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光荣，也是新闻界的光荣！”

——专访新闻界抗战老战士代表王仲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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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网9月1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谢婷）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前，作为新闻界的抗战老战士代表，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福建日报社原副总编辑王仲莘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

8月29日上午11点，98岁的王仲莘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他戴着纪念章，时不时举起细细摩挲，认真端详。良久，他放下纪念章，突然脱口而出：“继续前进！”

看似突兀的一句话，在回顾完那些烽火岁月后，变得有迹可循。

到新解放区去

王仲莘出生于山东平度。童年时，他亲眼看见日军扫荡附近村庄，乡亲罹难，家园破碎。一颗革命的种子，在心中悄然生根。

1945年春，胶东解放区迎来曙光。正在学校读书的王仲莘响应“到新解放区去”的号召，主动报名前往莱西。从山东省莱西县抗日救国会文书到五区武工队队员，他的革命生涯从此开始。

武工队没有枪，每个人就发一枚手榴弹，王仲莘走到哪都随身带着。在马仁庄的一个晚上，他和同伴遭遇日寇。“当时敌我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敌人惶惶不可终日，见到我们后仓皇打了几枪，掉头就跑。”王仲莘和同伴手中紧握的手榴弹始终没扔出去：“那是我第一次直观地认识到，敌人都是纸老虎，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抗战胜利后，我一直坚守在新闻岗位上，那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依然鼓舞着我，一直指导着我的工作、我的人生。”王仲莘说。

1950年他南下福建，到福建日报社工作。次年春天，他和同事黄岑到长乐县沙京乡（现归属鹤上镇）采访，了解到当地曾发生日寇枪杀平民的惨案。他们随即建议乡党委和政府，可以将抗日教育与抗美援朝教育和春耕生产动员等联系起来：“历史不能忘记，全国人民都在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我们农民怎么办？就要积极投入春耕生产，用多打粮食的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保家卫国。”

乡里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并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有的村民，一家7口被杀害5口，有的老人躲避不及被敌人活活打死。在撤退时，日军又兵分几路在各家各户房子上点火，使沙京顿时变成一片火海，100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在会上，受害者家属声泪俱下的控诉令王仲莘激愤不已。

而村民们也从当年的惨案中，认识到保卫自己翻身胜利果实的紧迫性，会上，确定了全年粮食增产的目标。会后，村民们以前所未有的干劲投入了春耕生产。

回到报社后，王仲莘和同事熬夜加班，连续写出《长乐沙京乡农民代表会上深入开展抗美援朝教育、掀起开展春耕生产热潮》《沙京大血案》等报道，在省内引发巨大反响。

“抗战历史不能被时间尘封，抗战精神必须代代传承。”回忆往事，王仲莘说，只有对历史深刻铭记，每个时代的中国人才能找到自己的坐标，将个人奋斗汇入国家发展的洪流。

到基层中去，到人民中去

不断寻找与时代、与土地、与人民的连接，王仲莘的职业生涯始终践行着这几点。

1959年，作为新兴工业基地的三明，建设氛围如火如荼。王仲莘和建设者一起吃住在工地上，连续待了20天。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三明物资供应十分紧张，工地上只有高空作业职工才补贴一点油，蔬菜供应也不足。但王仲莘毫不在意，在工地和工棚里穿梭，工人休息时，他就见缝插针地蹲下，记下宝贵的采访日记。

回到福州一称，他的体重轻了10斤。回忆往事，王仲莘爽朗笑着说：“20天掉了10斤肉，也算是我为三明建设作出的一点微薄的奉献吧！”

后来回到报社后，他撰写了《红光照亮了三明》的通讯，生动再现了建设者激情满怀，忘我奋斗，不被任何艰难困苦所压倒的英雄气概，激发了全省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

1960年，王仲莘担任福建日报社副总编辑。这一年，龙海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闽南地区发生干旱，龙海县的榜山公社让出水道给莲花公社，使得莲花公社的1.3万亩农田及时溶田插秧。

到1963年，当地发生了第二次更为严重的大旱，榜山公社洋西大队继续淹掉了自己的1300亩地，支持九龙江堵江截流工程，抢救了全县10万亩农田。

“以千换十万，从数字上看是一笔‘划算的买卖’，但其中的牺牲却是十分具体的。”他带领记者多次赴当地采访，形成礼赞“龙江风格”的系列文章，并不断呼吁，要记住那些在抗旱斗争中不断付出的英雄。

“黄狗屎”“邱程溪”，六十几年过去了，这几个带着点土气、带着年代感的名字还被王仲莘频繁提起。他们是普通的劳动者，也是当年堵江截流的关键人物。

王仲莘说：“要是没有当年他们的拼搏奋斗，抗旱不可能胜利。所以我们要旗帜鲜明地礼赞这些平民英雄，致敬这种诞生于平凡的伟大。”

作为见证者和记录者，王仲莘始终没有停下自己“礼赞”的笔。1993年，他撰写《勿忘龙江风格》一文，剖析和颂扬“龙江风格”中蕴含的宝贵精神财富。2023年2月初，《福建日报》刊登他为《龙江英雄谱》一书写的序文，再次向历史深处的那些平民英雄致敬。

生命不息，思考不止

离休后，王仲莘依旧没有停止思考和写作。

三十几年时间里，他还出版了新著《思考》一书，并主编出版了《花甲群力》《论乡讯》《项南与新闻工作》《我的档案》等多部文集，持续为弘扬妈祖文化、发展南音事业等建言献策，把人生过成了永远滚烫而灿烂的“青春进行时”。

在《思考》一书中，有对实施“乡音工程”、构建内外一体化的新闻网络、报纸消息的现状及走向等当时热点的思考，也有《谷文昌的政绩观》《谷文昌与谁保持零距离》等对过往典型人物的再解读再致敬。

80岁时，他给一位读者回信：“80岁对人生来说，是个什么概念？是人生的终点呢，还是人生的拐点？我杜撰了一个名词，叫做‘80后’，不是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而是80岁以后的老人。人的一生，假如60岁是第一个拐点，那么60岁到80岁是又一个拐点，80岁以后则是第三个拐点。”

交谈中，他问记者：“你们最近在看什么书？”听到记者的回答后，他满意地点点头说：“对我们这个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我充满期待，充满希望。你们不能放弃学习。要多向书本学，多向历史学，多向群众学。为了闽报的荣光，你们要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