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关于福建连家船民，新近出版的两本书《上岸三部曲》（作家出版社2024年出版）、《福建连家船民新生》（福建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分别从不同视角聚焦福建连家船民生活变迁的故事。长篇小说《上岸三部曲》，总字数150多万字，分《炼魂》《铁碇船帮》和《现代部落》，由福建连家船民作家林德发历时50年创作而成，实现了闽东作家长篇小说零的突破。《福建连家船民新生》则系统梳理了福建连家船民从“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到“搬上来、住下来、富起来”的历程，是一部关于福建连家船民上岸定居及乡村振兴的著作。

福建连家船民，也称疍民、疍家人等，是历史上广泛分布在福建沿海、沿江地区的水居族群（即水上人），他们世代以船为家，漂浮于水上，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边缘群体。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他们实现了上岸安居的梦想。曾被视作边缘群体的他们如今不但不再被歧视，而且已迎来新生。从他们的生活与生计方式上已很难看出他们与岸上人（即生活在陆地上的人）的不同之处，其独特之处早已潜入并留存于其文化之中，成为他们的独特记忆。

关于这一群体，他们究竟从哪里来？在过去，他们为何受歧视？如今对其历史的回顾以及对其新生的书写有着怎样的意义？为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记者近日采访了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黄向春。

学人简介 黄向春，历史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长期从事历史人类学、民族学与民族史、民间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兼任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秘书长、福建省民族研究会副会长。关于疍民的研究，已发表的论文有《从疍民研究看中国民族史与族群研究的百年探索》《清代福州的“疍民”与地方社会》《身份、秩序与国家：20世纪50年代闽江下游地区的“水上人”与国家建构》《地方社会中的族群话语与仪式传统：以闽江下游地区的“水部尚书”信仰为中心的分析》等。参与编著《浮生：水上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疍民的来源非常多元

记者：在福建，我们称为“连家船民”的人群，也被叫作“疍民”（“疍”早期写作“蜑”）。根据您的研究，疍民究竟源自哪里？

黄向春：在我看来，疍民的来源问题实际上包含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民族史因素，一般认为，最早的“蜑民”跟南岛语族有关。学界有一个共识，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是我们福建在民族学意义上的“底层”，也是中国的海洋文化的源头之一，汉代之前被称为“百越”。这个区域在成为王朝国家版籍之后，他们的部分遗裔仍然生活于海上，成为以“采珠”“贡珠”为职业的“蜑户”，也称“夷户”，早期的“蜑”就是特指这类“蜑户”。第二是社会文化史因素，在政治一体化的过程中，随着“贡珠”制度的废革，后来很多文人士大夫把以水为生的人群都跟这个名称联系起来，从而使原为专指的概念逐渐扩大与泛化，并在水陆之间形成了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边界。加上水上世界流动性大，不同时期游离于陆居社会边缘的人，包括主动选择这种生活方式、“逃离”王朝体制的人，都成为水上人的来源。第三是制度史因素，通过明代的“河泊所”以及清代的“澳甲”“船甲”制度，大部分疍民实际上都著籍为“渔户”而进入了体制内。他们之所以一直作为特殊人群而存在，本质上并不是文化的差异，而是以土地人口登记户籍承担赋役的人群，跟以船只登记户籍并办纳渔课的人群之间的区别。其实在明清时期，可能有些人“主动变成”了疍民，因为在制度上渔户只需纳渔课而不需供差役，在差役成为沉重负担的情况下，很多人就宣称和强调他们是渔户，反而促进了疍民身份认同的延续。

因此，我觉得很难从族源上界定疍民的单一起源，也就是说，明清以后被称为“蜑民”的人群，其来源其实是很多元的，各种各样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了他们以船为家的生活或生计模式。

