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北辰画刊》刊登了一幅许地山和印度学生坐于睡莲池畔的合影。照片是许地山游历印度的纪念，更是中印师生友情的见证。（资料图片）
比起文学家的称呼，许地山更愿意做个学问家。他将大量时间用于苦读，由此得了个“书虫”的外号。人们多看到许地山勤勉治学的一面，尤其是在宗教研究领域的出类拔萃。其实，许地山不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虫”，他在读书做学问之余，还是个性情幽默、兴趣广博的“杂家”；许地山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虫”，他拥有丰富的行旅经验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书虫”之外，许地山是幽默、丰富而独立的个体。他是知心朋友、绝佳旅伴，也是青年导师、爱国志士。
幽默与“吃苦”
与人们对“书虫”木讷寡言的刻板形象不同，生活中的许地山是幽默而灵动的。
许地山的幽默富有理趣，有一种把学问融入生活的恣意和慧心。据说，许地山出门喜欢带着一只皮箱，盖子上漆着 和 两个符号。人们以为这是许地山对道教感兴趣而请道士画符一类的把戏。许地山则笑嘻嘻地解释：“你们也知道，坤卦有‘地’的意思，艮卦有‘山’的意思，所以这不过是我名字另一种写法罢了。”学问家给皮箱做记号的方式都如此与众不同！
许地山的幽默还富有情趣，有一种与亲友同享生命意趣的豁达与温情。在亲人眼中，他是顽皮有趣的父亲，也是耐心体贴的丈夫。女儿许燕吉记忆中的父亲是个“孩子王”，曾在一次圣诞聚会上即兴表演小脚女人打高尔夫的小品，滑稽的动作引得满堂喝彩。妻子周俟松记忆中的丈夫不仅善于将婚姻生活契约化，用浪漫的“爱情公约”来明确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还善于用幽默化解日常小摩擦。在香港大学任教的一天，许地山按照约定时间到商场接购物的妻子回家，妻子却因为砍价而迟到。许地山不仅没有责怪妻子，还幽默地说：“你浪费我许多时间，可是又为我节省很多金钱，到底是我没有吃亏。”
在朋友眼中，许地山是博学多才而又幽默可爱的。老舍记忆中的许地山“是个极天真可爱的人”，他“爱说笑话，村的雅的都有……总说得有趣”；燕大同事雷洁琼眼中的许地山“热情好客，谈吐风趣”；时任燕京大学助教的许地山在冰心眼中“讲得很幽默，课堂里总是笑声不断”……许地山用理趣与情趣兼备的许氏幽默经营着属于他的快意人生，带给喜爱他的人无尽的欢乐与长久的回味。
在性情方面，许地山幽默随和，养成了宽容开阔、不拘小节的脾性。在饮食方面，许地山也崇尚素朴简约，还曾有过一段特别的“吃苦”经历。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许地山每月仅从家里得到三块钱零用，他的生活主要依靠奖学金维持。为了省钱，许地山经常到一个小饭馆吃炸酱面，那是崇文门洞人力车夫和工人们聚集吃饭的地方。这家店的面是按斤两称，炸酱免费，老板为了不折本，就把炸酱做得“咸苦咸苦”的，食客也就无法多放。这种“咸苦”的味道伴随了许地山的燕京求学生涯。
1927年，许地山从海外学成归国，回到母校燕京大学文学院任职助教，月薪130元。据燕京大学学生燕红回忆，许地山吃饭很“别致”，他既不去中西食堂，也不去高档餐厅，而是到校门外吃一毛或八分一顿的普通饭馆。获得燕大教职后，许地山的经济情形已大有改善，却还是乐意光顾小饭馆。他喜欢在小饭馆边吃饭边跟人聊天，这让学生以为他是在做另一种“研究”。许地山自己吃饭简单，对学生却相当豪爽大气，经常带领道教史班的学生们去厚德福吃玺芝草一类的大餐。学生们在许地山的课上不仅习得了知识，还改善了伙食，上课的热情自然高涨。
“好古”与“喜今”
许地山“好古”，热衷于“古旧”的事物。文物古迹为他所爱，传统艺术亦为他所爱。他在居室内外满摆着砖瓦石块、骨头贝壳以及铁器钱币之类的古代器物，常以辨识古物为乐。
他还邀约朋友、学生探寻古迹，留下考据文章。1936年，许地山邀徐悲鸿同游赤湾，实地考察宋代赤湾少帝陵（宋少帝帝昺陵）遗迹，后于1941年发表文章《香港史地探略》《香港考古述略》，论述扎实。
文物古迹之外，许地山热衷收藏京剧脸谱，时常和朋友交流收藏心得，能够根据脸谱的泥胎和彩描方式鉴别出脸谱到底是“京货”还是上海仿造品。他还尝试创新民间传统的“木头戏”，主张把京剧脸谱做成“活用的玩意”销往欧洲，扩大传播。这种改良中国传统艺术以促进更新和传播的观点颇有前瞻性和创新性，比我们今天盛行的种种文创理念领先了近100年。
许地山“喜今”，酷爱摄影、旅游等新鲜事物，通过摄影留存资料、记录生活。1927年，《东方杂志》刊发了一张许地山拍摄于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彩色照片，标题为《中西通商最初之遗物（一）：澳门葡人发给货船执照》，左侧标明“许地山先生摄赠”。照片下方配有一段文字说明：“此票现存牛津大学播德林图书馆。万历四十五年，当西历一六一七，距澳门租借二百七十年，中国以葡人为中西通商之中介，许葡夷目在澳自行设治管理西洋东来商人教士。‘把水’即管理商港之官吏。即今之引港，所谓本处指澳门；‘国王’即葡王；‘哈板’即西洋帆船；‘哈哔哔’意即船长，与‘甲必丹’同。照例夷商至华不许在陆地建屋居住，只许搭盖茅寮贮货。船去后，货寮亦须拆毁。惟在澳门建屋，如得葡夷目特许即可。故照云：‘许准哈板往来，仍命工筑屋居住。’此照为从中国发给外人执照中最早者之一。原照比此约大六倍。”显然，这张出自许地山之手的照片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研究价值，是我们了解早期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凭证，也是我们梳理许地山阅读史和摄影史的重要史料。
