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平和窑五彩双龙双凤花卉纹折沿大盘

明平和窑口青花开光山水楼阁纹大盘

平和博物馆馆藏

月港位于九龙江入海处，因九龙江之海澄月溪至海门岛江道段的地形“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而得名。这里河海交接，交通便捷而几无风浪，是适宜的人货登船之处。后来月港泛指整个九龙江流域，许多国外文献又称之为漳州河。

作为福建省第二大河流，九龙江包含了北溪、西溪和南溪三部分，流经漳平、华安、长泰、龙海等8个县市区，在入海口与漳浦、云霄、东山等县的多个港口形成一个港口链，并以入海口镇海卫太武山为坐标，成为明代许多国际海洋航路的起点。

月港的兴起

月港海洋贸易的兴起，要早于明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上百年。

根据清乾隆年间的《海澄县志》载，早在明正统、景泰年间（1436—1456年），这里的民众已“多货番且善盗”，到了明成化、弘治年间，已然发展到“人烟辐辏，商贾咸集”的程度，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云：“时漳州家造过洋大船，往来暹罗、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海道不靖。”张燮《东西洋考·饷税考》亦云：“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其他诸多文献资料也证明了月港在开禁之前，海洋贸易所形成的繁华盛景已有上百年，这里一度被称为“小苏杭”。

隆庆开禁，月港成为明代唯一准贩东西洋的官方港口，更使海洋贸易得到空前的发展。《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漳泉二郡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九龙江冲积所成的漳州平原是福建省最大的平原，被誉为“鱼米花果之乡”。事实上，在明清以前，九龙江入海口一带农业生产条件极差，《东西洋考》载：“顾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稇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彼时全漳的农业和手工业几乎都围绕着海洋商贸所带动的产业而进行，正如箫基在《东西洋考》的小引中所描绘的景象：“澄，水国也。农贾杂半，走洋如适市。朝夕之皆海共，酬酢之皆夷产。”

月港海洋商贸中，主要输出货物有丝绸、布匹、瓷器、茶叶、铁器等，其中瓷器一直是最为大宗的货物之一。有学者根据国外相关的档案资料统计认为“从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到康熙三十四年（1602—1695年）贩运到欧洲的中国瓷器约二千万件”，可见数量之庞大。如果加上其他贸易公司、航道，以及欧洲以外的世界各地，数量上将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平和窑的兴衰

尽管明清时期九龙江各支流和干流沿岸多有窑场，分布最为密集、生产数量最大且主要生产当时出口量最大的青花瓷者则当数平和县。

平和窑从明中期才开始兴起，许多地方志的梳理明晰了这一过程。明正德《漳州府志》关于瓷器的记载为：“白瓷，出漳平县永福里。黑瓷器，出南靖河头。青瓷器，出南靖金山。”明万历元年（1573年）《漳州府志》则记载为：“瓷器出漳平、平和等县。”可见此时平和窑已经渐起生色。而明万历癸丑（1613年）《漳州府志》载：“瓷器出南胜者殊胜他邑，然亦不甚工巧。”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平和县志》载：“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粗者出赤草埔、山隔。”显然，这是一个从明中期到清晚期，由无到有、由粗到精细的发展过程。

根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物普查和考古挖掘，平和县境内明清窑场多达数十处，基本遍布全县各乡镇，其中以南胜、五寨最为密集。重要的窑地包括南胜镇花仔楼、田坑，五寨乡大垅、二垅窑等。出土的瓷器包含青花、青瓷、白瓷、酱釉、彩绘瓷、素三彩等，其中以青花、彩绘瓷和素三彩数量最大和最具独特性。

平和窑的崛起，大致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明万历年间，景德镇矿土日益匮乏，以及窑工对于统治阶级的反抗所造成的动乱。许多窑工因此远走他乡另谋出路，成为工艺传播和转移的巨大推力。二是月港的崛起，跨国海洋商贸对于陶瓷产品的大量需求，是促进这一行业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三是平和县特殊的历史人文与地理因素。根据清道光《平和县志》载，从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历任44位知县中，除一位籍贯未详外，江西籍有14位，如果加上其他江西籍的各级官员，甚至是追溯到平和公认的创县之父江西人王阳明，平和县与江西可谓是渊源深厚。如此的人脉相连与文气相承，许多窑工在重新选择生产与生存之地时，平和县自然成为一个好地方。

盘绕流经平和大部分乡镇的九龙江支流花山溪，使得这里水路交通便畅；平和山区大量的木材可供烧窑所用；这里工价低廉，有利于这一行业大量生产。随着月港兴起，诸多因素使得平和县成为最佳陶瓷生产地。

