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前左二）等抵延安时受到各界热烈欢迎。 （资料图片）

东南网9月9日报道（福建日报记者 吴洪）

秋日的午后，记者走进位于厦门集美的陈嘉庚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3米高的汉白玉雕像，雕像两侧水晶玻璃熔铸而成的立柱以“陈嘉庚花”为基底，立柱上的“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八个大字，既充分肯定了陈嘉庚对国家和社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也展现了陈嘉庚作为一位爱国华侨领袖、杰出教育家的光辉形象。

1874年，陈嘉庚出生于集美，17岁时赴新加坡随父经商，虽“久居南洋”，却始终“心怀祖国，希图报效”。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在那个风雨如晦、国难当头的年代，他动员海外侨胞，凝聚海外赤子之心：一笔笔捐款侨资如血液般输向祖国，一批批医疗物资、武器装备穿越烽火抵达战场，一个个侨胞青年回国投身抗战事业……

倾囊相助 聚力八方

“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能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前方之炮火一日不能止，则后方之刍粟一日不能停。”这是1938年10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以下简称“南侨总会”）成立时，担任主席的陈嘉庚向海外华侨发出的呼吁。

倾囊相助、纾难救国，是陈嘉庚爱乡爱国情怀的生动写照。华侨博物院研究服务部主任蔡青梅介绍，南侨总会的成立是“南洋华人抗日运动的新纪元”，这是800万南洋各地华侨第一次不分地域帮派、不分政治倾向、不分阶层团结起来的抗日救国大团体，陈嘉庚成为团结千万侨胞、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南洋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

除了经济支持，南洋华侨还向国内捐献了包括药品、车辆、服装以及飞机、坦克、枪械等紧缺的战时物资，极大地缓解了战时物资上的燃眉之急。当时国内路上跑的许多卡车、救护车都是他们捐献的，不少车辆上都印有“××华侨号”等字样。据统计，这些巨额款项80%来自南洋华侨的辛苦钱。在当时国际援助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这些华侨捐款、购买公债以及侨汇成为国民政府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是支持抗战的重要财政支柱。

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42年，南洋华侨为抗战汇回的款项高达50亿元。此外，华侨捐献的217架飞机、27辆坦克、1000多辆救护车、数百辆运输卡车及其他车辆中，大部分也为南洋华侨所捐。

输送机工 支援补给

1938年10月以后，中国东南的海路交通均被日军切断，从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新开辟的1146.1公里滇缅公路，成为运输国际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是抗战运输的“生命线”。

然而，滇缅公路建成后，急需大量的汽车驾驶员和修车技术人员（简称“机工”）。国民军事委员西南运输处请南侨总会代为招募熟练的汽车驾驶员及修车机工回国，以解燃眉之急。

陈嘉庚接函后，立即召开大会，并发出了《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的第六号通告，呼吁“凡吾侨具此技能之一，志愿回国以尽其国民天职者，可向各地华侨筹赈会或分支各会接洽”。随后，他还向东南亚各地筹赈会发送协助招募信函，并亲自上阵动员华侨机工回国服务。

据统计，由南侨总会组织回国的南侨机工共计3200多名，其中既有富家子弟，也有普通民众。在抗战危急时刻，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这些热血归国华侨青年驾驶卡车穿越枪林弹雨，抢运军需物资、抢修运输车辆，为抗战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

由于滇缅公路条件差，南侨机工不仅面临着驾驶艰难、缺医少药、休息条件差等现实困境，还要面对瘴气肆虐、敌机滥炸的生命威胁。

心系南侨机工的陈嘉庚组织南侨总会，向南侨机工们赠送了蚊帐、毛毯、工作服、卫生衣、运动鞋等日用品及药品。同时，派出常驻代表，根据实地考察及反馈向国民军事委员西南运输处提出增设停车站、机工宿舍、医疗站和停车场等要求，并设立了汇兑处，以便侨工汇寄款项给南洋家人。1940年，花甲之年的陈嘉庚还两次率团来到滇缅公路慰问南侨机工，鼓舞华侨抗战士气。

正是在以陈嘉庚为首的南侨总会带领和支持下，南侨机工克服了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地向一线战场运送了45万吨的军需物资，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有1000余人为祖国的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历史不能遗忘！这条由侨胞血肉筑就的抗战‘生命线’，是海外侨胞勠力同心、共御外侮的见证。”陈嘉庚纪念馆研究中心馆员李冰洋表示，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今年陈嘉庚纪念馆推出“烽火侨心——陈嘉庚与南侨机工”图片展，生动地展示华侨史上的这一爱国壮举。

不惧威胁 坚定发声

“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

“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威胁，陈嘉庚毫不畏惧、坚定发声，一方面为中国抗战之路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也为强国兴国之路寻找方向。

民族存亡之际，如何让世界听见中国的声音？海外华文媒体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是抗战力量的组织者。

