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被“清华”破格录取的大家——写在《郑朝宗论世界文学名著》出版之际

郑朝宗先生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师从吴宓先生等。他一生的学术成就除“钱学研究”等方面之外，主要展现在现代小说研究上，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在上海《时与文》等报刊上发表系列评论世界文学名著的文章。

由此，他于1949年赴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选的就是“现代小说”专门方向，在这一课题上造诣颇深。但遗憾的是，他在这方面的文章散落不全，其民国版的《小说新论》于今更为罕见。为此，先生在《海夫文存》“序”中叹道：“此49篇文字，但观题目，便知内容杂而不专，未足以供方家一顾。”可见先生对这种“不专”之状心有戚戚，我们在受业时也曾听过先生于此之感慨。可庆幸的是，现经弟子们尽心竭力地搜寻，终于编成此书，算是告慰先生，了结他的一番心愿。

而新发现的20余篇先生的小品散文更是难得，弥足珍贵。先生在《海夫文存》“作者小传”中曾作如此自述：“从大学二年起就喜欢弄笔，常在《清华周刊》副刊及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上，用笔名或真实姓名发表小品散文。”但这类文章弟子们多未见过，我问过先生，他淡然一笑：“都过去了。”先生一生，经战乱，遭困顿，大起大落，历尽沧桑，故而不在意于过往之文事。现今却如天意般，由“孙辈”从网络上偶然得之，这是郑门弟子之福分。

郑朝宗先生1910年生于福州一书香世家，父亲郑以琚（号凤翔）20世纪初曾在北京“五城学堂”任职，为总教习林纾看中，请他帮忙抄写译稿，及校正誊清、送交出版等，实为助手矣。故而常出入林府，亲见林纾“耳受手追，声已笔止”的天才式翻译小说的实况。先生还记得，小时家中还存有林纾的译稿和书信，但在“文革”中化为乌有。如此的家学渊源，先生国学根底自然深厚。青少年时代的先生，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毕业，念的是教会学校，从而打下了扎实、精湛的英文基础。但他回忆说，这12年中，虽然天天做礼拜、听教士布道，却对基督教没一丝一毫好感，反而对远山寺里冷清的钟声、静默的佛像产生感念，有时脑中甚至会生出出世之想。

1932年，先生考上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据先生长子郑天曜《家父郑朝宗遗事纪略》一文：“父亲说，他报考清华大学时是当年该科系福建惟一被录取的学生，他数学卷仅得3分，但语文卷成绩优异，得了满分，所以被录取了。”就此，我不由得想到钱钟书先生1929年亦以数学15分考上清华大学外文系的传闻，难怪他俩后来成了莫逆之交，或许在“破格”一事上早就心神相印了。

先生之学识自不待言，能在钱钟书《谈艺录》“序”中留下名号的，自当非同常人。钱先生曾对他俩之交做过评价：“知管仲者鲍叔，知我且胜我自知者郑子也。”尽管语中多有自谦之意，但能以“管鲍”为拟，可以看出郑先生在师兄钱先生心目中的位置。

先生学术成就的峰点之一，为上世纪40年代对欧洲古典小说的系列评论。当时先生的理论基点，趋近文学艺术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的法国批评家丹纳的体系，上世纪50年代后开始吸纳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他总体是倾向现实主义原则的。先生说：“书是天、地、人三个因素的总和；它是作者先天的气质，加上所处地域的特性，再加上后天的人为环境的总结果。”但先生并不排斥创作主体的功能，他的“现实”也包括了现实存在的作家主体，由此，你方可理解先生何以会对雪莱《诗辩》中浪漫主义情怀，及神秘“灵感”也予以赞赏。

在评《悲惨世界》时，先生强调“一切作品都是作者整个人格的表现”。由于雨果人格复杂，在社会方面是人道主义者，政治方面是激进党，满脑都是政治哲学，而气质上却是天生的诗人，生活经历又十分丰富，这些矛盾、凌乱的因素，造成该小说历史不像历史、论文不像论文、传奇不像传奇的臃肿不堪的状况。这一别开生面的评判，与先生立足“现实”的文学观念是分不开的。

