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外记》：闽人说闽事

《台湾外记》是清代康熙年间一部具有实录性质的历史小说，其作者题为“九闽珠浦东旭氏江日升识”。江日升生平资料有限，可见于《福建通志》及《泉州府志》零星记载。资料显示，江日升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癸巳万寿恩科解元。但其籍贯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较为典型的说法有三种：一是认为江日升是惠安前型人；二是认为“珠浦”即同安县“宝珠屿”及“高浦”的合称，江日升为同安县高浦所人；三是认为江日升是海澄县珠浦人。持前两者之见者较多，但都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及进一步考证。

《台湾外记》的成书年代同样尚未有定论，据目前研究成果来看，“九闽”之称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故《台湾外记》应创作于康熙二十二年之后。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陈祈永为该书写序时，已可见全书三十卷。而在此后多年间，该书又反复被修改，从《台湾外记》中屡见以“圣祖”称康熙来看，说明该书在康熙死后仍被不断修改，至于修改之处出于何人之手则难以断定。

《台湾外记》江氏原稿今已不存，从相关史料可见，《台湾外记》的原名或为《海滨纪略》，书稿一经面世，传抄者众多，且在传抄过程中，其书名及内容屡被更改。今可见《台湾外记》抄本有五种：一是黄永年教授“珍藏善本”抄本《台湾外志新编》三十卷；二是大连图书馆收藏的清嘉庆抄本《台湾外志》五十卷一百回；三是收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两种抄本，一为《台湾外志》四部十卷本、一为《台湾外志》五十卷一百回本；四是宁波天一阁藏清芗 书室抄本，五十卷一百回。

《台湾外记》后由“求无不获斋”刊刻，今可见“求无不获斋”小字本、木活字本、大字本等多种刻本，后又有申报馆排印本与进步书局石印本等。这些刊刻本现可见收藏于天津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等地。

《台湾外记》以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并以此为据、抗清复明的史实为主线，延及南明政权与清初经略南疆之人事的描写。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台湾外志》有署名江日升所作的一篇自序，其中提到这本书“就其始末，广搜辑成。诚闽人说闽事，以应纂修国史者采择焉”。因此，书中所载内容很多与正史相合，由于有关明郑史料亡佚较多，江日升的父亲江美鳌曾是永胜伯郑彩翊的部下，亲历其事，且《台湾外记》的创作年代与郑克塽降清的时间相去不远，书中所记台湾早期史事，特别是郑氏一族与台湾历史发展的记载，很多是其他文献所没有的，因此被认为是研究南明史与郑成功时期台湾史的重要资料。

《台湾外记》表彰郑成功父子及晚明遗民忠守节烈精神的创作意图十分明确。江日升在自序中言：“成功髫年儒生，能痛哭知君而舍父，恪守臣节，事未可泯。”而陈祈永所作的书序亦认为：“作史者当圣朝全盛之时，记边岛窃据之迹，使孤忠遗愤，获伸于光天化日之下，不戛戛乎其难哉！今是编所记郑氏，于其不忘故国也。”《台湾外记》中除记录了郑氏祖孙四代，及甘辉、朱述桂、郑为虹、王之仁等遗民抗清守节事迹外，还写到清军攻至福州，时任礼部尚书的曹学佺在家中题壁云：“生前一管笔，死后一条绳。”而后投笔自缢；通政使马思理缢死；侯官县贡生元纶不食死；闽县民赵即拜辞父母自缢；指挥使胡上琛饮药死，其妾同死；齐巽不屈被杀；永福武举赵子章死……充分演绎了晚明闽地遗民忠孝节义、以身殉国的历史图景。

除此之外，书中还保留了当时充满民族意识的文学篇章，如明末清初抗清人物黄道周系福建漳州府漳浦县人，其殉节后，南明隆武帝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清乾隆年间改谥“忠端”。清道光四年（1824年）从祀孔庙。黄道周诗文从清初到清中叶一直处于被禁之列，但在《台湾外记》第五卷中除了表彰黄道周持节不降外，还保留了黄道周的文章数篇、诗数首，由此更可清楚看出江日升对遗民气节的褒扬。

