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茶脉的生长与绽放

台湾地处东南沿海，位于热带与亚热带交界地区，四面环海使得岛上气候海洋性显著，潮湿多雨、蜿蜒纵横的山脉塑造出了适合茶生长的环境。在自然的孕育下，台湾分布着许多野生茶树。

古人关于台湾野生茶树的记载不在少数。《小琉球漫志》载：“水沙连山在诸罗县治内，有十番设。山南与玉山接，大不可极。内山产茶甚伙，色绿如松萝。山谷深峻，性严冷，能却暑消瘴……土人云：凡客福州会城者，会城人即讨水沙连茶，以能疗赤白痢如神也。”《淡水厅志》载：“（野茶）性极寒，蕃不敢饮。”从上述史料可知，当时台湾虽有野生茶树，但野茶的味道不佳，远不及后来引进的大陆茶树，时人也未将野茶当作日常饮品，而是主要开发它的药用功能……这些因素导致台湾野生茶树无法得到有效开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渡海而来的大陆茶树却成为市场的主流。

既然如此，大陆的茶树是何时进入台湾的？关于这一历史众说纷纭。台湾学者程大学的《台湾开发史》载：“（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粤人至莺歌石庄（今莺歌镇）垦拓”，后来“安溪人许丁来此地种茶，粤人悉去以名茶山”。若这一记载属实，则根据相关史实之明确记载时间推测，台湾开始种植大陆茶树应始于清乾隆年间。

台湾历史学家连横则提出另一观点，他在《台湾通史》中列举出了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清）嘉庆时，有柯朝者归自福建，始以武彝之茶，植于鱼桀鱼坑，发育甚佳。”连横认为最早引入大陆茶种的是一个名叫柯朝的福建人，于嘉庆年间将武夷茶引入台湾，并在北部的鱼桀鱼坑种植，开创了台湾种植大陆茶叶的先河。关于其中提到的鱼桀鱼坑这一地名现已不可考，一说是在台北县瑞芳镇离海不远的山区。

20世纪初，美国学者威廉·乌克斯撰写了《茶叶全书》，他在此书中认为台湾正式开始栽种大陆茶树始于1810年左右，并且是由当时的大陆商人从厦门引进的。台湾著名茶学家林馥泉在《乌龙茶及包种茶制造学》中也认为台湾人工种植的茶树是在1810年左右由厦门商人引进的。

19世纪初期与嘉庆年间基本吻合，在1810年左右。因此，学界普遍认同19世纪初期是台湾引进大陆茶树的时间。虽然前人对于台湾引进大陆茶树的时间和地点有不同观点，但流行于台湾的茶种源自福建这一客观事实是毋庸置疑的。

在闽台百年的茶叶交流中，安溪人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上由于土地和人口压力，大批安溪人选择渡海垦台，他们从安溪启程，辗转厦门来到台湾，同时将故乡的茶树带到宝岛，大叶乌龙便是他们最先带来的茶。

彼时，由于台湾逐渐开化，饮茶之风也日益流行。在台落脚的安溪人敏锐察觉到贩卖茶叶有利可图，因此他们多从事茶叶贩卖和贸易工作，并大量聚居在台北大稻埕一带。“埕”字的闽南语意思就是广场，晒稻谷的大广场就是大稻埕。聚居在此的安溪人促进了大稻埕的开发，这里也依托河运贸易，商业发展繁荣，并逐渐成为台湾茶叶的制造中心和集散地。

19世纪初，安溪人逐渐在台湾北部垦地种茶。截至1850年，台湾北部从淡水河上游到其支流的丘陵地带都已分布着大量茶园，产制的茶叶多运往厦门、福州等地进行精制加工并销售。清光绪年间，祖籍安溪的张乃妙将安溪铁观音引入台湾，并在台湾北部种植成功，因此安溪也被喻为台湾木栅铁观音的起源地。

勤劳的安溪人凭借种茶、贩茶，创建了许许多多的茶行、茶铺，如知名的“王有记”“王瑞珍”都已成为台北的百年茶行。《安台乌龙茶源远情长》中高度评价：“安溪人既是台湾包种茶的始祖，也是最早在台湾打开包种茶内外销市场的开拓者。”

据《噶玛兰厅志》记载，今天台湾北宜公路便是百年前安溪茶贩所走的茶路。台湾学者白长川说：“安溪茶贩最先走出来的茶路。此路由大坪林而入山，沿溪东出头城。”时过境迁，这条百年茶路已变成了著名的坪林茶业博物馆，记录着几代安溪人的茶情与茶魂。

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条约增设通商口岸，在《天津条约》及其附约的规定下台湾被迫对外开放。1860年至1863年，全台逐渐开放了淡水（新北）、基隆、打狗（高雄）、安平（台南）等对外贸易港口。

台湾开港之后，茶叶种植发展迅速。来自大陆的茶树逐渐从台湾北部扩展种植到台湾中部，1878年《淡水海关报告》中写道：“15年前，大稻埕四周的山坡上，几乎看不到一棵茶树，现在这些山坡上都种满了茶树……茶树的种植也南拓至北纬24度，几达台湾中部。”此外，一个叫约翰·陶德的英国人于1866年在台湾开设了德克洋行，从安溪引进茶种，并贷款给茶农种植，等到茶叶采摘之时再向茶农收购并销往海外。约翰·陶德对台湾茶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推动了闽台茶叶的技术交流。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主政台湾期间，积极推行开山抚蕃、修筑铁路等政策，大大促进台湾茶业的发展。1893年，清政府修建了从台北至基隆及新竹的铁路，进而促进了茶叶种植不断向南发展。

19世纪80年代，台茶外销鼎盛。为整顿奸商粗制滥造，也为了扩展生产、改良制茶技术，刘铭传在1889年命台湾茶商联合成立了“茶郊永和兴”。“郊”是一种同业公会的组织，“茶郊”就是清代台湾茶业同业公会。“茶郊永和兴”极大促进了台湾茶业的进一步发展，1865年台茶的输出量仅6.8万公斤，1893年增加至81.97万公斤，1894年台茶出口数量更跃至685.8万公斤。据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台湾社会经济变迁》记载，在1860年到1895年间，台湾的茶叶出口位居全台出口商品第一，茶叶从业人口多达30万余人。

19世纪时期，台湾所产制的茶叶主要包括乌龙茶和包种茶。台湾的乌龙茶源自福建，不论是闽北的武夷岩茶，还是闽南的安溪铁观音，都与之关系密切，而台湾的包种茶也是从福州的窨花乌龙茶演变而来的。因此，台湾茶叶与福建茶叶可谓是一脉相承。从福建到台湾，一片小小的茶叶激荡起海峡两岸百年回响，闽台之茶脉亦是吾辈家国之史脉，无法分割和磨灭。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三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