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坊七巷衣锦坊水榭戏台

古戏台作为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发展和嬗变历程不仅见证了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脉络和地方文化的变迁。福州古戏台遗存数量众多且形式多样,从最初简陋的撂地为台,至明清时期精美的永久性戏台建造,经历了从功能单一到形制完备,服务对象从单纯的酬神到媚神娱人的转变。

早期戏台的钩沉

福州古戏台最早发端于民间祭祀活动。每逢秋收时节,老百姓都会在田间地头撂地为场,以歌舞酬神祀祖,祈佑来年风调雨顺、谷物丰收,而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民间习俗的社戏表演。《中国戏曲志》描述:“最早闽东北及福州地区是在地上用一根草绳围成一圆圈为表演区。”后来把木板铺在稻草上,演员就在简陋的草台上演出,这即是古戏台最早的雏形。

唐五代时期,福州大规模的歌舞、门戏、优戏大多以庙会为据点,因地制宜,随处作场进行演出。据清黄任《鼓山志》描述,梁开平二年(908年)闽王王审知于寺中“具百戏香花”,以迎接雪峰寺僧神晏到福州鼓山涌泉禅院当住持。而王审知死后,其子王延翰继位。据清吴任臣《十国春秋》载,王延翰大兴土木,广修宫阙,筑水晶宫,征歌舞女。

唐侯官诗人陈去疾的《踏歌行》云:“鸳鸯楼下万花新,翡翠宫前百戏陈。夭矫翔龙衔火树,飞来瑞凤散芳春。”描写的便是元宵佳节时演戏狂欢的庆祝场面。另据清陈衍《重纂福建通志》卷二十九记载,唐天复年间(901—904年)“人烟绣错,舟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荫榕叶中出”,可见当时南门安泰桥两旁已有可供演出的歌楼。

结合上述史料可知,当时福州戏曲演出场所分布广泛,除了田间地头、市衢里巷,亦有酒市歌楼、宫庙禅寺,但尚未出现传统固定化形态的戏台。

宋元戏台的演进

北宋时期随着歌舞杂剧的发展,福建民间开始出现了“高台”演出形式,即表演台与观众区高低分离。

据建宁县竹篓村《王氏族谱》记载,该族在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始建家庙,并于庙前建“歌台”一座,落成于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仲冬。在福州民间,类似的“棚台”又称“勾栏”,即在高出地面的演台上搭架棚顶,亦在这一时期流行。

“棚台”是一种相对固定的演出场所。据梁克家《三山志》卷四十载,彩山“州向谯门设立,巍峨突兀,中架棚台,集俳优倡伎,大合乐其上。渡江后,停寝。(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张丞相浚为帅,复作,自是不废”。可见北宋时期的福州早已有在元宵节架扎彩山、搭棚台演出的传统。此习俗在宋廷渡江迁都临安(今杭州)时曾一度停止,后在张浚任福建抚使兼福州知府时又恢复,一直相沿。显然,这种“高台”“棚台”的出现,使观演空间更趋合理化。

入元以后,戏曲成为主流艺术形态登上历史舞台。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载:“蒙古时代,废科目,以词曲取士。”元曲之盛,激发了福州古戏台从宋代的高台、棚台,逐渐转入较为完善的固定化形态的戏台建造。车文明《中国神庙剧场》详细描述了元代戏台多建于庙宇之中,面对正殿,以示演戏敬神。戏台面阔一间(后有增至三间者),平面为方形(或近似方形),建在高出地面1米至2米的砖石台基上,两侧为观众区,后有戏房。

由于历史久远,福州并无保存完整的元代戏台,但其建筑形制格局仍可从民间现存古戏台中窥见一斑。现存于福州市林浦村的南宋行宫“泰山宫”的古戏台(始建于清代),高处两侧建有仿元舞台形制的“腰棚”。根据麻国钧考证,“腰棚”是元代观众区的重要部分,与正面观众区“神楼”,在元代以后统称为“看楼”。也有学者认为,福清市新厝镇蒜岭村武当别院庙台依然承袭着宋元舞(戏)台建筑遗制。

宋元时期固定化形态戏台的出现与流行,是福州古戏台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改变了早期戏曲演出随处作场的状态,并由此揭开了戏台建造的崭新篇章。

明代戏台的成熟

明代后,民间戏曲演出与庙会活动联系愈加紧密,所谓“有村必有庙,有庙必有台,有台必有戏”。每逢传统节庆或诸神诞辰,游神演戏已经成为福州当地重要的习俗活动。明陈元珂《闽山庙记》明确记载了当时的社戏活动,“每岁二月三日,则聚富室奇玩,竞为杂剧,道神出游”。

明代福州戏台多构筑于庙内,与庙门、天井、大殿处于同一条中轴线上,并在戏台两边回廊上增建看楼,与戏台构成统一的整体。戏台台面通常铺设有活动台板,每逢庙会祭祀游神,只要拆去台板,即可形成与庙门相连的通道,以便抬神出游。待游神返回后,再铺上台板,戏班便可登台献演。

戏台顶部增设藻井,既有装饰美化和增强音效的作用,也有避火消灾之意。东汉《风俗通义》载:“井者,东井之象也;藻,水中之物。皆取以厌火灾也。”从空间结构来看,戏台以宽阔的“凸”字形空间,取代了宋元戏台狭小的“曰”字形空间,突出部分为演区,后面为乐区和戏房。这一建筑空间的处理,适应了明代戏曲大踏步发展之需求。

