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朱熹求学：必效先觉之所为

古今中外教育家认为，幼少之年是一个人人格、志趣最关键的定型期，也是教育等外力最易发挥作用的阶段。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朱熹比喻为“坯模”，如同建造房子必须先打的地基。地基愈牢固且向下扎根，将来才愈可能成为各领域栋梁之用，乃至成为圣贤。

朱子被后世誉为“朱圣人”，是古代儒学、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巨擘，后来著作、事迹人多熟悉。唯其少年之时，已似个“圣贤坯璞”否？周遭环境、人事对年幼的朱熹兴发何种感受、启迪，似可从《朱子年谱》及文章、语录中寻溯一番。

朱熹的父亲朱松“以同上舍出身”的进士资格入仕，官至左承议郎（朝官），因此朱熹出生在当时千分之二的“官户”人家。士人之子学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朱熹五岁就在尤溪入小学，始诵《孝经》，即书八字于其上：“若不如此，便不成人。”一日，开始疑惑：“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不久，长兄、二兄相继夭没，因此父母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颖异的幼子朱熹身上。朱熹始作诗文，乡贤称为“力能扛鼎”，克继其父以诗名的风迈。十二岁朱熹生日，朱松贺诗“骎骎惊子笔生风，开卷犹须一尺穷”。朱松从事二程之学，日诵《大学》《中庸》之书，浸润在父亲的琅琅读书声中，朱熹亦少好此学，每日早起诵《中庸》《大学》十遍，从不间断，打下后来推出《四书集注》这一儒学经典的基础。

经历“十年寂寞抱遗经”的孤独辛苦，他说幼年读《四书》的时候非常艰辛，汉唐古注不惬人意，“四旁皆无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去做”。直等看到《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仿佛一束亮光透出纸背，喜不可言。又读到吕大临《中庸解》《孟子》“自暴自弃”章，觉悚然警厉，不能自已，作《不自弃文》。可见朱熹踽踽独行过程中，也会遇到坚定向前与苟且随流的“天理”与“人欲”之间的交战，所以他在《训蒙绝句》中告诫“为学常思唤此心”“才昏自觉中如矢，猛省猛求则明存”。

强烈的求知欲让他对问题不轻放过，一探到底，“某旧年思量义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传后倦’一章，凡三四夜，穷究到明，彻夜闻杜鹃声”。夜间复习老师白日的讲解，遇有疑处，明日复去请教，不稍等待迟疑，即“某向来从师，一日间所闻说话，夜间如温书一般，字字仔细思量过。才有疑，明日又问”。

一般人只注重老师讲授的内容，朱熹却会通过与老师的接触，去尽力了解知识背后的人与更深层次的知识。在《跋家藏刘病翁遗帖》中，他自述早年求学于刘子翚，子翚开始只像对待一般学徒那样，传授一些科举时文的知识、应试法则。然而，朱熹长期观察、暗自揣度，认为老师平日所教与他本人生活中的气象、胸怀并不相同，就以此请教。子翚“欣然嘉其有志，始为开示为学门户，朝夕诲诱，亹亹不倦”。

朱熹字“元晦”，就是刘子翚所起。子翚以“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为期许，希望朱熹以外表“愚”“鲁”而精神内秀的颜渊、曾子为榜样，将孔门圣学继往开来。

另一次在刘子翚的处所，朱熹见到一个僧人，见他与老师说话，听完后也未就此作罢，“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这个僧人可能就是宗杲高弟道谦禅师。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年少的朱熹不止于被传授知识，而是主动去探求“真知”“真理”，定要问个所以然。又可见他谦虚好学，会问问题，所以师友都倾囊相授、尽示所怀。在《朱子语录》中，我们看到后来成为“人师”的朱熹经常受到学生各式各样的发问乃至质疑，却不以为忤，还不时主动问学生问题，启发他们的思路，诱导他们去思考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

