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浦县前亭镇道周庙即梅水宫（现改名水梅宫）。

漳浦县前亭镇旧称“梅亭”，因岩山南面五公庙前的梅林建有一座石亭而得名，由某一时期小地名泛化而成；历史上又有“西厝”“连江”等名，考县志，多辖地不一，甚至有“连江”“前亭”并存者。

明代卫所时期，这里为镇海卫城所管辖与辐射之地。《大明漳州府志》载，镇海卫辖“左、右、中、前、六鳌、铜山、玄钟七千户所在境内屯种”，其城“在漳浦县二十三都，在太武山之南，鸿山之上。国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兴以备倭创筑”。明清时期，漳浦县二十三都大致包含今天的龙海港尾镇、隆教畲族乡和漳浦前亭镇全境，以及佛昙镇、马坪镇的部分区域。

明代末期，前亭出过许多杰出人物，与黄道周多有交集。

“闽南男子”涂仲吉

涂一榛，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甲辰榜进士，原为漳浦县马坪镇仙都倒头溪人，其后裔后来迁居前亭镇顶埕社，顶埕社涂氏祠堂至今奉涂一榛为第一世先祖。

《福建通志·列传》卷一载：“顾宪成创东林书院，一榛为院主。时诋东林者必首及一榛，一榛自以为有人伦之鉴，所可否重于衰钺。三十七年奏最，擢南京吏部主事，司考察。遇贪墨吏，皆黜之。或规其刻。一榛曰：‘昔人丕云乎，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父如此，子之性情大致亦可循。

涂一榛生子五人，其与长子涂伯案、次子涂仲吉三人皆入《福建通志·列传》，涂仲吉（字德公）尤为闻名。清康熙《漳浦县志》云：“涂仲吉，为太学生，负气节，毅然以天下自任。每见时事有失，辄痛哭流涕。”《瓯离子集·涂仲吉传》则翔实生动地记载：“仲吉尤负气忼慨，有异姿。读书警敏，为文操笔立就。古今治乱，了如指掌，遂以天下事自任。膂健异常，闻四方多故，有驰躯自效之志。然性不能容人过失，好饮酒。酒酣，又好论时事得失，于君子小人进退系国家消长存亡之机，援据前代，谈娓娓不休，或至痛哭。坐中有异议者，辄发愤嫚骂，人亦以此惮之。”

一日，涂仲吉在游金陵间，听闻黄道周被捕入狱，为之大惊并慨然奔走万里亦相救。清康熙《漳州府志》载其尝游吴，师事张采、周镳。一日在镳坐饮酒，镳曰：“石斋先生非君之乡人乎？天子以先人之言系之狱，旦夕且死，谁能以一言白其冤乎？”仲吉不答。明日迹之逆旅，则仲吉已徒步入都矣。有友知而阻之，仲吉叹曰：“黄公天下正士也，主上又英明天子也。黄公见杀则天下之正人去；主上杀黄公，则朝廷负杀直臣名。事无大于此者。”因举酒曰：“今日为君尽觞，明日谏不听，即藁葬长安门外耳。”

于是，涂仲吉孤身一人奔至京城上疏曰：“伏乞圣明详察道周，鉴其苦节，赦其无辜，保全忠清，消除朋党，无蹈晚季之覆辙，为小人所快心，即杀臣狂妄，实得死所矣。”是以皇帝大怒，以道周同党论处。入监期间，涂仲吉与黄道周甚至曾经“连索出贯城”。

《福建通志·列传》载：“（崇祯帝）杖仲吉长安门外，复下锦衣狱，鞫所指使。锦衣乔可用盛陈刑具，仲吉慷慨曰：‘仲吉，闽南男子，只身走万里，叩九阍，何从受人指使？必欲究指使，有剖臣心以献耳’！拶其指尽折，不少挫。在狱，师事道周。已帝意解，与道周俱论戍。久之，俱赦还。”

《卧龙山人集》卷一三《太学生涂君传》记载葛芝在涂仲吉受刑后相见的场景：“当君之乙酉再游吴中也，来访余。先以一刺投于门，告曰：‘甚病不能来也，愿一顾舟中。’余深怪其为而重其人，屈意往见之。一见握手，曰：‘非敢为敖，愿足下勿怪也。自被杖后，创特甚，臀已无肤。良医为割羊肉傅之，乃获愈，今白毛茙茙在尻也。天欲雨，骨酸楚折欲死。今者天将雨乎？’余意释，因置酒，相与结懽而去。”今日看来，这种描述多有志异之倾向，但未尝不是一种人物形象的补充。

涂仲吉最后的选择是绝食殉国而亡。清康熙《漳浦县志》载：“及闽中拥立隆武君，广西巡抚方震孺复荐仲吉自代。诏可，授仲吉侍御。方拜命受职，而唐王出奔矣！仲吉不食十余日，呕血卒。”

闽南人在长期与大海搏斗中形成的对于生死和大义的独特理解，以及在对于两者之间轻重与取舍的判断上，成为这个区域的品格特质。这种特质在涂仲吉身上，可谓是展现得淋漓尽致。生命就是这么的奇妙，总有一些信念与精神层面的共鸣，能够穿透空间，比如涂仲吉之与黄道周。总有一些情感与道义，超越了名与利，甚至是超越了生死本身，比如涂仲吉之对于明王朝。

