鳌峰书院：清代城郊型书院园林建置的起点

鳌峰书院现存的假山与亭

在福建诸多书院中，最负盛名的当数“四大书院”之首的鳌峰书院，鳌峰书院是由理学大家张伯行创建的集教、学、研、编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书院，不仅是福建乃至东南地区书院建设的范本，更是清代东南地区最高的学术殿堂，自创办以来培养出163名进士、700多名举人，孕育出林则徐、林鸿年、陈宝琛等杰出人才。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命“居官甚清，最不易得”的著名理学家张伯行出任福建巡抚。张伯行“捐俸购屋于九仙山之麓，葺而新之，为鳌峰书院”，在数十年来各级官吏和地方士人的支持和扩建下，逐渐形成了“前建正谊堂，中祀周、二程、张、朱五夫子；后为藏书楼，置经、史、子、集若干橱；其东则有园亭、池榭、花卉、竹木之胜，计书舍一百二十间，明窗净几，幽闭宏敞”，兼具祭祀、观赏、学习功能的较大规模的书院园林，其规模之宏大、配置之完备，在当时是少有的。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随着鳌峰书院被确立为福建省城书院，在官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在原有景观格局下不断扩大和增建，尤以清嘉庆十年（1805年）为最，增建致用、敦复、笃行、崇德四斋，园中的植物配置和水景也得到了极大丰富。

清中叶以后，随着理学的僵化，书院教学功能的萎缩，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陈寿祺卸任山长，书院衰败之势愈发显著，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废止，书院改为“校士馆”，其作为书院的历史使命结束。辛亥年间（1911年），书院毁于战火，仅有一座假山留存（在今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小学校园内）。

鳌峰书院的选址顺应了书院园林从选址山林转向城郊的历史趋势。传统的书院园林选址大多位于名山胜地，所谓“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读书之处”，其选址既能躲避战乱，又能将书院与俗世相隔离，提供一个潜心为学的妙处。鳌峰书院的选址也曾有此意，仍设于名山附近，但位于城郊而非深山之中，更有利于官府的考课和管理。此选址适应了书院园林从深山中走向城镇的时代潮流，反映了清代福建书院走向官学化的倾向，是清代城郊型书院园林建置的起点。

鳌峰为福州胜景九仙山（于山）的主峰，据王应山《闽都记》所云，峰顶上有巨石台，系宋状元陈诚之读书的地方。因其秀丽的风景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来赏玩并留下不少诗词，如宋王逵《游鳌顶峰》、元黄清老《登平远台》等。周边人文底蕴深厚，有四彻亭、郭然亭、南法云寺、万岁塔寺、报宫祠等人文景观。宋时朱熹曾登此山，并作《寄题九日山郭然亭》。自然风光与人文气息俱佳，符合传统园林选址的“择胜”观，促使张伯行将书院选址定于九仙山山麓的鳌峰坊，取“独占鳌头”之意。

不同于此前以闽北书院为主的福建其他书院和我国大多私人创办的书院，鳌峰书院的选址虽靠近名山，但建于山麓，而非深山之中。究其原因，鳌峰书院是由四川巡抚邵捷春故宅改建而来，原宅邸选址出于宅主人生活和通勤的综合考虑，因而既需要静谧优美的环境，又要接近城市中心和官府。而张伯行作为福建巡抚，在确定书院选址时更多地考虑到政府对于书院管理的需要，兼顾了书院周边环境和与城镇交流的需要，因而摒弃了传统的布局于深山的习惯，选择城郊的邵捷春故宅作为鳌峰书院的选址。

这一点与当时福建乃至全国书院的官学化倾向相适应，客观上来说，极大地促进了政府对书院的管理和支持，为后来书院取得全省性书院的官方地位创造了巨大的优势。同时，便捷的交通也有利于大量名士大儒前来讲学，推动鳌峰书院逐渐成为清代福建最大的讲学中心。鳌峰书院选址倾向的变化可以看作清代书院官学化趋势下书院城郊化的标志，在此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书院逐渐走出深山，许多官办书院甚至设立在车水马龙的闹市中，便利的交通促进了书院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带动城镇文化经济中心的发展，成为全国书院选址转变的重要代表。

与大多数书院园林相类似，鳌峰书院的园林景观是诗化的、儒学化的，其景观的组织和构成与宋代以来文人之间极为盛行的理趣诗相类似，具有强烈的理学色彩。在我国古代的官办书院中，大多在门前设半月形或半圆形水池，即“泮池”。鳌峰书院的园林区中心也有池塘，但与“泮池”不同，为周九百八十四尺、东西广九十尺的方池，池中又有一亭，推断为由邵捷春故宅中的水心亭改建而来。据《续福建通志》记载，建造者“筑亭跨斥，康熙间宅为书院，仍址改筑，易名鉴亭”，取“方罫泓渟，天光云影如一鉴然”，是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这一理趣诗的园林化再现。方塘静如明镜，天光云影尽收其中，随微波摇曳，即朱熹所谓“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在格物致知的思想方法指导下，书院以精致的景观营建创造出充满理趣的氛围。

园中的景题也富含义理。以严桐峰题名书院十景为例，其中“秀分鳌顶”“云对九仙”“讲院临流”“仙井斗奇”描述书院选址周边环境，以山水通于理道；“方池鱼跃”“丛书鸟歌”二景则是建成环境中“理”的体现，朱熹闽学将“理”看作一切价值的源泉，蕴含于世界万物之中，万物有“理”；而“鉴亭峙水”“奎章眺远”“棋盘玩月”“交翠迎风”则彰显了“理”的主客体关系：当人们进入景观之中，以吾心之知求事物之理，使得主客体相统一，进而格物致知。这十景的题名是对朱子理学的追求和表现，也巧妙地借书院外的山水环境，拓展了景观层次，是中国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一个注脚。

为了适应这样的景观氛围，书院中的植物配置也颇为考究，据《鳌峰书院志》记载，园中主要栽种榕、荔枝、竹、柳等12种植物。孤植成景的榕树和樟树大多为局部空间的主景，营造出古朴肃穆的氛围，竹林和假山上密植的果树限制了视线的发散，增强了内部空间的围合感，而水边配置的柳树和水中少量的荷花则调和了景观的氛围，使得景观庄重古朴但不失生机，增添了几分色彩。此外，院中植物选种也蕴含着“君子比德”的教化作用，以竹喻君子之刚正，以莲喻君子之高洁，以果树隐喻金玉满堂，表达对丰富学识的美好祝愿，都是书院园林中注重景观教化作用的氛围体现。

这样的景观氛围在当时为书院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极大的有利条件，然而随着鳌峰书院后期管理的逐渐僵化，教育功能日趋萎缩，而祭祀功能不断强化，以至于几乎成为单纯的祭祀场所。据清道光《建阳县志·学校志》所记“鳌峰书院，即勿轩先生祠”，鳌峰书院因其过于极端的景观营造，在后期僵化的管理下已然成为单纯的祭祀场所。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