记者：回顾历史，他们是受歧视的，为什么会受歧视？

黄向春：原因比较复杂，早期称“夷户”就带有“华夷之别”的含义。一般看法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俗跟陆地社会不同，不知来历，不守礼教，没有家族观念，特别是有些疍民为生活所迫而“操贱业”等等，可能是他们受歧视的原因。实际上，雍正皇帝就明确说疍民并非“四民”之外的“贱民”，不应该受到歧视。我觉得这种状况主要还是“地方积习”造成的。“非我族类”这种深层意识，会在地方社会的“正统”身份和等级关系的塑造中转变成为一种民俗语言，特别是在这一转变跟户籍-赋役制度密切相关的情况下。

记者：在文化方面，他们跟岸上人究竟有哪些不同？

黄向春：从民国时期的调查，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政府组织的民族识别调查都显示，水上人和岸上人在文化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他们最终没有被确认为是一个少数民族。

当然，水上人长年浮家泛宅，肯定会形成与岸上人不同的生产生活习俗。正如当年陈碧笙对福州疍民的调查所指出的，他们的所谓“特异”之处其实是他们的生计方式、生活环境或社会境遇所造成的。比如他们比较流动、松散，完全出于生产活动的需要。因为长期生活在船上，也就形成一些日常起居、婚丧嫁娶的风俗。比如过去福州水上人的婚礼有一个环节，半夜新郎把船划到江心去接新娘，之所以这样做，其实只是为了在形式上完成一个去接亲的过程。他们的丧葬也讲究入土为安，只是因为没有地，所以要花一点钱去跟岸上人买一块地来埋葬死者，稍微富裕的疍民家庭也会请道士来做超度。另外，在信仰习俗方面，他们跟岸上人也一样，除了有部分在清末皈依了天主教之外，普遍拜妈祖、娘奶（陈靖姑）、泰山等地方神。他们常年在哪个码头停靠，通常就会拜所停靠码头的岸上人所拜的神。“水部尚书”是福州水上人最为信奉的神灵，到民国时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庙宇网络和仪式传统，从一些民间传说推测，水上人很有可能是这个崇拜最早的创造者。

总之，与其说他们在文化上跟岸上人有什么不同，不如说他们是构成地方社会文化整体的一部分。

对疍民的命名，是一种文化建构

记者：除了“蜑”，疍民还有很多别称，包括“白水郎”“卢亭子”等等，这些称呼是怎么来的，是否都带有贬义色彩？

黄向春：他们的名称有三个来源。一个就是历代文人包括官方称他们为“蜑”，这个字本身包含“非我族类”的意思，但也不一定就是贬义，主要是一种文化地理的分类概念。另一个就是在不同地方形成的方言名称，比如“白水郎”“卢亭子”等，这些名称也都是他称，本来没有贬义。“白水郎”是出现在唐宋文献中福建“水居船”的名称；“卢亭子”多见于广东，也写成“游艇子”，有学者认为它来自马来语对水居民族的称呼“Lautan”，后来又附会到晋末的卢循。还有一个就是水上人的自称，各地不同，比如“船上人”“船底人”等。而“水上人”这个名称，一般是研究者为了避免贬义所采用的中性通称。

记者：在福州方言中，疍民的发音好像对应“曲蹄”“郭倪”等写法，对吗？

黄向春：对。福州方言称他们为“koley”，这个词本来只是口头语，它的发音来自南岛语。后来地方文人用“曲蹄”来记这个发音，此外还有“科题”“裸蹄”“郭倪”“曲喜”“舸底”“诃黎”等多种写法，都是对同一个发音的不同记音形式。根据清代文人的说法，疍民长期生活在狭小的船上，只能曲腿弓背，逐渐造成了脚弯弯站不直的体征。所以“曲蹄”这个写法看起来是最合理的，字面上就很形象，也就成了最常见的写法。其实“裸蹄”“郭倪”“曲喜”“舸底”这几个写法也都各有一套说辞，都可以被地方文人所解释。这种现象很普遍，南岛语在东南地区的方言里留下了很多“底层”词汇，找汉字去对应要解释得通，最好是能够跟地方的“常识”联系在一起。比如福州方言里的“男人”“女人”被写成“唐部”“诸娘”，也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地方文化的合理性表达，本质上是一种不断被建构的“地方性知识”。

