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献“闽学”术语考

“闽学”一词并非始自明清,南宋末年文献中已有使用。例如朱子的弟子陈淳在《答西蜀史杜诸友序文》中提到:“而独有取于闽学,得正传之粹,亦所主之不差矣。”南宋邓均在《尚书全解·序》中指出:“抑斋陈先生为仆言闽学源流,开教甚悉,乃知始于紫微吕公载道而南来。”

厦门大学高令印教授在《闽学序说》中言:“闽学这个概念出现于朱熹卒后不久。”在南宋末年和元代,“闽学”逐渐成为一个固定术语,指的是朱子学说。明清时期,道学昌盛,“闽学”概念经历了衍变发展。明清文献不仅记录了这一历程,更揭示了这一术语的多元内涵。

在明清文献中,“闽学”一词通常指发轫于宋代福建地区、以朱子学说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濂、洛、关、闽之学”中的“闽”学。这里的“闽学”是相对于濂学、洛学、关学而言的,在南宋末年已经成为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的理学流派,之后受到元明清三代统治者的推崇。

尤其到了明代,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敕令编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以朱子注释为唯一标准,国子监和地方府州县学均以朱子学为必修内容,生员每日需诵读《四书集注》,学官考核以是否“恪守朱注”为标准,如丘濬在《崇教化》中所言“一宗朱氏之学”,将闽学推至独尊地位。然而,由于明清学者在闽学源流认识上的分歧,引发了对闽学思想范域、传承发展人物等的多样理解,从而形成了对“闽学”一词的三种阐释。

其一,“闽学”指朱子理学思想。这种认识把闽学等同朱子学说,延续了南宋末年以来对“闽学”一词的既有理解,属于对“闽学”概念的狭义解读。在明清文献中,无论是明代宋濂在《理学纂言序》中指出的“天生濂、洛、关、闽四夫子”“而集其大成者,唯考亭子朱子而已”,还是清代张能鳞在《西山集》中所言的“为濂、洛、关、闽,直接道统,周、程、张、朱,宜升圣配,用隆祀典”,都用“闽”指代“朱子”。

清人蒋垣在《八闽理学源流》一文中阐释了这一指代因由,“盖朱子生于闽之尤溪,受学于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刘屏山、刘白水数先生。学以成功,故特称闽。盖不忘道统所自”。在蒋垣看来,“濂、洛、关、闽皆以周、程、张、朱四大儒所居而称”。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也持此观点,认为“福建,朱晦翁 (熹) 侨寓地也,宋以来称闽学焉”。

其二,“闽学”指杨时、罗从彦、李侗、朱子的理学思想。明代夏良胜在《中庸衍义》(卷二)中指出,“自杨时、罗仲素、李侗及熹,号为闽学”,这种认识打破了唯朱子论,把朱子重要师承人物杨时、罗从彦、李侗的思想也视为闽学的范畴。

清代朱仕琇在《道南讲授序》中不仅认为“闽学盛于朱氏,其倡之者,龟山杨文靖公也……杨授罗文质公,罗授李文靖公,李授朱文公”,还运用建筑隐喻巧妙概括了闽学形成过程。如果把闽学比作建房子,“二程”创立的洛学则是建筑项目的地块,杨时提供了地契(券),罗从彦划定地基范围,李侗绘制了施工图,朱子在前面这些人的基础上建成房子(即闽学)。

在朱仕琇看来,杨时、罗从彦、李侗、朱子共同创立了闽学。此外,据清代黄植京修订的《罗豫章先生集·特祀始末》一文载:“(明)嘉靖九年(1530年),邓尹崇德,即县东公馆改为闽学正宗祠,并祀杨、罗、李、朱四先生。”这种通过祠名与特祀人物,以“物化”的形式表达时人把杨时、罗从彦、李侗、朱子都视为闽学正宗人物,把“闽学”视同于“杨、罗、李、朱之学”。这种认识是对“闽学”概念中义的理解。

其三,“闽学”指以朱子理学思想为核心,包括欧阳詹、“闽中四先生”以及朱子师承人物、门人与后世朱子学者的思想。由于明清学者对闽学开创者有着多种认识,自然对“闽学”内涵有着不同见解。以(清)曹申吉、(清)蓝鼎元、(清)张伯行、(清)蔡衍鎤、(清)黄宗羲等为代表,认为闽学始于宋代杨时。

曹申吉的《陈侍御达卿先生遗集叙》指出,“尝考闽中理学所自,龟山定夫得二程子之传,始开闽学而授之罗仲素,仲素弟子为李延平,紫阳尝师事之,而黄勉斋、蔡季通父子,复出紫阳之门”。蓝鼎元的《鹿洲初集》认为:“杨龟山自洛还闽,遂开百代闽学之盛,大儒接踵,直甲比原。”张伯行在《杨龟山先生集》“序”中指出,“则是开闽学之渊源,接引来者,实自龟山先生一人始,在明道固已早券也”。蔡衍鎤的《操斋集文部》说:“闽学之倡也始于龟山,其盛也集于朱子,其末也振于西山。又二百余年,而剩夫陈氏、翠渠周氏、虚斋蔡氏。”黄宗羲的《明文海》载:“闽学自将乐龟山始,盖亲得二程为之师,而晦翁其门孙也。”以上文献阐述了闽学的源与流,分析了其师承谱系,为“闽学”概念的丰义提供了依据。

此外,清代李清馥在《闽中理学渊源考》中认为闽学始于唐代欧阳詹,可谓“闽学开自有唐,欧阳四门倡起”。明代邵经邦在《弘道录》中认为“闽中四先生”(即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开创了闽学,所谓“是时闽学未闻,四先生以其躬行实践,倡率乡人,始也至难,终也大化”。

明代朱衡的《道南源委》、杨应诏的《闽南道学源流》,清代蒋垣的《八闽理学源流》、李清馥的《闽中理学渊源考》等也都视“闽中理学”为闽学。显然,这种以朱子理学思想为核心,上溯其源,下探其流,实现了对“闽学”概念的整体性把握,是对“闽学”概念广义的理解。

需要注意的是,明清文献中“闽学”一词在特定语境下专指福建地区的学政事务,包括主持地方科举考试、选拔生员、督察府州县学的教学质量和生员品行,以及兴教办学、整顿学风、修缮文庙等。例如明代黄汝良在《河干集》(卷七)中提出,“后更数名公来视闽学,试辄前茅”。宗臣在《移郡邑学官弟子文一首》中说:“被以豸绣,赐之玺书,命督尔八闽学事……作闽学约言,总约八篇。”清代穆彰阿在《大清一统志》中言:“耿定力,字子健,定向季弟,(明)隆庆进士,累官按察副使,督闽学。”朱仕琇撰写《连山令郑君墓志铭》:“是时提督闽学者多名人,皆奇君。”这些文献中的“闽学”不再属于学术概念,而是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特定行政用语。“闽学”中的“闽”指的是福建地区,“学”意指学政及其相关的事务。

在明清文献中,闽学有着多维面相,明清学人对“闽学”术语作出了多元化的阐释和理解。我们在研读明清文献时,对于“闽学”一词的理解,切不可一概而论地将其与朱子学说简单地画等号,而是要依据具体文献语境,结合语义逻辑,审慎地剖析与精准把握“闽学”一词在不同文本中的内涵。

(作者单位:福建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