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洋茶商附属的横楼（制茶工坊）

坦洋村设立的厘金局纪念设施（1866年设立）

宁德县飞鸾卡旧址（1883年设立）

1872年起，俄国的阜昌、新泰和顺丰3家砖茶厂在福州南台附近设立机械制茶厂，砖茶制作规模较大，福州的鼓山鼓岭、闽侯及市区周边其他茶叶种植（所谓的“东路茶”）自身产量有限，无法直接满足福州港各洋行大量采购需要，其中也包括俄国砖茶厂制作的需要。

从总体上说，福州茶港在全盛时期更多是以整个中国南方茶区茶叶集散地的形式出现的。茶叶外销的需求推动福州周边茶叶种植发展迅速，北岭和周边的宁德县以及福宁府其他茶产县域的茶叶种植迅速扩大。

与福州关联密切的福宁府产茶历史悠久，福安、寿宁、周宁等5县都有茶产。李拔在《福宁府志·物产》专门载有福宁府的茶：“郡治俱有，佳者福鼎白琳、福安松罗，以宁德支提为最。”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修的《宁德县志·物产》也记载：“茶，西路各乡多有，支提尤佳。”

1851年，闽北建宁客商来到福安坦洋购茶，并将红茶制法传到坦洋。坦洋一带因地势缓和、丘陵纵横，适合茶叶栽种，另外坦洋村所处地域有溪流，行舟楫小船可走水运至赛岐港，陆路运输时代坦洋茶叶经白石可运往飞鸾岭。海运开通后，其对面的三都澳岛附近海域为天然良港，可走大船至福州马尾港，适合海运贸易。1899年，三都澳岛设立福海关，茶叶外贸为大宗。

坦洋一带茶叶商业种植相当成功，坦洋村茶商胡氏、施氏发明的工夫茶制作工艺，被誉为“坦洋工夫”，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1854年，郭尚宾在《桂香山记》中谈及坦洋“产茶美且多，有武夷之风，外邦称为‘小武夷’是也”，这是外销茶叶扩大之后武夷茶区外溢至闽东福安一带的明确证据。1866年，坦洋村设有厘金局（茶税局），福安茶类课税独辟一门，坦洋村成为闽东最大的茶叶加工基地。

降至19世纪60至80年代中期，福州茶叶出口迎来了景气期，福州被称为“世界茶港”，来自俄国洋行的砖茶及其红茶需求不仅是当时外商采购的主力，还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英商来福州采购茶叶下降的趋势，稳定了福州港的茶叶外销格局。当时福州作为外国通商口岸的经济要素聚合辐辏，福州茶港的集散中心功能充分发挥，对闽东茶叶种植制作的辐射力增强，从福宁府经宁德县飞鸾岭运往福州的茶叶被称为“北路茶”。

根据《宁德茶业志》记载：1881年，霞浦、柘荣、周宁、寿宁、政和以及浙江泰顺等地的茶叶均运送至坦洋村加工精制外销，年产茶5万余箱，产值大洋100多万元。坦洋遂成茶叶集散地，有茶行（庄）36家，人称“小福州”。福安茶叶出口量达7万余箱（4.2万担），是年为福安历史时期出口茶叶量最多的年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经三都澳出口的闽东茶叶达2736.7吨，闽东成为福建省的主要产茶区。

源源不断从北路、东路和西路（武夷茶区）而来的茶叶汇聚在福州，促进了茶砖贸易。1892年俄国在福州输出砖茶7900担，1893年增至81418担，1895年为103945担。19世纪90年代的中文史料直接记载了闽东“北路茶”与福州俄国商人制砖茶之间的业务往来。1893年10月17日，上海《申报》记载：“闽中出产以茶为大宗，近年来因洋商不顺畅，销茶景顿形减色。今年价值颇佳，现在北路每担十三四两，西路八九两之谱，尤其者有一种老婆片，往年产出无多，现经客贩极力搜刮，竟共有十余万担，为十数年来所未有。俄商顺丰、阜昌两行制造茶饼，专售此项茶片，每担四两左右，亦茶市中一番转机。”

上述材料中的背景就是英国洋行逐渐减少了对福州茶叶的采购，主要原因就是英国为夺取中国茶叶贸易之利，已经开始在英属印度殖民地种植茶叶，返销英国本土。因此《申报》所载来自福宁府等地的茶叶被俄国洋行顺丰、阜昌作为制造砖茶的原料，还有专门的名称“老婆片”，这种茶片每担能值银圆四两，当年的数量更有十余万担之多，这也是福州茶市在外销英国市场销量下降后，迎来了俄国市场的新机遇。