若仅仅以“书斋学徒”来概括少年朱熹的话，恐怕失于肤浅片面。实则朱熹从出生开始，金兵的金戈铁马之声、家国丧乱忧虑与恢复中原的大志就不断在耳边、心海回响萦绕。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龚仪等人复起叛乱，朱松买舟携家眷避乱，七月方到尤溪。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在尤溪郑氏寓舍。朱松《洗儿诗》“有子添丁助征戍”，就感叹小儿子生在兵荒马乱之中。朱松入朝为官后，多次向高宗进谏中兴恢复大计，反对与金人和议。然绍兴九年（1139年），高宗定都临安（今杭州），元旦布诏天下，与金议和。朱松对着十岁的儿子，叹息良久。这件事到了60年后的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还历历在目，称己“铭佩先训”。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人毁和叛盟，大举南侵。宋将刘锜在顺昌（今安徽阜阳）以五千精兵大破十万金兵。闻讯的朱松在建阳丘氏宅为儿甥诵读《后汉书·光武帝纪》，朱熹问光武为何能以少胜多，朱松欣然手书苏轼《昆阳赋》示之，“为说古今成败兴亡大致”。那时的朱熹才十一岁，父亲已视作成人，要他了解历史、记住过去，才能明白今后如何立身。朱松的教育法乃以现实为重，从经史中汲取营养，并不希望儿子成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式学者。后来朱熹重视《大学》，将“格物”“致知”“修身”“治国”“平天下”贯通起来，成为逐步步入圣域的必经阶梯，也是希望学者一步步推将开，而不仅仅局限在“修身”自好之上。

朱松为官多载，从地方走向中央，且又爱吟诗作文，因此结交不少好友、长者。朱熹自小就陪侍父亲见到很多官员、学者，大大开阔了视野与胸怀。大概九岁的时候，朱松就将朱熹母子接到当时的京城。朱熹得以在临安就傅，杨师由义授以司马光《杂仪》，这本启蒙读物为朱子撰《家礼》预播种子。朱熹侍父，还见到了大儒和静先生尹焞。尹氏乃伊川先生程颐高足，朱熹回忆“尝于众中望见其道德之容，又得其书而抄之。然幼稚愚蒙，不能识其为何等语也”。虽然深刻周延的理解有待成年，然在懵懵懂懂中，朱熹对二程之道已觉“道之在人”的亲切感。

绍兴十三年（1143年），四十七岁的朱松去世。临死前，将朱熹托付给好友胡宪、刘勉之、刘子翚，即武夷三先生。三人视朱熹如子侄，循循诲诱。刘子翚兄子羽为朱熹母子筑室于崇安五夫里屏山之下、潭溪之上。曾协助张浚守川、陕抗金的刘子羽是朱熹少年的偶像，此公去世后为之作碑文，言“熹自幼得拜公左右”，“独见其居家接人，孝友乐易，开心见诚，豁然无纤芥滞吝意。好贤乐善，轻财喜施。于姻亲旧故贫穷困厄之际，尤孜孜焉”。为了弥补“不及见公履戎开府时事”的遗憾，朱熹“从公门下士及一二故将问公平生大节”，“知其忘身殉国之忠……虽古名将不能过”。

亲身与圣贤榜样接触、观摩，而非在文字上打转，对一个青少年的成长无疑影响巨大。难怪后来朱熹在注解“学”字时，以效仿的“效”来解释，“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对朱熹来说，先觉、圣贤不是书本上的教条，而是活生生具体的人。即使书本上的圣贤，也需要切身体行而使得之在我。学而不已的过程，如“鸟数飞也”那般履实。

潭溪成为朱熹安身立命之所，晚年赋诗：“忆住潭溪四十年，好峰无数列窗前。虽非水抱山环地，却是冬暖夏凉天。绕舍扶疏千个竹，傍崖寒冽一泓泉。谁叫失计东迁谬，惫卧西窗日满川。”读书倦卧，山水亲人。少小即徜徉在山水怀抱之中，不断兴发朱熹对自然、宇宙、人生奥秘探索的理趣。

失去父亲的怙恃，家庭经济状况急转直下，“灶径十日九不炀”，即十天有九天难以开火。母亲却“一笑谓汝庸何伤，人间荣耀岂可常？惟有道义思无疆，勉励汝节弥坚刚”。有其母必有其子，母亲的乐观与坚毅，成为朱熹温暖而坚强的后盾。

后来的朱熹，亦不负父母之期望，成为一代大儒，并继续将道学薪火传递给年少渴知的莘莘学子。

（作者单位：福建社科院哲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