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福州温泉澡堂 如同成都茶馆一样“巴适”

民国时期温泉澡堂内部景观 （燕忙《福州温泉浴室》，《商报画刊》1932年第12卷第11期）

福州素有“温泉古都”之称，其温泉资源之丰富，居八闽之冠、全国第三。温泉作为福州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千年前便被福州市民利用，作为澡浴之所，并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宋代梁克家《三山志》便记录嘉祐七年（1062年）文学家元绛驻守闽县时翻阅当地郡图，发现该地曾有一座名为“内汤”的佛寺。于是，元绛前往实地考察，命人疏浚温泉源头。经过整修，温泉被围以墙垣，重新建起“内汤院”，供人沐浴。宋人程师孟更以诗文赞誉福州府东部的温泉：“曾看华清旧浴池，此泉何日落天涯？”

晚清以降，洗浴作为清洁身体卫生的一部分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并得到基层政府与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大众澡堂随之纷纷涌现。在这一社会风潮的推动下，福州依托独特且丰富的温泉资源，开发出迥异于国内其他省份的温泉澡堂。20世纪20年代，商人林木发自台湾带回凿井工具，首创人工凿深井引泉，先后开设沂春亭、天生泉澡堂。时人记载，各澡堂经营者在开凿潜藏于地下的温泉后“泉汩汩出，如沸汤然；蒸汽氤氲，如釜上气”，随后在泉眼处安装设施，将温泉水引入导管，再输送至各温泉澡堂。

不过，由于泉水温度过高，还需混入冷水调和以适应沐浴需求。即便是远离泉脉，位于城南王庄南台一带的澡堂亦通过铺设长达5里的地下暗渠引导温泉水流。此种独特的设施能够确保温泉水在经过地下通道输至澡堂时，依然保持宜人的温度（葭青《福州温泉》，《申报》1931年2月17日“自由谈”）。这充分体现了当时福州人对温泉澡堂建设的重视与投入。

福州的温泉澡堂内部通常划分为个人池、特别池与普通池三类。个人池专为单人洗浴设计，以瓷砖砌就，其深约0．3米，面积在1平方米至2平方米，池内温泉水充盈。特别池则是一个可容纳数十人同时洗浴的大型浴池，相较个人池，其收费更为低廉。普通池与特别池的构造和条件大体相同，唯一区别在于它的位置距温泉核心区域更远。相应地，其收费也更为低廉，仅需铜圆10余枚，因此多为中下层百姓的选择。每个池子的“汤头”处，都有源源不断的新鲜温泉涌出，随时冲刷池面上的污垢和旧水。澡堂的伙计们不停地在池边用桶舀取温泉水，为浴客冲去积累的污垢和肥皂泡。

在众多的温泉澡堂中，位于城南王庄的乐天泉以其精致设施和多样服务脱颖而出，成为当时著名的温泉浴场。其使用的家具多是用楠木、番红、桑丝等优质木料做成，所有家具、器皿都刻有“顺记乐天泉”的字号，其独特的设计风格与精心营造的氛围，使得城内士绅文人纷纷将其列为洗浴的首选地，成为当时社交与休闲的公共空间。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杨树庄及闽籍海军将领陈季良等常在此设宴待客，举办联欢盛会，可见乐天泉在当时福州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下层民众，温泉澡堂都是他们社交的重要空间。资料显示，福州市民常选择各大温泉澡堂接待远道而来的宾朋，以示欢迎。此外，对于有诉讼需求的双方而言，温泉澡堂因其私密的环境，也常被视为商议和解的理想之地。随着这种特殊用途的逐渐融入，温泉澡堂的功能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洗浴净身，而是逐步演变为集社交、娱乐于一体的公共空间。

20世纪30年代，福州城内的温泉澡堂行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华书局出版的游记指南指出，福州东门外一带有多处温泉，如万安泉、六一泉、聚仙泉、三山泉、仙沂泉等，数量数十处，沐浴其中，对身心大有裨益。此外，周围的自然环境优美、景色宜人。如果能采用新式经营方式来管理这些温泉，必定能够打造成为休闲胜地（中华书局1932年《新游记汇刊》第四册）。此后，福州温泉澡堂业不断发展，数量持续增加至50余家。进一步考察同时期福州城区澡堂的分布特点，可以发现其主要汇集在市中心的鼓楼区。其中，鼓楼区的汤门街附近因其温泉资源丰富，更是涵盖了近一半的温泉澡堂，成为当时福州温泉澡堂的核心地带。

福州城区的温泉澡堂不仅数量持续增长，其内部设备也逐渐改良。尤其是新建成的百合澡堂最为奢华，成为当时改良设备、扩展营业的典型范例。百合澡堂以仿西式红砖建筑群为特色，包含主楼、配房及停车场等多种设施，这些设施的规模和设计在当时的国内外均属一流。百合澡堂修建的各类建筑，据事后统计，整体花费高达2000万元，在福州市所有温泉澡堂中居首（1946年6月22日《福州市浴室各商号牌照资本等级清册》，福州市档案馆藏）。其他商人见此商机，纷纷仿效。此后，各大温泉澡堂陆续引入理发、按摩、捏脚等附加服务（燕忙《福州温泉浴室》，《商报画刊》1932年第12卷第11期）。