俄国的砖茶厂是当时福州地界上除福州船政局下属工厂之外，为数不多使用现代蒸汽动力的洋务企业。俄国洋行的资本也颇有规模。俄国的洋行与闽东的茶商形成资金往来的关系，当然也有业务的纠纷。《申报》（1908年1月7日）刊登了一条来自福州的消息，俄商阜昌洋行用于预购茶叶的资本被闽东福安、寿宁等地茶商拖欠。当时的《申报》转译《字林报》的一则文章《究追俄商资本》，“俄商阜昌行向在南台开设砖茶栈生理，各茶客往往向该商措本办茶。乃有田礑仁安茶栈苏某，又寿宁、福鼎、宁德各县茶客某某，先后措资办茶，均延不交货，由俄商禀请福防厅及洋务司传拘各茶客到案，查封产业抵债云”。

上述材料说明俄国商行在南台岛开设有专门的砖茶茶栈，茶栈就是大型仓储。来自寿宁、福鼎、宁德各县的茶客会先期向俄国商行申请预付，就像英美洋行来福州委托中介代理或者买办实施的“内地采购”制度。显然，这种预付行为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材料中反映的问题就是来自闽东的茶商延期不交货，俄国商人最后诉至政府，申请查封产业来抵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俄国商行在华经营茶叶与当地茶商的竞合关系。俄国商行在中国茶区直接制运茶叶，也揭示其对华经济渗透的加深，尤其是在中国的闽江中上游、长江腹地的汉口、九江都有俄商的直营茶厂。这两则中文史料直接记载下闽东茶商与俄国茶商之间复杂的业务往来关系。

1926年，前俄国的商务参赞鲍里斯·托加舍夫在中国商务印书馆以英文出版《中国：种茶的国度（China as a tea producer）》一书，该书以俄国在华茶务顾问的专业视角探讨了20世纪初期中国茶产业与外贸的状况，揭示越来越强的外茶竞争局势。在介绍福建茶区时，重点展示了福州、厦门和三都澳等种植或加工茶叶的集散地。在涉及闽东“北路茶”时，鲍里斯·托加舍夫介绍了福安、霞浦、宁德等产茶重点县，三都澳对福州而言是重要的次级茶叶市场——茶青及成品茶的重要来源地。即便在19世纪90年代福州茶外销开始消退之后，三都澳也拥有大量的茶叶贸易。三都澳年均出口量可达到10万担，主要出口红茶，“但同时也出口相当量的绿茶，在某些年份绿茶出口达到65000担”。这些绿茶和红茶在汇入福州茶市后，也有被俄国商人制成砖茶，运送至恰克图，再转运至俄国的亚洲部分（西伯利亚）。

作为福州茶港的种植加工腹地，闽东茶叶因其产量、精制加工的制茶工艺以及存在着活跃的茶商社群遗址遗存，成为“万里茶道”海路转向重要节点——福州的关联性支撑。如1879年，福安、寿宁等地茶商胡氏、吴氏参与重修起步岭的碑刻，说明以茶为业的闽东茶商在生意发达后捐资修筑起步岭至白鹤岭的道路以及周边的五福亭，碑刻中保留下来的福安的茶商商号有泰大来、福兴隆、泰和森、祥记、和记、万利等。众多茶商商号足见以福州为中心的茶港与“北路茶”之间形成“港口—腹地”的经济模式。

飞鸾岭碑刻附近还有福州将军、闽海关税务穆图善力主建立的飞鸾卡（茶卡）旧址。根据光绪九年（1883年）《京报》（第五百七十二号），飞鸾卡主要目的就是在“北路茶商进省必由之路”设立税卡，“遏五县要冲”，从而征收茶叶渡税，当时的政策是“每担征银一钱”。飞鸾卡目前保存完好，是清代地方政府护茶商、征茶税的重要实物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带头捐资的福安胡氏以商号泰大来名义捐“番”陆拾元。“番”为“番银”，一般为西班牙银币（墨西哥独立后，来自美洲的银币一般称为英银、英洋或墨银）。上述碑刻反映出闽地先民以诸山之获，辗转交换源自美洲的白银，这种以茶易银的山海大交换既是福建诸多茶商发家致富之生计，也体现着晚清以降福建主动或被动卷入全球贸易体系的重要经济营生。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全球茶叶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