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读 | 电影修复：让艺术经典焕发新光彩

厦大电影修复团队赴洛阳展映修复戏曲影片《穆桂英挂帅》。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东南网1月9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蒋丰蔓 全幸雅）

近日，已经81岁的中国电影第四代影人代表谢飞参加了在厦门大学举办的电影胶片论坛，“我是胶片电影修复的受益者。作为创作者，我非常感谢修复者的努力，使得我们多年的东西可以重见天日，能够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和文化价值生命力”。

谢飞与厦大结缘于他的经典作品《香魂女》。《香魂女》于1993年公映，讲述了两代中国农村女性的故事，曾获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去年，该片4K修复版由厦大师生团队和爱奇艺团队联合修复完成。论坛期间，包括《香魂女》修复版在内，厦门大学电影学院在校园内放映了4部由谢飞执导的老影片数字修复版。谢飞与年轻的学子一起观看修复后的影片，随后他在社交媒体上与大家分享说：“第二天在豆瓣本片栏目中我看到几十条新增加的年轻观众写的观后感和评价，非常高兴和感动！”

放映现场，修复版不仅消除了胶片上的划痕、脏点，还呈现了更多的画面细节，让现场观众得以触摸过去的时光，与那时的人们在光影中重逢，老电影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新技术再现老情怀

旧电影唤醒新活力

在电影诞生至今的129年间，胶片这一介质主导了110多年。胶片时代的影片拷贝对保存环境的要求很高，在高温或潮湿环境下容易燃烧或者变质，这也导致了大批优秀胶片电影面临褪色、霉变、丢帧乃至损毁的风险。

随着数字时代到来，胶片电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谢飞等老一辈艺术家的作品也面临着不再被年轻观众看到的可能性。早在上世纪70年代，国外已经开始陆续开展老片修复运动。近年来，国内外电影节愈发普遍地设置经典影片修复单元。

老片修复是一项和时间赛跑的电影“抢救”工作。根据全球130余家电影资料或收藏保护机构的数据统计，自电影诞生以来，目前保存下来的拷贝仅为总数的10％左右。国际电影资料馆联盟的数据显示，1914年前生产的影片约75％将永久消失。

论坛现场，谢飞回忆起自己的经历。2000年前后，他到英国参加爱丁堡电影节，发现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已经把几百部电影全部数字化。在那里，他看到了宽银幕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张彻的《独臂刀》，都是修复后的版本。而同场放映他的作品《本命年》，只是1K的扫描版，声音也没修复好。

“与美术、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不同，胶片时期影院放映的传统电影在电影院公演完了之后就没有了。录像带、电视播映的出现给了电影第二次生命，现在有了数字技术将对老电影的保存有更大的改变，但我们的修复速度太慢了。”结合自己的经历，谈到中国电影修复时，谢飞很感慨。

去年恰逢《香魂女》获得金熊奖30年，谢飞迫切地希望能够修复该片。经过联系，《香魂女》最终由厦大师生团队和爱奇艺团队联合修复。“我一开始联系的是爱奇艺，但没想到最终是由厦大师生参与的，最终效果也很好，我非常惊喜。”谢飞在厦大演讲时分享道。

老片修复是一项精细且庞大的工程。一部电影大概有12万到15万帧画面，在AI技术介入之前，十余人的修复团队有时一天可能只能修复几分钟的影片内容。此外，修复仪器成本高昂，更让老片修复的参与门槛被进一步拔高。因此在中国，除了中国电影资料馆等国资主力军之外，社会力量的参与并不多。

2014年，厦门大学戏剧与影视学科在新建的翔安校区图书馆设立音像文献中心，在社会各界的捐赠支持下，胶片放映机、电影戏服、电影胶片、海报、台本等与电影相关的老物件陆陆续续“住”进了厦大校园，并在馆藏的基础上建立了电影博物馆。2021年，厦门大学电影学院正式成立。与厦门大学电影教学研究一同成长的，还有一支专业的高校电影修复团队。