1934年2月，国民政府发起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的新生活运动。此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认为福州各温泉澡堂男女同坐的情形有伤风败俗之嫌，遂经会议表决，要求福建省政府发布命令予以禁止。禁令发布后，福州各澡堂的生意一度下滑。《福尔摩斯》报认为，曾以奢华著称的百合澡堂生意冷清，是因其主要顾客群——政界、军界人士等，过去沐浴时常带女伴同行，禁令实施后便减少光顾。对此，《华北新闻》报则表示，《福尔摩斯》报的观点多为臆测之词，不足为信。

尽管如此，为避免男女同坐引发外界臆测的情况，福州各大温泉澡堂纷纷增设女浴室，因而当地温泉澡堂的营业实际并未受到明显影响。郑拔驾在其编著的《福州旅行指南》中亦积极地向大众宣传，福州各大温泉澡堂均设有独立女浴室，且所用天然温泉水温较高，富含硫黄成分，对皮肤病、湿疮等疾病疗效显著，并向大众举例：乐天泉、福龙泉设施完备、环境宜人；新开业的百合澡堂，最为奢侈；井楼门外的万安泉、六一泉，周边景色自然质朴，室内陈设清幽雅致，别具风情。

凭借优质的服务和舒适的体验，温泉澡堂吸引了国内众多士绅名流的光临，迅速成为当时的时尚风潮。1935年10月，时年67岁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回福州为故友江屏藩送葬时，便专程前往福龙泉澡堂沐浴，浴后亲自题词“龙泉第一”，并称此店有200年之历史。此外，林森还曾五过百合澡堂，一往醒春居，时人甚至笑言，沐浴温泉已成为林森平生三大爱好之一。

1936年抵达福州的文学家郁达夫对闽省的温泉澡堂也情有独钟。无论事务多忙，他总能抽出时间外出泡温泉。像福州市民一样，泡温泉成为郁达夫的生活习惯。在他的笔下，澡堂成为其社交生活的重要场所，是与朋友聚会、讨论时政的独特空间。1936年3月1日，郁达夫在乐天泉澡堂内与报界同仁雅聚，当日他兴致盎然，挥毫泼墨，写下众多立轴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也在日记中记载，福州近郊的多所温泉浴室环境优雅、宁静，令人流连忘返。他和友人在福州青年会用过午餐后，常常乘车前往郊外的温泉澡堂沐浴，并在澡堂之中讨论各种文学风物。

当然，温泉澡堂不是士绅名流的专属，它还可以包容贫富贵贱、三教九流。上海《益世报》在回溯抗战前澡堂的旧日景象时，指出澡堂不仅是人们日常沐浴的场所，更是社交的重要空间。人们在这里可以畅谈世间的种种光怪陆离，亦可与宾客朋友洗尘饯别。到炎热夏季，澡堂更是成为福州市民避暑纳凉的理想场所，知己好友常聚集此处，消磨夏日，享受清凉与休闲。可以说，福州温泉澡堂的社会角色与历史学者王笛笔下的成都茶馆有异曲同工之妙。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福州市民纷纷内迁，福州地区的温泉澡堂行业受到重创。例如，南星澡堂的木构建筑被全部焚毁，仅留下烟熏火燎的钢筋框架。1941年和1944年福州先后两次沦陷，红极一时的百合澡堂在此期间遭到严重损毁。

抗日战争胜利后，福州澡堂业得到部分恢复，但内战的爆发又使之重陷困境。受战争影响，福州物价持续上涨，各家温泉澡堂饱尝物价飞速上涨之苦，只能通过澡堂业公会要求提高浴价。1947年，温泉澡堂普通池的价格一度由1931年的铜圆10余枚涨至250元。福州市政府得知情况后，召集澡堂业公会理监事会议，要求其恢复原价，并制定了关于调价的申报制度。不仅普通市民难以承受高昂的洗澡支出，福建省政府也因士兵难以负担每日高昂的沐浴费用，而给百合澡堂发函希望其降低士兵沐浴的价款。

然而，即便政府努力控制价格，福州各澡堂也无力抑制因通胀造成的成本压力。1948年6月因物价飞涨，福州市澡堂业公会再次向市政府提出调涨浴资的请求。尽管至1949年7月，福州各大澡堂仍在持续提高收费，但在严重通货膨胀与连年战乱的冲击下，加之大量地痞流氓对澡堂行业的敲诈勒索，诸多温泉澡堂在1949年前不得已逐渐歇业破产。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经历多年战乱，原有的50多家澡堂中有20多家因经营困难纷纷倒闭，仅剩33家澡堂继续营业。对此，福州市军管会主任刘培善要求地方有关部门大力支持澡堂业，帮助其尽早恢复营业。随着营业的恢复，大批解放军官兵成为澡堂的主顾，其中一些人误以为温泉澡堂使用木柴烧水，特意送来几卡车木柴，希望能帮助澡堂行业渡过难关。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繁荣的温泉澡堂业逐渐走上复兴之路，温泉澡堂再次成为福州市民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