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屏南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修学旅行摄影（《教育杂志》1920年第12卷第10期）

福建省立莆田实验小学校外活动：旅行珠江（《中华教育界》1931年第19卷第2期）

近代以来，福建的教育走在时代的前列，逐步实现了从传统封建教育体制向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变，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风气之先，不仅引进西方的科技，还全方位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体制。源自日本和欧洲的修学旅行制度遂在此背景下于福建教育界落地生根。通过组织学生实地考察学校、农场等场域，福建教育界成功推广了知行合一的实践教育理念，使之蔚然成风。

1926年，厦门大学教育科的四年级学生便曾开展修学旅行，由副教授陈芝美带领，前往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福州等六大城市进行实地考察，“借以参证所学择善取法，以补书本之不足”。可见，学校组织学生修学旅行，修学是目的，旅行是方式。这不仅是对书本知识的实践检验，更是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重要途径。

纵观中国历史长河，人才的成长与进步往往与“游学”紧密相连。所谓游学，即通过“游”的方式达到“学”的目的，“自孔孟以来，士未有不游。或师友游，或宾客游，或以学问游，或以才艺游，或以辞华游。二千年才贤特达，未有非以游合也”。及至民国，受到日本“修学旅行”和英国“大旅行”的影响，学生的修学旅行活动开始盛行，“游学”逐渐被“修学旅行”所取代。修学旅行与普通的旅行观光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更强调“修学”二字。孙士焯曾言：“人之学识也，由学问与经历而来……盍百闻不如一见而，闻犹虚，目观始确。学问虽高，而未知其真确，将为用之，必亲历其境而后豁然……此乃学校中修学旅行之不可不举也。”（孙士焯《修学旅行记》，《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2年第5期）

民国时期，小学的修学旅行呈现出地理邻近性特征。以福州为例，省立第一小学和省立福州高中附属小学第二部的学生们，以童子军的形式前往鼓山，进行为期3天的短途修学旅行。在这次旅行中，通过登山训练、营地协作等实践活动，既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又增强了学生身体素质。这种以城市近郊景区为半径的短途修学模式，既符合学校教学资源的现实条件，也适应了青少年体能发展的客观需求。

火车、轮船、汽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发展，为学生的修学旅行提供了远距离移动的可能。1937年，建瓯简易师范（今闽北职业技术学院）四年级的学生们组织了一次旅行参观团，前往京沪苏杭地区进行学习考察。这次活动由教员朱民生和余兆汾带队，共有32名学生乘坐轮船前往上海。同行的还有福建师范旅行参观团的学生130余人，由教员周庭洛率领。此外，福建私立厦门中华中学初中部第三届的22名毕业生，在教务长王仰中的带领下，乘坐太古轮船公司的“济南号”客轮前往上海、北平（今北京）等地进行参观学习。

为了保障学生修学旅行的开展，教育部、交通部和校方等出台了专门举措，减免学生出行费用。为了保障厦门大学学生顺利出行，学生的旅行费用得到了校长林文庆和校董陈嘉庚先生的资助。1920年，教育部颁布并实施了学生团体旅行乘车减费的规则：“在放假期内结队旅行不得少过十人者，出外研究学业或参观名胜地方，若系单程者，其票价则准照普通票价核减百分之二十五；若系往返者，则核减百分之五十。其随行教员之票价亦得援照学生团体票价核收。”（王述曾《福建教育厅训令第三百一十八号》，《福建公报》1920年第987期）

为了支持学生的修学旅行，学校会先呈请政府，由政府令教育厅转饬学生生源地的各县筹集旅行费用。1924年，福建省立华侨学校三年级学生前往江浙各省参观，他们的旅行费用“均由钧厅令饬各生本管县知事，按名津贴大洋三十元”。即便是身处海外的福建籍留学生，也有机会获得资助。以武平县的留日学生谢鸣柯为例，他在暑假期间进行了一次修学旅行，回到中国浙江省钱塘江流域的各县以及山东省的铁路沿线地区，对当地的林业状况和林产经济进行了深入调查。武平县政府为此提供了旅费和调查费用的支持，确保了谢鸣柯的修学旅行能够顺利进行，使他得以全心投入到调查中。

修学旅行活动的开展还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1928年，福建涵江公立中学的师生们乘坐福安轮船前往江浙沪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他们得到了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欧元怀的引荐，由“交际博士”黄警顽带领，参观了商务印书馆总厂、总商会邮政局以及江海关。1929年，集美幼稚师范学校（今集美大学）由教师黄则吾带领20名学生前往无锡进行旅行。在启程前，他们向县政府发送了公函，请求“县府妥为招待”。孙县长收到公函后，指派周渠清作为代表负责招待工作。社会各界的支持，为福建各级学校的修学旅行活动提供了便利。

学生在修学旅行结束后，必须提交一份旅行报告或调查报告。1926年，厦门大学教育科的学生们访问了超过50所大中小学校，他们“将考察所得，随时笔之于书，作一有系统之报告，以供异日办学之参证”。

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厦门大学教育科第四年级学生考察团报告》一书中，考察的重点包括6个方面：一、学校的行政管理和组织结构；二、学校的建筑、设施及卫生状况；三、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四、学校的训育设施及学生的课外活动；五、教师的待遇和地位；六、学校的职业指导。

通过这次考察，学生们不仅了解了各地学校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还探索了改进教育工作和教学方法的途径，这对他们毕业后从事教学和教育行政工作具有极大的帮助。此外，前述的留日学生谢鸣柯将调查浙江、山东林业状况和林产经济经过的概要报告提交给了武平县，并将详细笔记陆续汇编，交付中华森林会报编印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修学旅行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福建省大中小学校的学生们依然坚持走出课堂、走进自然，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育理念。1941年4月11日，福建省立农学院（今福建农林大学）组织学生前往永安大湖旅行，参观师范学校农场、游览十八洞等景观，并采集植物标本。此次修学旅行不仅让学生们亲近自然、体验乡村生活，更重要的是通过实地观察和动手实践，增强了他们对农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近代修学旅行活动标志着中国教育从“书本至上”到“知行并重”的转型。福建的修学教育活动表明，当学生走出书斋，直面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时，知识不再是静态的教条，而成为动态的认知工具。这种从“知道”到“知识”的跨越，不仅塑造了近代学人的精神气质，也为当代教育如何培养批判性思维与实践能力提供了历史参照。在信息爆炸的今天，重新审视修学旅行的价值，或许能让我们在“游”与“学”的平衡中，找到知识传承与创新的新路径。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