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下庶人：福建坊刻日用礼仪类书的价值

福建刻书业肇于五代，绵延至清，前后达千年之久，官刻、坊刻、私刻等多种形式兼备，坊刻之规模尤其引人瞩目。所谓坊刻，即书坊刻印，这些书坊由书商兴办，以营利为目的。自宋代起，建阳就已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尤其麻沙、崇化两镇，书坊林立，书肆鳞次栉比，所刻书籍上自六经、训传，下及剧本、小说、日用手册，无所不备，且传诸四方，远至高丽、日本。

作为一种商业出版，福建坊刻多以市场为导向，迎合读者大众的需求，以畅销为宗旨，所刻印书籍注重普及性和实用性。科考用书、日用类书、通俗文学等，都是自宋以来福建书坊刻印书籍的重要种类。其中，日用礼仪类书蔚为大观，可窥福建坊刻之特点及其社会文化价值。

日用礼仪类书是宋代以来涌现的日用类书之一种，分门别类地辑录冠婚丧祭等日常生活礼仪知识，以指导人们行礼如仪，是一种实用的指南手册。现存自宋至民国时期的福建坊刻日用礼仪类书数量众多，大体观之，具有如下特点——

自外观视之，此类书籍大多用纸粗窳，版刻不佳，印刷低劣，字迹漶漫不清，刊刻草率之处甚多，品质往往位于他类书籍之下。在书籍编排方式上，版面紧凑，多为上、下两层排印以节省空间，开本较小；且有大量图示，采用许多民间俗体字进行排印。这样的刊刻和排印方式，一方面可减少成本、降低售价，另一方面则便于查阅和携带。

从内容观之，此类书籍分类编纂与冠婚丧祭诸礼相关的各类实用知识。除了各种礼仪的基本进程和详细仪节之外，还包括亲属称谓、婚丧喜庆所用各种帖式的格式、祠堂和庙宇祭祀时的礼仪和祭文格式范本、各项礼仪活动中张贴的对联范例等，构成了一个系统、详尽的礼仪知识系统，便于实践者操作。

有些日用礼仪类书撮辑各类礼仪知识，如《家礼会通》《家礼大成》之类的手册，涵括了冠婚丧祭等诸多百姓日常礼仪。还有一些则专门辑录一种礼仪的相关知识，如现存南宋末年建阳刻本《新编婚礼备用月老新书》《婚礼新编》是专门的婚礼指南，二者在内容上有许多相同之处。所载内容包括婚礼仪节、对联、帖式、书启范文、歌谣、故事等，各种婚礼知识一应俱全，且具体内容极为详备。

以宋刻元修本《婚礼新编》为例，卷一列各种书仪，包括帖子式、十二月行启式、请媒、求亲、答求亲、送定、送定所附礼物状式、回答礼物状式；卷二为书启范文，包括求允书启、答允书启、谢媒书启、媒答书启、求亲书启等。所辑录的都是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撰写的书启，书中以此作为范文；卷三至卷五为订婚书启和答定书启的书写范文，亦是辑录前贤时人的作品以为范本；卷六至卷十依然辑录由士大夫文人书写的各种订婚和回定的书启范文，但是进行了分类，依次分为姑舅、世婚、契旧、女先男、两姨、弟妹、师友、幼婚、宗姻、农工、再娶、赘、娶妾、取倡，最后辑录了数则请期书启的范文。

另有一些日用礼仪类书则专门辑录礼仪实践中的一类知识，如清代地处闽西的四堡万卷楼出版的《汇纂家礼帖式辑要》提供了各种礼仪帖式的格式和范例，诸如葬礼及婚礼的通知、贺词、请柬、致谢函等，几乎囊括了所能想到的各种礼仪场合。许多帖式的前面有一段文字详细说明这些文书该如何书写，写在哪种纸上，用何种书体，应用于何处等。

日用礼仪类书在民间社会的礼俗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基层社会礼仪知识的传承不可或缺。这类书籍的编撰者，除了一些载入史籍的文人士大夫之外，大多是寂寂无名的中下层文人，具有一定的知识素养，未走上仕途，或为中下层官员，长期生活于民间或与基层社会有密切接触，并享有一定的声望。这类实用手册的消费者可能大多为具有一定知识能力的俚儒乡绅，他们参照礼仪指南，应用所掌握的礼仪知识，参与到嫁娶丧祭诸礼中，引导礼仪的行进，在一些地方被赋予“礼生”的称谓，可视为“礼仪专家”。