先生遵从现实主义文学原则，但对新锐的文学理论观念并不排斥。在1947年，他就娴熟地运用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理论，对狄更斯笔下的文学人物形象进行评析，而我们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重新见到该书的译本。

至于“意识流”创作流派，先生亦早已了然在胸。1948年，他评《罪与罚》：“陀思妥也夫斯基不像后来的‘意识流’派的作家，那些作家专喜作抽象的分析，一部作品里，除了川流不息的所谓意识外，什么也没有。”陀氏虽是“心理小说”的鼻祖，但他“似乎预先看到了这一点，他不肯凭空刻划意识，而要让外界具体的事件来反映意识”，所以他的作品有血有肉，能直抵人的灵魂深处，与那些一般志在意识外层作浮光掠影式的作家截然不同。先生之见解可谓先声夺人，于今仍有启示意义。

读着先生的文章，常为他独到而警辟的见解而折服。像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仿佛看来，这书似可题作《法国潘金莲外史》。……这书不特非淫书，实际还是最有效的劝世奇文”。因为它是借一个浪漫女人的堕落，对庸碌、懦怯、势利、麻木、卑鄙、险诈的中产阶级的抨击及其灵魂的揭露。

评《父与子》：“屠格涅夫的小说再像烟不过了，而且是轻烟。它漂亮，活泼，然而大风一吹，立刻化为乌有，因为它又稀薄，虚幻。”由于屠氏长期生活在国外，对本国的情形如雾里看花，又受到法国文风的影响，故而如此。

又如，评巴尔扎克和狄更斯：“这两位无论在优点或缺点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他们的优点是精力弥满，善创造，富想象，作品来得容易，人物的范围和数量更大的可惊。他们的缺点是乱头粗服，文字欠斟酌，感觉不够细致，写实中孱入浪漫作风，不会描写上层阶级。”优劣之处，立见分明，可谓一语中的。

而像“19世纪的俄国小说，大概可用《战争与和平》和《罪与罚》来代表。这两部作品，一以博大胜，一以精微胜”。短短一句话，便可见先生视野之阔大、学殖之深厚。

本书“附录”为“新近发现的郑朝宗佚文”。读了这部分先生自称为“小品散文”后，他在我心目中仿佛变了副样貌，不再仅是老成稳健、正襟危坐的长者，眼前还浮现出一位英气勃发、气宇轩昂的青年书生模样。那种有话便说、有气便出的率真、耿直，呈现出先生另一面的品格，若按福斯特的小说理论来说，它还原了郑先生的“圆形人物”形象，青年时期形神的补充、添加，使他立体化了。

在《载道与言志》《勇气救国论》《时代的呐喊》等文中，一位以报效国家、拯救民族为己任的热血青年挺立在我们面前。1998年，在先生追悼会上，从悼词中我方得知先生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曾担任过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在烽火连绵、民族危亡之际，能胜任此职定为群体中的佼佼者，这从上面的文章便可寻得先生的思想轨迹。

先生的这批佚文还有着历史文献的价值，像《怀吴雨僧先生》，除了写出战乱中清华师生之间真挚的怀念情感之外，还勾勒出不可多得的吴宓先生当年的形象。“文革”后，先生曾在为吴宓先生平反昭雪的申请书上签名，1987年又写了一篇《忆吴宓先生》。先生写冯友兰先生也有两篇，一篇写在1935年，一篇写在1947年，前者恭敬万分，后者颇有微词，对主人公的品评逆转直下（先生对周作人亦复如是），原因是随着时光变迁，冯先生有“太爱‘坐飞机’”的偏嗜，于学者来说“有点不安本分”。另《噩梦》一篇，受启于钱钟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中的《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称之为姐妹篇亦可，串起读之，对当年文人心态可有深度的了解。（俞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