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茶道”中的福州

俄国驻福州领事馆官邸（资料照片）

压制茶叶的小砖上有龙的浮雕图像，发现于中国福建省福州市。（剑桥大学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藏品）

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福州作为世界茶港，吸引了国际上众多政府官员与贸易商的关注。福州被称为世界“茶叶贸易中心”、“伟大茶叶之路”的节点城市，它见证了“万里茶道”的海路转向中国大规模制茶的开始。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近代中国历史和中俄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沙罗娃·维·格曾经专门探讨了福州在近代中俄茶叶贸易中的作用，她注意到史学界对于“伟大茶叶之路”（俄方文献说法，中方称“万里茶道”）中福州角色的研究是相对缺失的，“这在我们看来有失公允，因为福州这个城市在中国茶叶生产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福州存在了50多年的俄国商行也积极促进了中俄贸易的发展”。

“万里茶道”是指中俄之间形成的以茶叶为大宗贸易商品的长距离商业贸易网络。这条“伟大茶叶之路”（Great Tea Road）形成于17世纪末，一直维系至20世纪初。“万里茶道”在历史上形成了陆路占主导和海路占主导两个阶段，沿线涉及的城市、口岸甚多，其经过的崇安（今武夷山市）、汉口、张家口、恰克图以及喀山、圣彼得堡等节点城市都负有盛名。“万里茶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历史韧性。

19世纪中后期的全球性交通运输革命引发“万里茶路”发生由陆路向海路的转变。从国际层面看，蒸汽船在远洋贸易中的运用、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电报技术的应用，推动全球商业路线重新整合。从中国层面看，鸦片战争后英国等列强强辟五口通商，将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纳入资本主义经济的网络，对华茶叶贸易中心从广州一口转移到毗邻南方茶区的福州、厦门等地，福州港一跃成为“世界茶港”。

中俄“万里茶道”也开始适应交通领域的深刻变革。武夷茶市原先由晋商（西客）主导，随着福州闽江茶路打通，海路大开，下府、广、潮三帮继之以起（下府帮为晋江、南安、厦门等处人，而以厦门人为多），外商洋行通过上述中国商人采办山区茶叶。俄国商人也接踵抵达福州，其相关的活动史实主要体现在俄国领事对茶商利益的保护、俄国茶行利用蒸汽设备制砖茶的开创性贡献两个领域。

五口通商之后，外国相继在新开辟的口岸设立领事。1844年英国在福州率先设立领事，李太郭担任首任领事。1854年美国在福州设立领事馆，此时恰逢美商旗昌洋行开辟上溯闽江直达武夷茶区的水路运茶，美商获利颇丰，武夷茶区海路运输通畅，福州茶港迅速兴盛。其他列强如法国、葡萄牙、荷兰等，也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福州开设领事馆。烟台山一带领馆林立，洋行聚集，福州茶叶外销进入景气阶段。

福州作为通商口岸茶叶贸易的兴盛，也吸引俄国到福州设置领事馆，推动俄国商人前来投资茶叶贸易。根据《清季中外使领年表》记载，清同治四年（1865年），俄国在福州设立领事，由德理（A．M．Daly）副领事署理。次年建造领事馆（在今公园路39号，福州外国语学校校内），领事官邸系砖木结构、表面刷灰的东欧式楼房，楼内一向设门、二向开窗，窗上部为拱形，木框玻璃并安铁栅。入口有木制俄式门廊，制作精良。

1876年皮亚特科夫（M．Piatkoff）接任，1879年又由索洛莫诺夫（A．Solomonoff）担任第三任俄国驻福州领事。索洛莫诺夫此前在恰克图担任一等商人，主要从事茶叶贸易。

1882年6月，宝坡（N．A．Popoff）接任福州领事。1899年，宝坡还被授予总领事。俄国学者的研究发现，宝坡的到来，使其名字与俄国商人在福州的“黄金时代”关联在一起，这个“黄金时代”实质就是茶叶的繁盛时期。宝坡非常关注中国的茶叶生产知识，经常去茶园考察，并且订购了很多国外有关农业的杂志。“得益于宝坡的专业和机敏”，俄国在当地的商业得到了可靠的保护。1901年，宝坡病逝于福州。