平和窑的身份认定

从外在形式来看，以青花瓷为主的平和窑工艺辨识度高。最为突出的是，由于钴料提纯工艺过于粗糙，青花颜色灰暗并多带有晕散的特征；其次，由于圈足修整上少了“倒角”这一道工序，加上烧制过程中简单以砂层代替饼垫所形成的沙足口。

其他还包括胎体粗糙疏松、胎质色泽发灰以及纹饰潦草写意等，都成为今天考辨平和窑的重要依据。究其原因，主要是民窑工艺的自由度与海洋商贸短时间内对市场的大量需求所致。

由于产地归属长期不明，平和窑在历史上拥有许多名字。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由于市场的争夺，先后掠获两艘葡萄牙克拉克商船，并把这两艘商船上满载的中国青花瓷器运到荷兰的米德尔堡和阿姆斯特丹拍卖，这些瓷器因此被称为“克拉克瓷”并延续下来，用以指称明清时期的中国陶瓷。彼时运往欧洲的陶瓷包括漳州平和窑、漳州东溪窑、景德镇与德化陶瓷。可以说，克拉克瓷泛指所有明清的中国瓷。

上世纪70年代以前，在平和窑尚未进入学术视野之前，因这些瓷器多经由汕头出口，国外学者称之为“汕头器”。“交趾烧”或“交趾盒”，则是日本人误以为平和窑的素三彩香盒来自交趾。平和窑的素三彩香盒还销售到东南亚和欧洲各国，这些地区又把这种产地不明的陶瓷品种称之为“华南三彩”。“沙足器”也是因为早期平和窑的属地不明，而对其烧制工艺所形成沙足圈底陶瓷的称呼。日本人还把平和窑青花开光大盘称为“芙蓉手”，谓平和窑五彩瓷为“吴须赤绘”。

关于平和窑的命名问题，上世纪90年代，许多本土专家曾经聚集一起探讨，最终以九龙江流域为统摄，把明清的漳州窑口出产的瓷器统称为“漳州窑”。显然，这种命名太过含混。一方面，“漳州窑”包含平和窑和南靖、华安的东溪窑，尽管二者均生产多种类别的瓷器，但在工艺制作和成品样式上存在较大的区别，前者主要是传承景德镇青花瓷和五彩瓷工艺，后者则是侧重本土传承发展起来的米黄釉瓷；前者器皿多以碗盘为主，后者则常见仿古器形；前者图简单便捷，多形成沙足口，后者工艺较为讲究，少见沙足，并多见玉璧足。

另一方面，统称为“漳州窑”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平和窑因月港而兴、因月港而衰的历史文化特性。平和窑与月港商贸的紧密关联，甚至可以认为，海洋商贸所带来的工艺特性就是其文化价值上最为重要的属性。

月港的世界陶瓷路

在早于西班牙殖民菲律宾并开放马尼拉港的100多年前，甚至早于1521年麦哲伦到达菲律宾的近80年，福建人已通过月港与东南亚各国进行“通易货物”。

从月港开禁前100多年前开始，闽人通过月港往来商贸的国家就有数十个，据《东西洋考》所载，包括吕宋、苏禄、文莱等“东洋列国”，交趾、占城、暹罗等“西洋列国”，以及日本、朝鲜和红毛番（欧洲各国）。

月港的世界陶瓷路，除了往南与东南亚各国直接贸易的航线、往北与日韩的贸易航线外，最为显著的航路有两条。其一是马尼拉—阿卡普尔科的太平洋航线，这条航线于1565年由修士航海家乌尔达内塔所开创，是一条从菲律宾马尼拉横跨太平洋抵达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新航道。由于贸易所用的船只均为中国工匠在马尼拉建造的大帆船，这条新航线被称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1573年起，这条航线成为沟通中国、马尼拉、美洲并最终通往欧洲的全球贸易航路，开启了一个“白银化”的时代。

另一条则是延续宋元时期的海上陶瓷之路，由欧洲人通过印度洋抵达东南亚，甚至直接到达中国东南沿海，满载中国陶瓷等货物运往印度、西亚、非洲与欧洲各国。今天，在东南亚、美洲、非洲和欧洲各地的博物馆以及沉船打捞的明清瓷器中，平和窑的“沙足器”依旧最为常见。

作为明清时期全球文化与贸易往来中重要的交汇处，月港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标识之地，也是明清时期中国参与全球化的重要桥头堡。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