拥抱经典作品魅力

修复加持文化传承

消失得快，但修复得慢，是“抢救”工作的难题之一。AI技术加入之后，属于老片修复的齿轮开始了高速转动。

在2019年金鸡百花电影节上，爱奇艺在厦门大学科学艺术中心专场展播了修复后的经典老电影《小蝌蚪找妈妈》《牧笛》《地道战》，其背后的技术支持来源于爱奇艺自主研发的ZoomAI视频增强技术，该技术可以增强画面的清晰度和流畅度，影片处理效率也高达人工方式的百倍。

“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感觉他们这个技术是非常先进的，但也存在着很多瑕疵。”厦门大学音像文献中心负责人、电影学院副教授张艾弓介绍，“电影是一个艺术品，胶片电影中隐含了很多创作者置放在里面的表达，但机器无法识别这些。人工智能技术是根据一致的技术要求进行统一处理，会出现破坏原有色彩、光的情况，甚至机器还会把不是瑕疵的地方当作瑕疵修补，因此它需要人工的检查重修。”

2020年，爱奇艺与厦门大学共同成立“厦门大学－爱奇艺电影修复联合实验室”，其主要的运作模式就是由爱奇艺ZoomAI将原片基本修复后，再交由厦门大学师生组建的团队进行人工精修。

“我们的电影修复以学期课程的形式进行，全校各院系的学生都可以来参加，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张艾弓介绍。走进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德旺图书馆八楼，设置有影像数字化室、影像调色室等，这里是厦门大学电影修复团队的工作坊。

2021级博士生韦怡舟是这里的常客。2017年，正在上大四的他就加入了厦门大学电影修复团队，随后在硕士和博士阶段均从事电影修复工作与研究。

在操作台前，韦怡舟熟练地展示如何对胶片进行物理整理和清洁。“但有些划痕、脏点擦是擦不掉，后面就需要数字修复。”韦怡舟介绍，完成清洁与物理修复后，在厦大就可以通过胶片扫描仪把胶片扫描成数字格式来进行修复。

“电影一秒有24格画面，一般来说相邻帧上的画面区别并不大，假如说我这一格画面上的一小部分有划痕，我就用旁边一格上的近似部分来替换，这是数字修复最核心的一个手段。”韦怡舟表示，“电影修复的原理并不复杂，从零基础到上手最多一个月就可以了，但是电影修复更值得思考之处在于我要修什么，我修完之后要用它去发挥什么样的文化意义。”

电影修复是从电影胶片出发，通过数字技术尽可能地还原影片原貌。随着技术的演进，电影修复从2K修复提升为分辨率更高的4K修复，电影修复的理念也在不断升级。

根据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公开资料显示，当前4K修复主要分为四个环节：物理修复（清洁接补）、数字修复（检查扫描、画面修复、声音修复）、艺术修复（颜色校正、主创指导）、合成润色（应用制作）。

从修复画面、声音、颜色到呈现更多细节，电影修复在追求修复成果符合当时真实面貌的同时，也在结合当代审美不断完善，旨在让当代观众感受到作品原有的艺术风格和美感。

当前，借助使用人工智能自动修复与人工手动修复相结合的影像修复工艺流程，厦门大学音像文献中心已修复完成《小兵张嘎》《东方红》《李双双》《穆桂英挂帅》《香魂女》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等7部故事长片及数部新闻纪录片，先后于金鸡影展、上海电影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北京国际电影节、IM两岸青年等平台展映。

立足于高校，厦大电影修复团队也在力图探索电影修复更深层次的意义。去年5月，豫剧戏曲片《穆桂英挂帅》修复版在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开启全国首映，影片修复由厦门大学－爱奇艺电影修复联合实验室共同完成，共计修复影片115862帧。