俄国驻福州领事馆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定期在领事报告中详述福州茶市的情形，因为茶叶是福州港外销最有价值的商品。据日本报道所说，俄国驻福州的领事馆“乃专为砖茶贸易而设”。俄国学者、乌拉尔联邦大学的哈辛（I．R．Hamzin）的研究表明，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利用海路进行茶叶贸易已经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新动向。俄国商人从福州港口运走的大量茶叶通过海路经敖德萨、海参崴和尼古拉耶夫斯克3条航线，分别运往俄罗斯的欧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出售，延续了历史时期“万里茶道”的茶叶贸易，不仅缩短了运输时间，而且降低了成本。

因此，保存至今的俄国驻福州领事馆成为中俄“万里茶道”由陆路转向海上运输路线最为直接的实物遗存。2013年俄国驻福州领事馆被纳入烟台山近代建筑群，目前已经定级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予以有力保护，这也是福州参与“万里茶道”申遗工程最有力的证据之一。

20世纪60年代，福州外销茶叶急剧增加，其作为茶叶集散地的功能也发挥出来。1870年，俄国商人索洛莫诺夫从恰克图循着茶香来到福州采购红茶。此前，俄国洋行已经在汉口附近试制砖茶。茶砖制作的原料是茶末，即茶叶制作过程中形成的边角料，因此砖茶收取的税极低，仅为3钱，这大大刺激了俄国商人的逐利行为。1872年，俄商新泰在福州设立机器制茶厂，采购英人机器设备，专门制造茶砖，这是中国大规模机器制茶的发端。

根据陈慈玉的统计，1872年新泰洋行在福州输出的砖茶为727担，1873年新泰在闽江上游的建宁府设第二工厂，两厂的总量为6000筐。1874年延平府附近的西芹设有第三工厂，该年福建砖茶产量约有1．2万筐。立足福州的阜昌、顺丰也陆续扩大福建茶区砖茶制造业务。

到1876年，沿着福州下游南台与闽江上游的武夷茶区，福建的俄国砖茶制造工厂有9家之多。俄国商人能够深入福建内陆腹地，与其他欧美商人相比有其自身的优势，中俄商人在恰克图从事茶叶贸易的悠久历史形成了一定的口碑。1880年，根据俄国学者对索洛莫诺夫领事报告的研究，3家俄国商行一共从福州运走散茶1675箱、花茶403箱，两种茶叶重约1192760磅。从福州港经天津转运恰克图的红砖茶则有56200箱，经海运转往尼古拉耶夫斯克的有1952箱。1890年，福州港出口俄国的茶叶达到了453106930圆（墨元）。

使用蒸汽动力的压力机来制作茶砖是俄商在福州设厂的一大优势，砖茶几乎都为俄国资本所经营，当地丰富的原料和劳动力保障了俄国砖茶事业。在俄国商人带动下，福州本地也成立了悦兴隆行。根据《中华实业界》（1916年）的统计，1875年福州砖茶输出为600万磅，1879年达到1370磅，1880年更是达到1．37亿磅，这是福州砖茶制造的全盛时期。

“福州出口之茶以运销俄国为主”，这些茶砖会经福州港口出发过天津港，再从张家口运往恰克图，而后出口至俄国，每年以数百万两计。福州还产出著名的红茶，这也是俄国消费者所钟爱的，高档的红茶输出则由福州港直接海运至敖德萨港。因此，俄国商人来福州制作砖茶、运销红茶和花茶的贸易与投资活动实质上有力维系了福州的世界茶港地位。

进入19世纪80年代之后，英属印度大规模种植茶叶返销英国市场，英国茶商已经减少了在福州的茶叶采购。19世纪末，俄国洋行在汉口租界的商业活动势头迅猛，对于福州的关注也就逐渐萎缩。因此，英商、俄商作为推动福州世界茶港的两大主要参与方相继减少了在福州的投资与采购。

深入挖掘福州目前现存涉茶遗址遗迹，收集更多跨文化、多语种文献资料相互印证，有助于福州作为历史时期“世界茶港”大理念的树立。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全球茶叶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