了解疍民，是为了追寻我们的过去

记者：历史上对疍民的书写，呈现出的多是受压迫的苦难历程。如今对其历史的回顾以及对其新生的书写有着怎样的意义？

黄向春：这个话题很大，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方面，是理解历史的进程。福建曾属“百越纹身之地”，但在唐宋以后转变成为“海滨邹鲁”，当然其中有中原移民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不同人群互动带来的文化转型的历史过程。实际上很多地方历史记忆都在这个一体化进程中慢慢被掩盖、被改变了。我们有很多素材可以说明，福州很多人的祖先可能都跟水上人有关，只是因为上岸很久了，建立了村庄和家族，并通过族谱改变了历史记忆，转变为中原移民的文化认同，从而“忘却”了原本的来源而已。总之，水上人上岸，是理解东南沿海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脉络之一，这是学界的共识。我们了解这样一个人群，其实是在了解我们的过去。

第二个方面，是认识多元性、尊重差异性。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一统的国家和地方多样性的并存。水上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一特点的例子。他们在过去受歧视，是因为岸上人认为他们是“异己”，并等而下之，这是传统时代语境里的价值观。在当代语境下，我们强调尊重差异性、保护多元性，是在说他们或许真的跟我们不一样，但这只是“不同”而非“不如”。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去了解为什么不同，理解和尊重对方不同的生活方式。从发现差异性，到认识差异性，再到尊重差异性，是我们当代人应有的价值观，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中国社会文化大一统的来之不易。

第三个方面，是着眼于古今比较。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不断改善水上人的生活条件，并专门在江边海边划地让他们上岸定居，以确保他们获得基本的生存权利。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渔村，就是20世纪60年代渔业改革时水上人上岸建立的。今天，连家船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前几年到宁德，看到他们的渔村都建得很漂亮，他们把渔民的特色民俗变成了可以展示的疍民文化，渔村也成了乡村旅游的景点，不少游客都有兴趣去了解原来被歧视的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怎样讲述他们的过去，怎样去展现当代的新生活，包括怎样把传统融入到现代生活中，这些无不凸显了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第四个方面，也是我认为最根本性的，是通过疍民来认识海洋文化的重要性。疍民被誉为“海洋之子”，他们集中反映了东南沿海地区最重要的海洋文化传统。他们不仅是南岛海洋文化的传承者，更是见证和参与了册封琉球、朝贡贸易、开埠通商（福州开埠之初，洋船从外海进入马尾港要靠疍船引水；而从马尾港到福州内港的客货接驳，也主要依靠疍船）等重大的历史进程。实际上，海洋文化传统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福建人，不惧风涛、敢闯敢拼的闽商性格就是这个传统的生动体现。所以，从海洋文化这个概念去发掘疍民的文化内涵，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记者：随着疍民的生活变迁，您目前或者接下来对疍民的关注点会聚焦在哪里？

黄向春：我目前的关注点，是在当下的制度环境里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他们怎样找到生存发展的新机会。其实在当代我们已经很难把他们当作是一个特殊群体了，因为他们有了很多元的生计模式和生活方式，早已摆脱了对水的依赖。当然也有一些渔村，仍然在坚守传统生计，不过已经从传统渔业发展出了成规模的远洋捕捞或运输。我在想，他们如何适应时代的变革，并发挥他们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呢？比如，前些年连家船民的连氏，共同参与了涵盖全省的《闽江连氏族谱》的创编，他们在把自己归入华夏连氏认同的同时，也保留了世系无法统属的现实，我想这就是他们在新时代努力融入大社会网络的一个体现。我又想，或许还有哪些不容易发生改变的深层因素（比如心态、观念等），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到他们的谋生选择和处世态度？比如，我前几年在美国，某天去中餐馆吃饭遇到了一个当厨师的长乐人，他就是疍民的后代。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那股视漂泊为平常、不喜欢受束缚的劲，真的是刻在疍民骨子里的东西。那么，“传统”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现代世界在他们眼里又是怎样的世界？这些问题都深深吸引着我，成为激励我不断探索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