陈国器与前亭六十四勇士

陈国器（约1584—？年）字鼎弼，镇海卫前亭石古社人，该村社于清代迁界中毁弃，地址大概在今天的前亭镇圩仔村北面一至两公里处。明天启二年（1622年），陈国器与黄道周同为镇海卫同科进士，陈氏自幼患有足疾，虽然官至刑部主事，很早就乞请归故里。

前亭镇沿海一带几乎由火山灰堆积而成，靠海边是常年的风沙与贫瘠的盐碱地，稍往内陆则是雨天泥泞、旱季干硬龟裂的黑土地，均不利于农耕。自然生产条件的恶劣加上税负的沉重，百姓自是困苦不堪，正所谓“风沙日以湮没，哀哀边民，呼无死所矣”，大致就是那一时期这一区域的民生情形了。赋闲在乡的陈国器向当局陈情，为家乡人减轻税负。因感念其恩德，乡人在石古社边上立了石碑。为保护石碑不被雨淋日晒，还额外加盖石亭，乡人称之“石古亭”。石碑及亭子均为大理石所造，风化极为厉害，至今碑文有无小字已经无法证实，依稀可辨的大字为“大台柱鼎弼陈先生厚德惠乡舆颂”。碑中无提及陈国器的官衔，却以“大台柱”冠之，这是一种充满乡人爱戴的称呼。

作为镇海卫同科进士，同乡加上同窗，陈国器与黄道周交往甚笃。南明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即1645年）闰六月，黄道周任隆武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内阁首辅，七月加任兵部尚书，领命募兵抗清。大约是在九月，消息辗转传到前亭，陈国器为之动员了圩仔村与大社村的壮丁追随黄道周北上抗清，据传两个村社一共有64位黄氏青年参与。十二月，黄道周在婺源兵败被俘，并于次年三月就义于南京。临行前，黄道周写下血书：“纲常万股，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跟随黄道周的前亭黄氏64位壮丁绝大多数战死，消息传回乡时被当地誉为“六十四勇士”。

2015年5月，有江西上饶黄姓宗亲根据祖上口口相传的嘱咐，回到祖地前亭认祖归宗，前亭黄氏族人才得以知道，当年“六十四勇士”中曾有一人因重伤得以幸存，后来还开枝形成江西上饶黄姓一脉。上饶黄姓一脉第一世祖名为黄一梅，前亭黄氏族谱至今可查。

梅水宫与黄道周精神

黄道周就义之后，南明隆武帝特赐谥“忠烈”，赠文明伯，下令在福州为黄道周立庙，庙号“闵忠”，并竖立“中兴大重坊”，以及敕封夫人蔡玉卿为一品夫人，授黄道周的四个儿子为锦衣卫指挥、锦衣卫正千户、尚宝司丞、中书舍人。只是隆武政权很快就为清军所灭，这些封赐迅速成为前朝往事。

清廷对于黄道周整体而言是比较尊敬的，先有乾隆皇帝称赞黄道周“不愧一代完人”，并谥“忠端”，后有道光帝的准奏从祀孔庙。据《清史稿》载：“明儒黄道周孤忠绝学，寿祺搜辑遗文，为之刊行。又具呈大吏，乞疏请从祀孔庙，议上，如所请。”翟奎凤教授的研究更为详细：“道光四年（1824年），陈寿祺上书闽浙总督赵慎畛、福建巡抚孙尔准，呼吁以黄道周从祀孔庙。第二年，礼部又把赵慎畛的奏请上报朝廷，得到批准，黄道周得以从祀孔庙东庑，在明臣罗钦顺之次。”黄道周被列入孔庙从祀，无疑是对其精神气节的一种最高肯定。

徐霞客曾评价黄道周：“至人惟一石斋，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尽管这一评论带有挚友之间浓厚的深情，黄道周的道德人品在同时代乃至身后的数百年来，都是为人所称道的。

在前亭，黄氏族人以当时募兵处三间茅屋的遗址为基点，建立宫庙，纪念黄道周与前亭“六十四勇士”，名为“梅水宫”。宫前圩仔村和大社村之间的土地旧时为海港，后因围海造田而填，宫名乃取梅亭之水的意思。

根据《漳浦古村落·圩仔村》（漳浦县政协主编）载：“（道周）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道光年间（1826年）扩建……1997年重建，2004年修葺，2013年装修。”可见，宫庙并非是在黄道周与“六十四勇士”就义后马上建立的。前亭圩仔村属于清代迁界处，建立宫庙自然须在复界的时间之后，鉴于乾隆皇帝对黄道周的赞誉和改谥，这一时期自然最为适合。扩建的时间与道光皇帝的诏令时间也完全契合。

梅水宫奉祀黄道周与四君子（蔡春溶、赖继谨、赵士超、毛玉洁），当地尊称黄道周为“圣人祖”，又称“圣仁祖”。圣人者，是朝廷多次封谥甚至是从祀孔庙对其肯定之后，民间所产生的体认；遵其为祖，除了同宗之外，更是一种精神与品格的认同，也是以乡贤陈国器与“六十四勇士”为精神纽带的认同。

梅水宫于2004年重修时，改名为“水梅宫”，理由是“以水养梅”，更利于乡人。岁月变迁，庙前的沧海早已变为桑田。重要的是，黄道周的精神在这里长存。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省海峡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