。理学代表朱熹与心学代表陆九渊围绕“为学之方”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朱子强调“格物致知”,主张多读书,多观察,多分析、综合与归纳,然后才得出结论;陆氏则从“心即理”出发,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双方讲论三天难解难分,但学术发展却在争论辩难中推向新的高度。

之后,朱熹再于淳熙八年(1181年),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的题目是《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这是一个经典的题目,但陆九渊却说出了新意。判断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并不只是从其行为来看,而要从其志向来看,陆九渊说:“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所以“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陆九渊的讲说获得了热烈的反响,“听者至有泣下”。

朱熹也将陆九渊的《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刻于石上,并亲自作跋推崇。

中国书院史记载了这些“会讲”之盛况,长存着这些不同学派交流对话、求同存异、激荡发展的典范和佳话。

据考证,朱熹创建、修复,读书、讲学或题词刻匾、赋诗作记的书院达67所,还整顿了同安、南康、漳州、潭州等地的官学。幸运的是,今天我们还能见到朱熹留下足迹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武夷精舍等,实地感受书院之厚重与中华文化之博大。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学术史“乃创始于孔子,而整理此一部学术史最有成就者则为朱熹”。朱熹既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也是书院教育之集大成者,其创办、讲学的书院在文化传承与学术创新中坚持以文化人、以道正人,维系世道人心,化成天下,故而气象浩大,视野宏阔,也只有如此方能担当起传续文脉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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