《穆桂英挂帅》是一部诞生于1958年的黑白单声道戏曲片，豫剧五大名旦之一的马金凤在片中饰演穆桂英。片中，马金凤唱腔明亮纯净，其饰演的穆桂英融青衣、武旦、刀马旦的表演程式为一炉，一句“辕门外三声炮响如同雷震，天波府走出来我保国臣”让人热血沸腾。

在影片放映过程中，观众们全神贯注地欣赏影片，直观领略豫剧大师马金凤的唱功与神态，多位曾与马金凤共事的老艺术家几度感动落泪。同期，该影片也在爱奇艺上线，“感动！致敬！怀念”等“声音”在弹幕区此起彼伏。经过修复，观众们得以又一次在铿锵大气的唱腔与独特的光影变幻间，领略不随时光褪色的戏曲艺术魅力。

首映后，厦门大学电影修复团队还参加马金凤戏曲艺术座谈研讨会，围绕马派艺术的传承和发扬进行交流。“电影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也能容纳、承载多种文化。戏曲经典电影的修复就是我们通过电影修复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有益尝试。”张艾弓说。

老电影展“新颜”

链接过去与未来

“我们理解影片与其他任何一项文化资产一样，都是人类文化的载体，记载着珍贵的文化讯息，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去保护影片，并教育全社会作如是观；我们理解我们对于胶片的保护不是出于怀旧，也并非出于对‘物’的迷恋，而是思考如何把胶片记载的文化讯息，迁徙到别的载体中保留下来，传给后代……”

在厦门大学电影博物馆，一则“档案人守则”静静地悬挂于影片修复流程旁，这是每一位学生接触电影典藏修复时必须谨记在心的原则，也是教授井迎瑞传授修复电影“手艺”前，为学生们上的“第一堂课”——认识胶片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

井迎瑞来自台湾台南艺术大学，曾担任过台北电影资料馆馆长，并一手创办了台湾台南艺术大学音像纪录与影像维护研究所。他自称是“电影拾荒者”，长期奔走于两岸搜寻散落民间的电影实物资料，20多年来扎根在电影胶片典藏与修复领域。

2010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1000多卷电影胶片由于仓储租用到期，从贵州遗落到丽江，并将被当作废品处理。井迎瑞听说此事后，连忙从台湾赶至丽江，在一个不起眼的废品站中，找到了这些“宝贝”。井迎瑞不忍看到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胶片就此损毁，他自掏腰包收买下这批胶片。几经周折，其中的一半被运回台南艺术大学作为电影典藏与教学使用，剩下500余卷胶片在广州等地滞留两年。

辗转中，井迎瑞萌生了一个想法：“为什么不把它们留在大陆，用来教育大陆的年轻人呢？”2013年，这个想法照进了现实。时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和副院长李晓红与井迎瑞结识，经过他们的牵线，校方决定留下这批胶片，在厦门大学翔安校区图书馆辟出4000多平方米的空间进行保管，并于2014年设立国内高校中首座兼具展陈、保护、修复等多重功能的音像文献中心和电影博物馆。

偌大的展厅里放置着100个座位，一卷卷锈迹斑斑的胶卷安静地躺在座椅上，无声地向人们述说一段段如歌如泣的历史。“它们成了连接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媒介。”电影学院2023届研究生毕业生孙亚男，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来到电影博物馆看到的场景。这是由井迎瑞担任主策划的展览，他将其命名为《给历史，留一个位置》，井迎瑞说：“在这里，胶片重新成为历史的主角。办展的目的，是想把胶片修复和研究的理念传播出去，让更多人意识到胶片也是有生命的，保护胶片的工作意义非凡。”

后来，孙亚男成了厦大电影修复团队的一员，参与修复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等6部老电影。她回忆道，在修复彩色胶片电影《东方红》的过程中，她曾遇到一个“非技术”难题——修复一个在衣服上的脏点。“想要原汁原味复原它的颜色和质感，就需要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科学判断。”为此，她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只为寻得一个最贴切的色泽。

