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南华西街的潘振承家族居所 （资料图片）

东南网5月2日讯（福建日报报业集团记者 李妙珠 通讯员 杨奕）走进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白礁村潘厝社（旧属泉州同安县），高楼大厦之间静静矗立着数座闽南红砖古厝。这些建筑属于当地的潘氏古民居，虽然历经风雨侵蚀，墙体斑驳，但仍保留着独特的闽南风格，红砖墙面上镶嵌着精美的石雕和木雕，诉说着昔日的辉煌。这里便是清代最杰出的中国海商之一潘振承的故乡。

“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18世纪，广州凭借“一口通商”垄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但在此经商的大多是福建籍商人。潘振承深受海洋文化的熏陶，从普通船工做起，逐步发展至在广东创立商号，并最终升任广州十三行商总，逐渐在海上贸易中崭露头角，成为当时中国商人的杰出代表。

从闽南渔村走出的海商

漳州台商投资区位于九龙江出海口，毗邻厦门海沧区，是我省重点侨乡和台胞祖籍地。明代以来，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沿海居民为谋求新生活走上了“闯南洋”“做番客”的商路。潘振承便是其中之一。

潘振承生于1714年，从小过着贫困生活。清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解除福建人民到南洋贸易的禁令。向来热衷贸易的商民，如打开大闸的游鱼，大批涌向五湖四海。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身为长子的潘振承也选择下海。

潘振承字逊贤，号文岩，又名启。他从小勤劳好学，但因家贫，14岁就辍学当船工，很快便成为一名好舵手。

“潘振承敢为人先，不甘当一名船工，三次南下吕宋（今菲律宾），贩卖茶叶、丝绸、瓷器等物品给洋人。”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顾问、漳州市政协文史员潘世孟介绍，商船出海随季风而定，在吕宋停留期间，潘振承累积了宝贵的贸易经验，并学会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外语，更锤炼出敢闯敢拼的性格。

后来，潘振承到广州，在别人开设的洋行打工。据民国九年（1920年）刊行的《广东省广州府番禺县菱塘司河南龙溪乡曰生社栖栅能敬堂潘氏族谱》（下文简称“族谱”）记载：“按公家贫好义，由闽到粤，往吕宋国贸易，往返三次，夷语深通，遂寄居广东省，在陈姓洋行中经理事务。”

潘振承为何选择入粤？18世纪20年代之前，福建、广东都是外商船只造访之地，两地都有贸易机会。由于广州的地理优势以及商业网络成熟等原因，到了1730年左右，西洋船只多选择广州作为停泊地。虽然距离“一口通商”还有数十年，但厦门、宁波等港口对欧洲商船的吸引力已不如前。为了经营与欧洲商船的贸易，商人纷纷南下广州寻求机会。经过一番衡量，潘振承也于18世纪30年代入粤，这正是广州对外贸易逐渐繁忙的时期。

在广东初期，潘振承在陈姓商行工作数年，因为为人诚实、办事牢靠而被重用。18世纪40年代初，商行老板荣归故里，他抓住时机向清政府申请开设同文行。族谱记载，“同”者，取本县同安之义；“文”者，取本山文圃之意，示不忘本也。

从闽南渔村走出的船工，由此开启了商业帝国之路。

创业之初，潘振承资金并不充裕。据其儿子潘有为所述，同文行创立之初，潘振承家庭成员还从事“日课女红夜仍织”的劳动，以补贴开支，他儿子的衣服仍是“身披败絮雨则烘”。经过10多年的拼搏，潘振承的财富才慢慢积累起来。

18世纪50年代，外国商船来华数量大增，尤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掀起了来华贸易热潮。潘振承再次把握商机，牢牢抓住了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机遇。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资料显示，1753年，潘振承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时签订了生丝1192担，每担175两，丝织品1900匹和南京布1500匹以及茶叶等三份合同。这三笔贸易数额相当大。之后，潘振承积极开拓市场，使同文行的贸易量节节升高。到18世纪60年代，同文行经营的茶叶与生丝出口量已居前列。

为加强行商之间的合作，统一管理外贸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润，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潘振承向清政府呈请恢复设立“公行”。《粤海关志》记载：“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承等九家呈请设立‘公行’，专办夷船，批司议准。”“公行”既是中外商人联系的中介，也是清政府与外商联系的中介，兼有商业职能及外交政治职能。同年，清政府委任潘振承为“公行”首任商总。他担任此职长达28年，是十三行中担任商总时间最长的行商。

让武夷茶香飘四海

18世纪，欧洲人开始兴起饮茶的风气，而中国是主要产茶国。1757年，乾隆下令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四大海关仅留广东一处，使得同文行等洋行获得了跨国垄断贸易的特权。即各国客商向中国买卖商品，必须经过广州十三行这一“中间商”。