翻阅报刊文献留存的许地山影像资料，我们不难发现，许地山的“喜今”带有一种热气腾腾的现世感，启发我们感念珍惜生命中的点滴时光。《北洋画报》海滨专刊载有一张许地山和夫人周俟松在北戴河金沙嘴海浴时的留影，拍摄于1929年9月10日。彼时，许地山周俟松夫妇新婚不久，北戴河之行大有蜜月之意。照片中，辽远的海天之间，二人携手并立，身着时尚泳装，面露喜悦神色，甜蜜的气息扑面而来。不管之后要经历多少苦难，那时的他们是幸福欢欣的。
1934年，《北辰画刊》刊登了一幅许地山和印度学生坐于睡莲池畔的合影，师生同框，笑意盎然。照片是许地山游历印度的纪念，更是中印师生友情的见证。这些珍贵的影像呈现了许地山“书虫”之外更丰富的个人生活面向。他“钻”出书本，以满腔热忱游走于天地之间，给世人留下一个独立而潇洒的身姿。
许地山的“好古”与“喜今”相得益彰，他充当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最通达的桥梁。正如沈从文所说，“他能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毫不牵强地糅合在一处”。
活动家与爱国者
当“书虫”走出书斋，走向街头，其能量就不再局限于斗室之内。抗战全面爆发后，许地山不甘只做纸上的学问，而要扛起救亡的旗帜，做起了为民族事业奔走呼号的社会活动家。正如郑振铎所言，“抗战使这位在研究室中静静的工作着的学者，变为一位勇猛的斗士”。
居港期间，许地山除了担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教授，还兼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香港分会常务理事兼总务、“华南电影界兵灾筹赈会”顾问等诸多社会职务。他热心宣传抗战，组织、参与了香港文化界举办的多种抗战后援活动。因此，许地山社交广泛，与宋庆龄、蔡元培、陈寅恪、陈君葆、沈雁冰、徐悲鸿、胡愈之、柳亚子等人均有密切接触。
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组建保卫中国同盟（“保盟”），发动国际力量全面支援抗战。许地山虽不是“保盟”成员，却热心参与“保盟”的各项工作，与宋庆龄的助手、英国人法朗士（Norman Hoole France）先生过往甚密。据许地山夫人周俟松回忆，“保盟”曾委派法朗士押送一支大型车队前往延安运送物资，许地山因课务缠身未能应邀与法朗士同往，一直引为遗憾。
两年后，许地山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法朗士参加港战意外身亡。历史的巧合在于，这两位英年早逝的教授，都曾在不同的领域深刻影响过他们共同的学生——张爱玲。而他们去世后，也都以文学“遗产”的形式出现在张爱玲的笔下。只不过，许地山化身为《茉莉香片》里穿长衫、有种“特殊的萧条美”的教授“言子夜”；法朗士则变成了《烬余录》里的历史老师“佛朗士”和《小团圆》里的“安竹斯”，以及《易经》里“800元奖学金事件”的“肇事者”。
许地山担任香港中文学院主任期间，与时任港大图书馆主任的陈君葆并肩合作，共同接收保存了大量内地运往香港的珍贵图书资料。郑振铎曾回忆：“我为国家买了很多的善本书，为了上海不安全，便寄到香港去，曾经和别的人商量过，他们都不肯负这责任，不肯收受，但和地山一通信，他却立刻答应了下来。所以，三千多部的元明本书，抄校本书，都是寄到港大图书馆，由他收下的。这些书，是国家的无价之宝……这种勇敢负责的行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功绩，不仅我个人感激他而已！”
在香港的六年，许地山以笔抗战、以口抗战、以行动抗战，矢志不渝地挥洒满腔爱国热情。他不仅写下《七七感言》《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国粹与国学》等多篇鼓舞士气的杂文，还跨界担当主持，出席《孤岛天堂》的放映典礼，大力支持民族抗战电影事业。为号召全民抗日，许地山四处奔走，发表了大量演讲。1941年，许地山发表《青年节对青年讲话》：“我只要提醒诸位，中国底命运是在青年人手里。青年现在不努力挣扎，将来要挣扎就没有机会了。……我真是时时刻刻为中国底前途捏一把汗。”直到生命的晚年，除了在香港大学的正常授课外，许地山始终活跃在香港乃至华南文化界抗战一线，用实际行动表达强烈的救亡意识和对民族命运的深沉忧虑。
“书虫”之外，许地山幽默多才，是古典而前卫的“潮男”，也是热心的活动家和赤诚的爱国者。他乐观的个性、渊博的学识、高洁的人格将永远垂范世人、启迪后学。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