《台湾外记》述明清易代之际闽人闽事备详，正所谓“贤臣隐士之遗踪、胜朝宗室之潜寓，义士、忠臣、烈女、节妇，凡有所见，皆笔于书”，可见该书所收录的资料非常广泛。而在诸多史料的搜集中，述闽人闽事备详，表现出江日升对百姓民生疾苦的关注。书中写了“唐监国福州假号”“曾厝垵施郎逃生”“甘辉用火破仙游”“周全斌金厦大战”“明尚书入闽议抚”“下漳州启泰死难”“破清漳吴淑献城”“平福省范公死节”“段应举被困海澄”“国轩率众围泉城”……小说对明末清初闽地战事做了详细描写，当中许多情节是其他史料所不见的。如写到清顺治九年（1652年）八月，漳州城被围，“城内人民繁众，蓄积无备，客主之兵既多，仓廪之储告匮，遂夺民食，至不举烟。徐而各户绝粒，金珠宝玩，贱如瓦砾；皮纸树皮，寻取殆尽。弱肉强食，死亡塞户”。独有一家人将米舂成粉，做成块晒干，在外面抹上泥土，像砖块一样垒起。等到更深人静，逻卒巡更过后，偷偷敲下一块煮烂后吃下，因此得以保全。围城之际，甚至还出现了杀女取食的惨剧，令人不忍卒读。再如清初历时20余年、影响数十万人民的“迁界”海禁，在正史、官书上都少有记录。“迁界”最初是为了断绝沿海反清势力与居民的联系，但这一政策不仅没有达到经济上困死郑成功的目的，反而造成沿海地区良田荒废、赋税减少、流民颠沛流离、界外成为治安死角等社会问题。对此，《台湾外记》秉笔直书，对整个事件作了相当完整而翔实的记录，书中写到“迁界”之后，“守界弁兵最有威权，贿之者，纵其出入不问，有睚眦，拖出界墙外杀之。官不问，民哑冤莫诉。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秉承实录精神，《台湾外记》对明清易代之际社会现实的客观呈现，是这本书十分有价值的地方。

《台湾外记》以“史笔”记录时事，对郑氏父子清初经略台湾的过程作了记载。书中写郑成功从荷兰揆一王手中收复台湾之初，荒服新创，人民稀少。其子郑经继任后第一年，即以陈永华为勇卫，管理台湾。陈永华亲历台湾南、北二路各社，劝谕各镇开垦荒地，栽种五谷，蓄积粮食，插蔗煮糖，广泛开展商贩活动。是年大丰收，百姓殷足。又设立围栅，严禁赌博。教匠人取土烧瓦，往山林伐木斩竹，起盖庐舍，与民休息。

郑氏经略台湾之前，当地人以煎盐为食，苦涩难堪。陈永华命人在濑口修筑坵埕，泼海水为卤，暴晒作盐，既可以解决盐课，也可以满足百姓日常所需。台湾基本生产生活恢复后，陈永华又请命在台湾择地建立先师圣庙、设立学校，以教民众。陈永华提出的“逸居无教，何畏禽兽？”“庶国有贤士，邦本自固，而世运日昌矣”等观点，卓有见识。郑经于是在承天府（今台南市）宁南坊鬼仔埔择地建造孔庙。康熙五年（1666年）正月，先师圣庙成，旁置明伦堂。郑经又令各社设立学校，延请儒师，令子弟读书；同时效仿科举制度，在台湾开科举士。

这些内容在《台湾外记》中均有详细记载。郑氏经略台湾，对当时台湾地区的生产生活及文教事业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台南孔庙的建成，为台湾孔庙之始，有“全台首学”之称。

《台湾外记》一书还记载了一些闽台的民间信仰传说。如《台湾外记》卷二十六记载了施琅平定澎湖之际，驻扎在平海（今福建莆田平海镇）一带，这里土地荒芜，当时所有井泉都被冲坏，只剩下一井，井中的水淤浅盐涩，兵士饮水艰难。施琅想起昔日耿恭拜井得甘泉的典故，于是效仿耿恭虔诚祷祝，然后令军士将水井淘净，此时清澈的泉水突然涌出。施琅尝后发现泉水果然变得清冽甘甜，而且日夜挑汲不竭，三军得以食用。施琅于是命人在井边勒石，名曰“师泉”。《台湾外记》记载的这则传说，可与施琅亲自撰写的《师泉井记》相互对照。书中还写了郑芝龙、郑成功出生时的异象；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海水涨潮助其攻入鹿耳门的传说……今天，在台湾地区的“国姓爷”信仰中，这些民间传说仍被口耳相传。

《台湾外记》无论在史料价值或文学文献价值上都不失为一部杰出的作品。

（作者单位：福建江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