在潘振承的商业版图中，茶叶贸易是重要组成部分。他主攻英国、瑞典市场，成为两国茶叶最大的供应商。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广州十三行的主顾。当时的英国需要大量的茶叶，而他们运到中国推销的主要商品是毛织品。在物物交换的成规下，潘振承承销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出的毛织品份额最多，使他每年销售给西欧各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额位于各行商之上。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资料显示，潘振承经营的茶叶以武夷茶、屯溪茶与松萝茶等为主，其中，武夷茶的占比相对较高。据美国教授穆素洁（Susheta Mazumdar）所著的《全球扩张时代中国海上贸易的新网络（1750—1850）》中的描述，当时，潘振承在福建省武夷山建立茶叶种植与加工基地，拥有大量的茶园，以保证外运武夷茶的品质及货源稳定。当然，他也从其他茶叶产地进货，再将茶叶转运至广州，经过加工、包装后装载上商船，由广州出发运输到欧洲等地。

“诚信、务实进取和善于经营，是他的经商制胜之道。”潘世孟介绍，潘振承能依据市场供需变化，采用优质优价、按货定价、薄利多销的原则进行精准定价。由于茶叶质量上乘且供应充足，其商品茶叶在欧洲市场售价较高，但仍供不应求。

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十三行购置的茶叶品质不一，远洋运输也会导致部分茶叶受损，因此他们常退回一些质量差的茶叶。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返回1781年已运去英国的质量差或运输过程致损的茶叶，总量达到1402箱，价值超过1万两白银。尽管茶叶包装损坏严重无法辨别茶叶所属商号，潘振承仍然如数进行赔偿，开启了向外商退赔质量差茶叶的先例，也让潘振承赢得了国际口碑，被当时的外国商人称为“最可信赖的商人”。

潘振承的茶叶贸易是广州茶叶贸易的一个生动展现。彼时，全国各大茶区的茶叶纷纷运至广州，再销往海外，形成了联通国内外的茶叶之路。闽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8世纪福建茶叶的出口与闽商密切相关。特别是以潘振承为代表的广州十三行四大家族中，有三个家族来自闽南。他们不仅促进了茶叶的生产和销售，还通过技术改进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使福建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闽南功夫茶研究会会长严利人说。

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庄国土在《从丝绸之路到茶叶之路》中提到：“闽茶闽商对茶叶之路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武夷茶取代绿茶，使中国茶叶为欧洲所广泛接受。1740—1802年，闽北茶叶约占中国出口茶叶的35%~69%，1802—1834年约占35%~69%。”

融汇中西的世界商人

一个人的成功不仅依赖于个人的努力，还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在潘振承经营同文行时期，清朝政局稳定，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他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成为全球贸易的弄潮儿。

潘振承的商业伙伴十分广泛，不仅长期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合作，还与欧美其他商人保持良好贸易关系。作为主要贸易伙伴，潘振承曾将画像赠予瑞典东印度公司董事尼科拉斯·萨文格瑞。瑞典哥德堡市立博物馆至今仍保存着潘振承的玻璃画像。他还接待过当时新兴贸易国美国的商人。

商场沉浮多年，潘振承不断进取，他把同文行的商业经营模式逐渐向适应市场经济转变，并曾投资瑞典东印度公司，这是其跨国经营的一次尝试。

“潘振承虽是政府指定的官商，但却有着自由商人的特点。他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开放意识，善纳西方的新事物，引入商业成功的新思维。”潘氏第八代后人潘刚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旧时贸易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大约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伦敦董事部汇票开始在广州使用。这种金融汇划以票据来办理信贷的方式，具有节奏快、效率高、资金安全兑现等优点，潘振承敏锐地嗅到商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潘振承将伦敦汇票用到自己商号的国际贸易金融运作上，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成为中国使用汇票的第一人。

潘振承参与全球贸易，在进出口贸易中赚取和积累了高额商业利润，从而成为当时的广东行商首富，蜚声世界。

富裕后的潘振承，目睹列强频繁侵扰我国沿海，秉持爱国爱乡的中华传统美德，多次向清政府捐助巨款用于军饷和公益事业，因此被授予候选兵马司正指挥（六品官）并加三品顶戴。此外，他还崇文兴学，捐资广州越华书院和家乡华圃书院。清朝文学家、楹联学家梁恭辰所著的《国学导航》中称，潘振承捐资“修华圃书院及紫阳祠，增餐钱，供远来学者，他义举多称是”。

1788年潘振承去世后，儿子潘有度、孙子潘正炜相继为商，他们先后经营同文行及同孚行（由同文行改名），是十三行历史上唯一经营长达百年的商号。

“潘振承是18世纪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商人，他拥有前瞻性的国际视野和创新精神，积极探索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方向，打破了传统的贸易模式，推动中国金融工具现代化，并建立广泛的国际市场和信用体系，所创立的‘同文行’成为当时备受认可的国际品牌。”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子铭说，潘振承的创新精神和制度遗产为那个时代的传统商业资本如何与全球化接轨提供了典型案例。

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白礁村潘厝社现存的潘氏古民居群 叶建彬 摄

香港艺术馆藏画《香江遗珍》，描绘了1820年的十三行商馆。（资料图片）

瑞典哥德堡市立博物馆馆藏的潘振承画像（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