据刘永华的研究，四堡地区礼生群体的礼仪知识传承与《家礼簿》这类文本关系密切。这些民间礼仪指南所辑录的知识，与宋代以来福建坊刻日用礼仪类书知识一脉相承，其中最为重要的仍是各类帖式、联语、祭文本等。笔者所见一本民国手抄本，封面题“喜帖”二字，内容包括张贴于不同地方的婚联、帖子的格式范本，以及各种形制与歌谣相类的婚礼赞语，包括夫妇交杯酒赞、娶亲撒赞、开轿门赞、合房交杯酒赞、撒帐赞、揭盖头赞等，都可在现存日用礼仪类书中找到渊源。这些文本的内容或可说明，某种程度上，宋代以来福建坊刻日用礼仪类书一方面迎合了大众行礼如仪的需求，另一方面又以文字的形式传递了日用礼仪知识。

在传统社会的思想观念中，福建书坊主多被视为“书贾”之流，难登大雅之堂，方志载缺，正史更是不屑记之。四库馆臣甚至称明代建阳坊刻为“稗贩之学”。然而，书坊的书商们以营利为宗旨，对出版物的选择，总是在对大众需求和口味的洞察和把握之上，求取大众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坊刻书籍对于我们理解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以及传统之由来，都有着重要价值。

首先，日用礼仪类书可丰富对宋代以来“礼下庶人”历史进程的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素称“无礼不立”，然而礼仪繁难，制定切于行用的指南以行礼如仪，自古皆然，如敦煌文献中有《吉凶书仪》，是时人所制定的指导婚丧等吉凶礼仪的指南手册，仪式进程、器物、往来文书等皆详细载录，但这些礼仪指南手册仍行用于士大夫阶层。

宋代是“礼下庶人”的转型期，皇权、士大夫殷殷致意于礼俗生活秩序的重建，向民间社会庶人阶层推行礼仪。司马光《书仪》、朱熹《家礼》的撰作，以及同时期其他文人士大夫在地方社会的礼仪推行，都是这一政治实践的代表。明代，朱熹《家礼》更上升为政府规定的民间通用礼。然而，“礼行于下者难”，文人士大夫的礼仪撰作虽力求简省从俗，但仅提供了蓝本，仍难以真正落实于民间社会的礼俗生活。坊刻日用礼仪类书则为百姓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礼仪知识，使各种礼仪实践有所参考。

这些礼仪指南手册，通常将朱熹《家礼》作为其中一部分内容，而以各种帖式、祭文、联语、赞句等实用知识为主要内容。儒家思想对于宋代以来基层社会礼俗生活的影响，印刷出版在礼仪知识传递中的作用，以及“礼下庶人”进程中礼俗互动的复杂样态，都可以通过对福建日用礼仪类书的研究得到更丰富的理解。

其次，福建坊刻日用类书对于理解礼俗文化传统也有着重要价值。这类礼仪指南反映着特定时期的大众文化风尚。从现存福建坊刻日用礼仪类书来看，其礼仪知识体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具有非常强的连续性和传承性。

兹举一例。福建各地婚礼繁复，诸多仪节都要喝彩。喝彩者念诵喝彩诗或赞语，众人和以“好啊”，以表达祝祷，并烘托热闹喜庆的气氛。如福州地区专由喜娘喝彩。喜娘是谙熟婚姻礼俗的仪式专家，喝彩是其必备特色技能。其他地区婚礼则由熟悉礼仪之人进行喝彩或念诵赞诗。观诸现存福建坊刻日用礼仪类书，宋代以来，婚礼赞诗作为重要的婚礼知识被辑录其中，形成了特定的知识传统。

南宋刻《新编婚礼备用月老新书》后集卷十二“亲迎合欢门”有“致语类”，其中辑有“新妇拜堂致语式”“新妇拜堂致语（集曲名）”“撒百子帐致语式（集曲名）”等内容，实为当时盛行之婚礼赞诗格套范本。

《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婚礼门”卷九“杂著”类辑有吉席致语、拜堂致语、佳期绮席诗、撒帐致语等。编者于“佳期绮席诗”下有按语，云“世俗有拦门、撒帐等诗”。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刊《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所辑婚礼赞诗包括拦门致语、拦门诗、夫妇拜堂致语、鹧鸪天、请新人新郎下拜、撒帐致语、撒帐诗、合卺诗等。

从日用类书来看，喜歌穿插于成婚之礼中，从拦门、开轿、吃田蚕饭、下轿、迎新郎、拜天地、拜堂、饮交杯直至撒帐，都有赞诗的唱诵。可见，当下礼俗其来有自。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