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曲尺
邵武历史悠久,早在1700多年前即有“南武夷”之称。宋元时期先后被辟为邵武军、邵武路等。自明洪武元年(1368年)起,改路为府,并逐渐发展为明清时期闽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至今遗存了大量的古代建筑,类型丰富,底蕴深厚。而作为建筑营造核心工具的营造尺,在传统营造技艺继承和传播中显得尤为重要,但由于历史文献不足,目前邵武乡土建筑所用营造尺尺度以及尺系归属尚不明确。
在传统建筑的营建过程中,必须依某种既定的尺度系统展开,而营造尺是尺度系统的关键。从尺度标准的颁布渠道和使用范围来看,明清时期主要有“官尺”和“乡尺”两个大类。历史上“官尺”持续增益,而“乡尺”则展现出多元性。
在北方,乡尺多响应官尺,即标准的营造尺一尺之长为320毫米,并保留明清以来的官方营造尺痕迹。与之情况完全不同,南方地区由于重峦叠嶂、溪河纵横、政权分立、通达不便等因素,乡尺受官尺影响比较微弱,形成了“吴尺”“浙尺”“淮尺”“赣尺”“闽尺”“粤尺”等地方尺系,且具有较为稳定的区域特征。例如浙江大部分地域的营造尺为270~280毫米,称之为“浙尺”;太湖流域北部的苏州地区及附近上海一带的主要营造尺为275毫米,称之为“吴尺”;闽中、闽东一带主要营造尺为300毫米,闽南多为294~297毫米,该尺值区间统称为“闽尺”。
由于古代北方战乱频繁、政权更迭等历史原因,以致早期的建筑遗存难以保留,一些民间营造用尺资料几近泯灭,但部分尺系在南方乡尺中却遗留下十分广泛的影响,如“淮尺”集中流布于赣、闽、黔及川渝地区,长度区间确定为325~347毫米。对于南方地区为何出现“淮尺”这一问题,学界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宋代时随移民进入南方地域的“淮尺”遗存,经宋至元、明、清略有增益;另一种是“淮尺”至明代可能演变为其时官定裁尺,并在日常裁量与营造活动中产生混用的结果。笔者结合历史地理等因素考量,认为宋代以来“淮尺”遗存的可能性比较大。同时,由于不同地域匠派之间的营造技艺交流,不同尺系交叠,许多地方还会出现“多尺并用”的现象。
邵武地处闽赣二省交界,关于邵武乡土建筑营造尺系归属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目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与历代中原移民及其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播有关。经实地走访调查发现,邵武的匠派体系确与赣东地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匠人自称其营造技艺来自祖籍江西或师从江西籍的匠师,而有些匠人基本都是在闽赣周边地区“游乡”。
厘清邵武各个地区传统营造中所用“老尺”的基准尺长,这是尺系考证的关键问题。因为邵武现存古建筑多建于明清时期,依古代建制,当时邵武府下辖邵武、光泽、泰宁、建宁4县,所以在进一步探究邵武乡土建筑营造尺系时,需将其一并分析考证。
根据文献查阅及当地匠师访谈,笔者发现目前邵武地区存在两种营造尺。和平古镇、大埠岗镇一带用木工曲尺,333毫米/尺,即三尺为一米;金坑乡金坑村、肖家坊镇、沿山镇一带用五尺(五尺是按照当地营造尺的五尺为长度做成一根约人高的短杆,方便核算一些营造过程中的相近尺寸,是过去建筑营造所用的老尺),340毫米/尺,即五尺长一米七。两种营造尺尺寸数字与“淮尺”尺系明显对应,为判断邵武乡土建筑营造尺系归属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线索。
首先,在《中国度量衡》中有明确的长度折合332.8毫米的“木尺”记载,为333毫米左右的尺簇在公制推行之前即已存在的事实提供了佐证。同济大学学者王斌利用当地尺法测绘清代民居,进一步证实了333毫米“淮尺”的真实性。333毫米的“淮尺”主要流布于贵州地区,在江西赣州地区也有使用。
其次,王斌在探讨南方营造尺的地域分布时,通过实物考证及文献推算,还总结了江西地区的营造尺系主要有吉州尺(349~355毫米)、抚州尺(364~367毫米)、筠州尺(339~344毫米)。其中筠州尺主要分布于江西北部的鄱阳湖平原地区,并沿赣江、信江、抚河等流域呈现出一定的传播关系,这恰恰与历史上的移民线路高度吻合。邵武毗邻的抚州市宜黄县、黎川县恰巧就在该流域分布中,且均有340毫米的木工曲尺或五尺实物出现。根据“淮尺”尺值范围分析,340毫米左右的筠州尺也系“淮尺”尺系范围。
根据文献资料及考察调研分析,笔者大胆推断邵武地区的营造尺流布应当与移民有直接关联,其外来的营造匠技影响到本土传统村落的建筑营造。目前,邵武地区333毫米和340毫米的传统营造尺应多承自赣东地区的江西匠帮用尺,源于赣地“淮尺”的传播,属“淮尺”尺系,是宋、明时用尺的遗制。此外,光泽地区与江西黎川县、资溪县接壤,从地缘上分析该地匠师广泛使用340毫米的五尺应也源于“淮尺”遗存流布。
另据实地调查发现,泰宁和建宁等地使用的多是300毫米的木工曲尺。关于300毫米的尺簇来源分析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闽尺”在整个福建地区分布最广且较为统一,其中以300毫米的尺簇最为常见,样本大量见于闽中、闽东地区(如南平、三明、福州、宁德等地)。结合地域关系与样本数量来看,泰宁、建宁两地明清均隶属邵武府(现属三明市),又因今三明沙县区、大田县等地多使用300毫米的“闽尺”,故它们的营造尺系基本一致也属情理之中。
第二种情况,赣地乡尺中也出现相对较少300~307毫米的样本,其300毫米尺值与“闽尺”相同,属于赣小尺范畴。由于泰宁、建宁西邻江西黎川,所以该地尺系也可能来源于赣地尺系的传播。但根据同济大学李浈教授团队研究统计来看,其尺长值基本略大于300毫米,以302毫米最为常见,且仅在赣、闽交界地区的抚州市黎川县发现300毫米极少样本,并未形成该区域用尺的主流,可以视作偶或性样本。笔者认为泰宁地区300毫米营造尺受“赣尺”影响的可能性基本排除,应属于闽系乡土营造尺,可归入“闽尺”系。
当然,明清时期邵武作为不同建筑谱系的碰撞区,是否存在其他的匠派体系尚未厘清,是否还存有其他尺系的营造尺,有待进一步分析考证。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