在修复过程中，孙亚男渐渐明白，影像是对历史最忠实的记录，人们的衣着、画面的色彩都反映着历史的独特风貌，而这正是电影修复的意义所在，“我们还原的不只是电影，还是一个时代”。

“影片是记忆的宫殿，同时留下了表象、内涵和时代的精神。表象，是人们穿戴的服装和生活环境；内涵，是语调和行为举止；导演的剪接和配乐，则透露出当时的观众美学。”井迎瑞在课堂上经常告诉学生，影片是超越文字和图像的珍贵史料，承载着时代的精神和民族国家的记忆，值得被好好保护。

在史料意义之外，井迎瑞尤为重视的，是老电影的教育意义。电影修复过程枯燥而繁琐，“必须抽丝剥茧，绝非一触可及”。修复者看不见生动画面，面对的是最原始的阴影和条带，每一处贴合衔接必须不差毫厘。而一部1个多小时时长的电影，胶片长度往往长达1000多米。物理修复完毕后，还要用专门的清洁布，将胶片正反面从头到尾擦拭，其精细程度不亚于一台高精密手术，对修复者的专注度和耐心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让老影片再生并创造价值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正是因为‘慢’，才能将胶片修复行动内化为对待历史的态度，最终产生教育的价值。”井迎瑞说。

2021级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杨梦雅也选修了电影修复课程。当她一丝不苟地擦拭胶片、耗时一整个暑假分类各地捐赠的胶卷时，她对老电影的认识也悄然发生了改变。“在搬运胶片时，我突然有了一种‘打捞沉船’的感觉。它们就像‘触手’，借由这些‘触手’，我‘触摸’到了过去的时空。这不是一种怀旧，而是一种跟历史相处和交流的方式。”

除了修复工作，在典藏保护老电影的过程中，厦门大学电影修复团队还会带着学生翻越大山，寻找当年播放电影的放映员，留下他的口述史；拍摄纪录片，留下转运珍贵电影胶片的“历史”。

“传统的电影学研究只有文本、内容、风格、美学等研究角度。我们的教学方式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新视角，也是对电影教育的一种丰富。”井迎瑞说。

谈及参与建立厦门大学电影博物馆的初衷，井迎瑞的回答落在“教育”“传承”两个关键词上。

“我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抢救台湾文化资产的浪潮，深深地为发展过程中文化资产的流失感到痛心。我也意识到，依靠个人力量抢救胶片，在历史洪流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必须通过教育，让年轻人将保护胶片与传承历史文化联系起来，才能让胶片保护的事业长久持续下去。而厦门与台湾地缘相近、文缘相通，厦门大学又有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在此搭建两岸合作修复老电影的平台，具有深远的意义。”

除了手把手带领戏剧与影视学学生从事修复工作，井迎瑞还在台南艺术大学音像纪录与影像维护研究所招收大陆研究生，并把台南艺术大学的台湾研究生带来大陆交流经验。井迎瑞表示，两岸的电影史同根同源，希望通过共同修复电影胶片，让两岸年轻人对历史重新凝视，看到彼此共同的过去，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记者手记

在岁月的光影中守护历史记忆

福建日报记者 全幸雅 蒋丰蔓

电影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资产，而胶片则是承载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许多胶片电影如果不修复，后世则无法得知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修复老影片，给了社会一个重新“咀嚼”胶片的机会，也是挖掘保存人民与国家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

厦门大学成立音像文献中心和电影博物馆，以搜集、整理、修复和研究音像文献为目标，赋予了电影修复更多的教育价值。学生们轻踩踏板，一帧帧匀速转动老胶片；他们屏息凝气，一点点洗去胶片上的污渍；他们夜以继日，只为使修复后的胶片更贴近时代特征。细致艰辛的付出让他们重新理解胶片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繁杂漫长的过程让他们重新学习和体验与历史相处的方式。如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有生力量加入电影修复，在这个过程中，也期待通过新生力量赋予旧物件以新生命，让更多年轻人拥有更加成熟的历史观、文化观和艺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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