民间除了宗教性的庙宇戏台外,还有堂会式的家台、随地作场的棚台。《福建通志》记载曹学佺极爱戏曲,组织兴办曹家班(后称“儒林班”),开创闽剧之先河。他曾于明万历年间在福州西郊洪塘乡兴土木,“构石仓园,有池馆林木之胜,娥眉粉黛,出入肩随,歌童狎客,晨夕满座,自以为乐。一时仕宦墨客游闽者无不倾倒”。

同时,由于地方经济繁荣,各地商人、官员、艺人往来日趋频繁,此时的道士腔、弋阳腔、徽州腔等众多民间戏曲声腔纷纷流入福州。根据《则朗诗集》描述,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徽州戏曲作家吴兆游闽,他不但在福州南门广场上目睹了“高台望若仙”和无数观众造成“南市重围压”的戏场盛事,而且还在曹学佺私家园亭中观赏家姬的精彩演唱。

可以说,明代是福州古戏台走向成熟的时期,不仅从数量上远胜于宋元,而且在戏台建造、空间结构、观演效果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发展,为后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戏台的繁荣

清代福州古戏台规模宏大、工艺精湛、形式多样,有富丽堂皇的庙宇戏台,雄伟壮观的会馆戏台,封疆大吏的衙台,以及私宅的园台,酒楼、茶园戏台等,达到历史的鼎盛阶段。

其中,庙宇戏台依然是民间戏曲演出最为重要的场所。据《新修罗源县志》记载,农历六月三十日“相传为先锋诞辰,四民及在官人等皆有庆祝。他邑梨园子弟,惟是月有至罗者,演唱庙中匝月”。可见当时戏台演出的盛况。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一庙多台的状况,如福州茶亭祖庙,一庙就拥有两座精致的固定戏台。此外,每遇重大节庆还时常加搭临时棚台,以应酬众多戏班赴庙演出。

清代福州庙宇戏台前台、后台、戏房配设齐全,厢楼、天井、殿台层次井然。以清光绪二年(1876年)重建的古田临水宫戏台为例(清代古田隶属福州府),戏台正对主殿,单檐歇山顶,屋面曲线优美,四周檐角起翘近3米,“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台顶上覆八角形藻井,井壁群拱层叠,精致华丽。前台有四根立柱,台面四周向外悬挑,形成三面通透的演剧空间。台后置木屏风,两侧出入廊道与厢楼相连。临水宫戏台因风格独特,被《中国戏曲志》收录,有专家认为其可与慈禧太后长春宫中的古戏台相媲美,充分反映了福州当时高超的戏台建造工艺。

会馆戏台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尤其是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后,集中出现了一批客籍会馆,仅市区内就多达53所,主要是由客居在福州的官绅和商会(帮)集资购地兴建的。会馆因馆庙合一,格局大体符合规制,大殿前建有戏台,“以为祀神歇舞之地”。每逢“馆庆”、神诞或传统节庆,会馆都会酬神演戏,以尽“敦桑梓、聚乡人、联旧谊”之礼。“宴饮一堂,客地有缘逢旧雨;馨香万代,灵宫镇日捧慈云。”古田会馆的石柱楹联就描绘出当时馆内香火旺盛、祭祀酬神、宴饮演戏的盛况。

由于商会经济实力雄厚,会馆戏台通常繁复华丽、功能齐全。如清道光年、同治年重修的乌山乌塔会馆戏台,为单檐歇山顶,木石结构建筑。戏台屋脊饰以灰塑,翘角飞檐,尤显轻巧秀丽之态。四根粗大的方形石柱撑起顶部木结构梁架,正中构有八角藻井。额枋、垂花等木构件雕刻有精美的花果鸟兽图案。台基外围由大理石砌成,雕琢细致。台面铺设木板,台屏后为伴奏区,后台中部设门直通戏房,可供演员化妆、休息等用。

福州许多达官贵人热爱戏曲艺术,多在自己的衙署或私宅建起戏台,以供平时演戏娱乐。而在家台、衙台中演出的戏班,通常多为私蓄的家班。据《福建文史资料》记载,清道光年间,将军府与都统街中就各修建了一座木质固定戏台,此间红火的戏曲演出直至光绪末年还依然如故。

达官贵人聚居的三坊七巷,也是堂会式家台流行的地方。衣锦坊郑氏大院的水榭戏台,即是清代福州宅院戏台的佳作。戏台临水而建,单檐歇山顶,四周檐角飞翘。台顶设有方形藻井,雕刻着团鹤与蝙蝠,寓意“福寿双全”。方形的台面三面出挑,台后有戏房供化妆使用。

福州的广聚楼(后改为广裕楼)是酒楼营业性的演出场所,内设戏台,楼中以六人席的方桌应客,边饮酒,边听戏。升楼、广福楼等同类场所,内里均配备戏台。同时,茶园式演出场所也开始出现,如民国三年(1914年)福州夏醴泉陶陶居茶园。

福州古戏台从最初简单的草台到后期华丽的戏台,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由边缘到中心的嬗变过程。“霎时演出千秋事,尺地变成万里程”,看似一方小小的戏台,实则是千百年来福州历史人文和地方风俗的缩影,更是传播和见证中华民族文化演绎发展的舞台。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