1923年，陈嘉庚创办了华文报纸《南洋商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把《南洋商报》从午报改为早报，第一时间向新加坡、马来亚等地的读者报道中国战事，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又以《南洋商报》为阵地，持续发表文章和言论，宣传全民族抗日理念，发布抗战捐款倡议，号召华侨社会积极参与救国事业。在各种的社论和报道中，“团结华侨”“支持祖国”的口号不断被重复，这种舆论攻势迅速唤醒了南洋华侨的民族认同感。

南侨总会成立后不久的一天，一位辛亥革命元老约见陈嘉庚，问他是否知道汪精卫一直主张和日本言和。随后，陈嘉庚又在报纸上看到一则路透社发的电讯，题为“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心中警铃大作，他与汪曾是朋友，他立即发电报告诫汪，勿效仿秦桧成为千古罪人。然而，汪精卫仍一意孤行。

1938年10月，重庆召开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汪精卫本想在这次会上通过一些有利于言和的议案。关键时刻，陈嘉庚以华侨参政员的身份发来著名的电报提案：“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最后，陈嘉庚的提案获得通过，汪精卫成了众矢之的。

陈嘉庚的提案像闪电，刺破了浓云密雾，给中国抗战带来了曙光，而他探索强国兴国之路的步伐也从未停止。

1913年在集美办学后，1919年5月，陈嘉庚又回到故乡筹办厦门大学。他在演讲中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

陈嘉庚坚信，教育是立国之本。即便20世纪30年代公司遭遇经营困境，有外国财团提出“停止办学就资助其企业”，陈嘉庚也断然拒绝，宁可变卖家人居住的别墅，也要支持厦门大学。

对于中国的命运前途，陈嘉庚曾寄希望于国民政府。然而，实地探访了祖国大地后，他明辨是非，作出了新的抉择。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陈嘉庚回国慰劳前方抗日将士。在重庆，国民政府特地拨了8万元作“欢迎筹备费”，蒋介石大摆宴席招待他。陈嘉庚的心情却很沉重：国难当头，竟如此奢侈？中国的希望到底在哪里？

带着这样的疑问，陈嘉庚不顾蒋介石的极力反对，风尘仆仆地来到延安。在延安的窑洞前，毛泽东请陈嘉庚吃饭，一张坑坑洼洼的小石桌上，只有土豆、白菜，还有一盆清炖鸡肉，却是军民同心、共同劳作，自己种养的。

陈嘉庚感慨万千，国民党的达官显贵纸醉金迷、奢靡腐败，而共产党却根植百姓、艰苦奋斗，这深深触动了他的心。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自此，他将目光投向了共产党，随着与共产党人的交往逐渐深入，彼此的友谊也越来越深。

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日军在东南亚地区更加疯狂，他们发出重金悬赏，要擒拿陈嘉庚。已经68岁高龄的陈嘉庚四处躲藏，随身还准备好了一瓶氰化钾。他说：“如果我不幸被捕了，日本人肯定会强迫我，利用我的势力把我当成傀儡，我早就做好准备了……”

生死无所惧，唯有丹心照河山。1961年临终之际，陈嘉庚说出三个遗愿，没有一个涉及家人与后代。他说，第一，死后希望安葬在厦门的集美；第二，希望大陆能尽早统一台湾；第三，无论如何集美学校一定要办下去。

陈嘉庚先生，这位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爱国侨领，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与奉献。

记者手记

传承嘉庚精神 凝聚时代力量

福建日报记者 吴洪

厦门集美是陈嘉庚的出生地与归宿地。嘉庚体育馆、诚毅大街、嘉庚艺术中心、诚毅科技探索中心……走在集美的大街小巷，处处都可以看到陈嘉庚留存的印迹，感受到人们对陈嘉庚的缅怀和对嘉庚精神的传承。

陈嘉庚的一生，是四海聚星火、丹心照河山的一生。他以倾囊之力，凝聚起南洋华侨的磅礴力量，为抗战捐资捐物；他以民族大义，输送着希望与力量，让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畅通无阻；他以无畏勇气，在舆论场上坚定发声，誓死不屈、抗战到底；他以如炬目光，坚守教育救国之路，照亮民族的未来；他作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历史抉择，体现了远见卓识；他无惧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展现了一位华侨领袖的铮铮铁骨……

嘉庚精神饱含的精神内核，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陈嘉庚纪念馆的基本陈列里，有一个展区叫“在陈嘉庚身边——嘉庚现象 诚毅同行”，专门介绍深受陈嘉庚感染和影响的一批海外华侨，如李光前、黄长水、王源兴等人，他们成为“嘉庚精神”的追随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时光荏苒，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更应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我们应以陈嘉庚等老一辈爱国华侨为楷模，将爱国爱乡、无私奉献、诚信果毅、勤劳俭朴、革故鼎新的嘉庚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让他的精神，如山河长存、激励后人，凝聚时代力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