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创新与转生——读《中国和合学年鉴（2017—2021）》

去年5月，友人给我寄来了一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和合学年鉴（2017—2021）》，该书由我国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张立文担任编委会主任，徐刚任主编。全书76万字，包括传统与传承、当代与创新、学术著作撷英、博硕士论文集萃、评论集要、研究综述、学界概况等八个部分，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这一阶段中国和合学研究的主要进展和发展现状，对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中国和合文化的实质、内涵及其时代价值，中国和合学创立的重要意义和发展历程、理论精髓及其精神旨趣等都有所裨益。

◆和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核

在中国，“和合”的思想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金文中都有“和”字，其最初的意思与声音有关，即声音的相应、协调与和谐。“合”则通常以融合、合作为解，古来便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以“合”为特色的概念。“和合”二字并用始见于战国初期成书的《国语·郑语》。《国语·郑语》通过周太史史伯之口，向郑桓公叙述了商契“和合五教”而能保养百姓的功绩，并第一次把“和”与多元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和”并且是因为“和”而生成生发的，“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婴以食物和音乐的实例对史伯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和如羹也”，“声亦如此”，美味的食物必须借助多种食材和调料并经过厨师精心调制方可形成。音乐也是如此，美妙动听的音乐只有通过清浊、小大、疾徐、刚柔、迟速等各种音调的各种变化与排列组合才能形成。“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历史上不同流派的思想家都对“和”提出了自己的界定。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承继了史伯以来持续不断的“和同之辨”，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主张，视“和”为君子之美德，并把“和”作为君子和小人的分野。“和”还是儒家最重要的社会准则，“礼之用，和为贵”。后世儒家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以和谐、和睦、和平为理想状态和理想社会。《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天下之大本达道，是天下事物之本，也是人类应当坚持和守护的根本。与儒家突出强调社会和谐不同，道家更强调事物本身的和谐，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事万物都是阴阳和合而成的。老子还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也就是说，知晓了“和”的道理，就是明白了道的常规，就是明智的人。儒家道家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在“和”的认识问题上则殊途同归。此外，管子、墨子、荀子等也对和合思想作出了自己的解说。

总之，中国传统和合观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罗安宪在《多元和合是中国哲学的根本》一文中对中国传统和合思想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详细的梳理，认为“和”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多元和合是事物的根本，和谐、合作、和平是中国哲学的根本追求。向世陵在《“和合”义解》中，从价值导向的视角，区分了积极意义之“和合”和消极意义上使用的“和合”，认为如果“和合”的积极意义包括“多元素和合”与“互动型和合”，直接阐扬了“和生”“和处”等的正面价值，那么，消极使用则从反面提醒人们，“和合”不能是无原则的混同，“和合”还是要讲原则的。

◆和合学是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创新与运用

和合学是张立文为化解人类当代所共同面临的种种冲突与危机而构建的一个体大精思的理论体系。1996年，张立文“自己讲”“讲自己”的代表作《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下卷）发表，之后又不断推出“和合学”新作，如《和合哲学论》《和合与东亚意识——21世纪东亚和合哲学的价值共享》《中华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爱神：现实关怀论》《和合生生论》《和合学与文化创新》《和合智能相应论——中华传统哲学思维与人工智能》《和合学的思维特性与智能价值》等。张立文认为，“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易过程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所谓和合学，是指研究在自然、社会、人际、人自身心灵及不同文明中存有的和合存有，并以和合义理为依归，以及既涵摄又度越冲突、融合的学说”。和合的主旨是生生，“和合学”的“和”是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和谐、和睦、和平，“和合学”的“合”是结合、配合、合作。“和合”就是要以和善、和生、和处的心态，与他人合作，以实现和谐、和睦与和平。

和合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体现，具有往圣的承继性、时代的融突性、思维的包容性、逻辑的结构性、和合的天下性等思维特性，其智能价值体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和合、形上与形下的和合、本无与崇有的和合、负阴与抱阳的和合、明体与达用的和合、认识与实行的和合、能知与所知的和合、天理与人欲的和合、中国与世界的和合。这种和合并非西方追求存在就是“一”为宗旨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蕴含致广大、尽精微的多元形相、无形相的和合体。和合学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刻的社会时代背景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既是作者把理论探索与实践相结合，体现出来的学术思想体系和理论建构，又是对源远流长，贯通于中国文化各个时代、各家各派之中，普遍存在的和合文化现象的本质概括。向世陵认为，“和合”作为一个传统词语，在当代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具有相当号召力，这与张立文创立的“和合学”关联密切。张立文跨越传统的“六经”“四书”文本，从《国语》中拈出“和合”这一“古董”，而使其重新焕发青春，由此实现了文本注释的转换和观念的创新。

◆“尚和合”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同时也彰显了中华“和合”文化的时代魅力和世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向善的道德观。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信念。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

基于此，探讨中华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也就成为该书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张立文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把新时代的中国置于世界的视域中思索“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未来人类向何处去？人类的命运如何？天下观如何开展？以及如何构建和合天下”的问题，是当今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化学家、思想家、哲学家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与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天下和平、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万国咸宁、天下和合等思想有着相继的一面，这些观念无不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明显展现出中国在新时代对外关系中的价值导向深受中国传统智慧思想影响。“融突而和合是打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智慧，是化解人类生存厄运的一种武器。”严文波在《中国传统“和合”理念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认为，“和合”理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富有极其深刻的哲学思维与中国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与民族性格，是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基础与价值支撑。陈立旭在《和合文化的内涵与时代价值》中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入阐发了中华和合文化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将中华和合文化运用于治国理政实践中，创造性地继承、弘扬和发展了中华和合文化，是对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扬弃和超越。蔡方鹿、邓洁则着重探讨了和合学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为和合文化对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对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对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尚和合，求大同”的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最深层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大同、和合共生，这些都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一直秉持的理念。不能独善其身，而应该兼济天下”。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同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合”理念强调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充分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的和谐共生，这一理念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福建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