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茶”字的福建“四海”故事说起

语言是“共有文化记忆”的最重要载体之一。在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化交织中，这样的“共有文化记忆”例子比比皆是。以中德语言交融为例，现代汉语中存在约150个被权威词典收录、被活跃使用的德语来源词，尤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力”“世界观”“素质”“理念”“偶然”“契机”“范畴”等源自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德语来源的哲学词汇，已成为当代汉语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另一方面，现代德语中存在超过160个被权威词典收录、被活跃使用的汉语来源词，其中Konfuzianismus（儒家）、Tao（道）、Fengshui（风水）、Kung-Fu（功夫）、Tee（茶）、Yin/Yang（阴／阳）等词早已融入现代德语，成为德语通用词汇的一部分。

在现代西方语言体系中，有一个来源于中文的词语堪称占据了中文来源词影响力的“半壁江山”，这个词就是“茶”。“茶”在英语中被称为Tea，法语中是Thé，在德语中被称为Tee，在荷兰语中被称为Thee，这些词汇发音一脉相承，源自“茶”字的闽南语发音，即是中国茶文化通过福建从海上走向世界这一文化影响力的明证。

西方最早关于中国茶文化的著作应是成书于1560年的葡语《中国茶饮录》。1615年，在德国城市奥格斯堡出版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著拉丁语版《利玛窦中国札记》对当时的欧洲人了解中国、向往中国有着重要影响。书中专门向欧洲人介绍了中国的茶树和中国的茶文化。利玛窦在书中将茶称为Chá（葡萄牙语）或Cia（早期意大利语对“茶”一词的表述）。这一时期的“茶”在西方语言中的发音更加接近于粤方言中“茶”的发音。由于明朝实施海禁政策，所有外国传教士都必须从广州港进入内陆，利玛窦长居广东近20年后才得以入京。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外国传教士实际上最先都是在广东接触到中国的茶文化。

及至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大量从福建采购茶叶运回欧洲，才成为茶叶这一商品大规模进入欧洲平民家庭的转折点，闽南语影响下的茶文化相关语言符号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之后影响力几乎覆盖所有西方语言。不仅闽南语发音的“茶”一词异军突起，取代了之前已经存在的“茶”的读音，还衍生出大量如“茶壶”“茶杯”“茶具”“茶社”等数量庞大的衍生词。

与此同时，茶文化还经过文化交融实现了本地化，催生出新的文化现象。与荷兰接壤的一个德意志地区东弗里斯兰（Ostfriesland）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发展出自己的茶文化，饮茶时加入奶油，加入的时间点和数量都有讲究。东弗里斯兰的茶文化在2016年被收录德国联邦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茶叶与中外商品互通及人文交流的佳话，也成为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明证。

“共有文化记忆”同时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历史的见证和记录。1900年，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年）作为德国驻厦门领事馆翻译登上了鼓浪屿。1909年，他成为汉堡殖民学院（汉堡大学前身）汉学教授，这也是全德的第一个汉学教授职位，1923年至1931年，转到柏林大学创办汉学系并任教授，福兰阁本人也因此被视为德国大学汉学研究的开山鼻祖，其代表作《中华帝国史》批驳了黑格尔等人对中国“没有历史”“永远停滞”的观点，强调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整体构成的一部分，对同时代欧洲中国历史研究具有开拓性的影响。在福兰阁的熏陶下，其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后来也成为知名汉学家，成就了父子汉学家的佳话。

1902年，即福兰阁在华度过的最后一年，另一位德国年轻人也第一次踏上了中华大地。这个人就是留下了许多中国近现代建筑影像的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年）。这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建筑师曾先后3次在华进行考察旅行，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南方的所有省份。柏石曼从1906年第二次中国考察之旅起系统研究中国古建筑，是近现代已知最早全面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西方学者。他对于中国佛塔建筑尤其感兴趣，在1914年出版的德文代表作《中国佛塔》里还着重提到了福建的佛塔。他说：“中国的古物很快就会消失……当务之急是尽快全面地记录中国古建筑文物……中国建筑是中国文化的代表，通过中国建筑可以感知中国文化的精神……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而又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文明形式，对于今天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柏石曼拍摄的大量影像被重新发掘并在国内整理出版，也由此让一度遗失在我们视线之外的珍贵文化记忆穿越历史迷雾，让今人得以“目睹”中国古建筑之美，使之重新迸发出顽强的生命力。

从1909年到1933年之间，因资金所限，柏石曼无法赴华游历拍摄，但他的研究并没有中断，而是转而委托身在厦门大学的德国同胞艾锷风（Gustav Ecke，1896—1971年）来继续。秉持校主陈嘉庚“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阐扬世界文化”的办学宗旨，厦大建校伊始就设有英、法、德语3门学科，至1923年正式成立外文系。艾锷风是外文系和厦门大学最早的外籍教授之一，开设希腊语、希腊哲学和德语课程，直至1928年转至清华大学任教。

1926年10月，厦大国学研究院成立，成为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后的全国第三所国学研究专门机构，一时会聚了鲁迅、林语堂、罗常培、沈兼士、顾颉刚、张星烺、张颐、陈万里及俄国学者史禄国、法国学者戴密微等大批知名学者。艾锷风虽并非国学研究院的正式成员，但也与鲁迅等多位学者建立了私交，并参与了国学院的众多活动。1926年，艾锷风和考古学家陈万里以及历史学家张星烺一起同往泉州考察，为其后来离开厦大后出版的《刺桐双塔》一书奠定了基础。在福建地区多年生活、游历的过程中，艾锷风对中国传统家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催生了他后来在海外出版《中国花梨家具图考》，这是被誉为近现代中国古典家具研究的开山之作。

艾锷风在厦大外文系任教期间，外文系的首任系主任为德文教授、现代语言学家周辨明（1891—1984年）。1928年至1931年，周辨明受厦大资助前往德国汉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在取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后重返厦大，历任文学院院长、厦门大学教务长等职位。他最早把国际音标运用到中国的英语教学中，也是最早提出汉语拼音化方案的学者之一。周辨明在汉堡大学期间，他的博士导师是德国知名汉学家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年），后者与厦门渊源甚深，正是福兰阁登上鼓浪屿时的时任德国驻厦门领事馆领事。佛尔克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被认为代表了同时代德国汉学的最高水平。

福兰阁和佛尔克同为外交官出身的德国知名汉学家，在长期与中国接触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中国语言文化研究的浓厚兴趣，并举起了德国早期学院汉学研究的旗帜。艾锷风和柏石曼则各自从语言教授和建筑师“跨界”成为向西方广泛传播中国古典家具文化和建筑文化的实践者，事实上成为中德近现代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在几乎同一时期，艾锷风的同事、佛尔克的学生周辨明也作为中德教育文化交往的实践者和创造者，推动了近现代中德人文交流历史的发展。

溯往思来，方能行稳致远。所举语言交融及人文交流的例子表明，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近现代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播的重要影响来源，在激活中外共有文化记忆、促进民心相通方面蕴藏着丰富的资源。除了所涉中德人文交流史，近现代中法人文交流史、近现代中美人文交流史也分别留下了陈季同与中法外交、严复与马尾船政派遣留法学生等富有历史内涵的故事，以及福州鼓岭早期国际社区与当地居民结下深厚民间友谊的佳话，成为我们在今天挖掘文明交流互鉴印记、促进中外人文友好交流的重要依据。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外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